内容提要伊格尔顿首先批判了那种将文化实体化的唯文化论，认为它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本质主义甚至形而上学;现代人将身体视为意志任意操纵的对象，这种思想表面上凸显了人的自由，可实质上是一种唯意志论，伊格尔顿设想的唯物主义伦理学，其前提正是质料与形式密不可分的身体;伊格尔顿的身体美学观念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这是可以解释的，他认为现代艺术观念是一种世俗化的神学，所谓的神终究是某种纯粹的、无质料的形式，而现实世界中的艺术和身体一样，都必须同时关切质料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伊格尔顿还讨论了艺术与人类实践当中蕴含的自由问题，毁灭自我与他人的身体在恐怖袭击中被视为自由艺术的材料、自由意志的工具，这类行动背后体现出来的特定逻辑值得美学、伦理学甚至政治学共同反思。
关键词伊格尔顿身体美学身体政治文化批评
〔中图分类号〕I01;J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1-0086-10
众所周知，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有一个文化批评家的身份，继《后现代主义幻象》（1996）、《文化的观念》（2000）以及《理论之后》（2003）出版以来，他从来没有间断对文化问题的关注，近年连续出版了《文化与上帝之死》（2014）、《文化》（2016）和《唯物主义》（2017），引起批评界的热烈关注。但由于伊格尔顿近十余年来讨论的话题十分宽泛，很多人不免心生疑惑，在伊格尔顿上述著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关键词可用来清晰把握他的文化或者美学思想脉络？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身体”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将从伊格尔顿上述著作出发，结合其在《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14）上发表的期刊文章，对其十余年来以身体为关键词的文化与美学观念进行一次梳理与批判。
一、唯文化论：另一种本质主义
当今流行的“唯文化论”被伊格尔顿称为文化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一种基础性存在，人们必须尊重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多元性、差异性、混合性，人们既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文化的样式及其现状，相互之间予以尊重，不从自己的文化立场去评价对方，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各行其是，这样才是政治正确，比如我们要去理解“比人尊贵的牛”“被乱石砸死的幽会男女”“壮阳补肾的穿山甲”……如此等等，这些范畴不过是隶属于不同的文化而已。
但我们发现，这种观念更像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本质主义甚至形而上学思维。它用文化代替了此前被称之为“基础”或者“本质”的东西：此前我们生活的基础要么是信仰（比如神），要么是理性、阶级、经济基础，甚至语言、无意识、性本能之类的范畴，但现在这个基础性的范畴被转换成了“文化”。若按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严格地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句话应当出自黑格尔：“他（指亚里士多德）的出发点乃是把人的定义规定为政治的动物、具有理性的动物”，见其《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62页。亚里士多德的本意可参见其《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85页。相应地，现代人就成了文化的动物。文化如今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既包括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也把我们的认识对象、实践对象包括了进来，如果我们去强调文化产物的精神属性，那么我们往往会从美学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文化，将其与艺术、与精英文化结合起来;而如果我们强调文化产物的物质属性，我们会选择人类学的立场，进而将文化与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结合起来——所以在现代意义上，文化几乎意味着某种“总体性”。
文化于是被实体化了。正因为如此，那个更基础的、更具备前提性质的“自然”（Nature）被我们渐渐忽略，除非地震、海啸、超级病毒、小行星撞地球之类的事件发生，除非身为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否则，在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作为统治型意识形态的今天，绝大多数人并不大愿意去认真思考这个早已被推搡到康德“本体”或者拉康“真实界”的东西，因为那个深不可测的大写的自然（Nature）是无法思考的，专注于它会陷入形而上学。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能把握的是小写的自然（nature），后者才是可操纵的，它有规律可循，是知识的对象，“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决不是什么幻想，相反，人类具备无限的潜能可以利用并改造那个可以服务于人类的“自然”。对于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思想而言，放着光鲜亮丽的此岸世俗生活不去体验，反而去思考那些仿佛处于彼岸的形而上学问题，简直是浪费光阴，也违背了启蒙宗旨，会让人变得非理性。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自然是人的利用对象，这种文化高于自然的想法源于启蒙，正应验了康德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自然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类这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后者拥有足够的适应性与技巧，关键在于“他的存在在自身中就具有最高的目的，他能够尽自己所能使整个自然都服从这个最高目的，至少他可以坚持不违背这个最高目的而屈从于自然的任何影响……人就是创造的终极目的……整个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隶属于这个终极目的的。”[德]康德：《判断力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4页。正是康德教会了我们，要学会把握并控制自然，自然与我们人类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启蒙要求我们发现人类自身的意义，而不是按自然神论的观念，让涵盖一切的神把人的价值消解掉。在康德之后的200年时间里，现代人在“文化高于自然”的道路上似乎走得太远，我们竟然打算逃脱自然的束缚，让理性成为欲望和意志和工具。尽管在20世纪，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强烈批判了启蒙本身的极权主义性格，但人对自然的优先权、人对世界的统治权，直至如今也没有发生彻底改变，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生态美学”关系仍然是我们一直呼吁的理想。
文化是人类最高级的产品，如今人类所面对的世界不可能是纯粹的、物质的世界，而是被我们“文本化”之后的世界，换句话说，人类面对的自然现在已经是“文化化”了的自然。这种“文化的观念”在当前产生了哪些变体？伊格尔顿在《文化》《文化与上帝之死》《文化的观念》《理论之后》几部著作当中从不同的层面讨论了相关问题。他借鉴了弗洛姆的观点，认为当今的文化已经是一种“社会无意识”（Social Unconscious），“人们的很多信念都处在某种不完全成熟的状态当中，比如本能、偏见、虔诚、情感、快要成熟的意见以及一些自然而然的假设，这个巨硕的地基支撑着我们的日常行动，我们很少会对它进行质疑。事实上，这些假设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除非遭遇了生活方式的重大变故，我们才有可能对它们进行重新考察。”Eagleton Terry， Culture， Yale UP， 2016， p.49.所谓的“本质主义”是我们进行思考的基础，是一种类似于信念（belief）的東西，“社会无意识”意味着每个社会人很难去反思根本性的问题。但在伊格尔顿看来，任何未经反思的问题都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前提。本能、偏见、情感之类的范畴，决不能任意地主导我们的思维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