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目前哲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不但严重制约着我们在哲学领域的探索和对哲学真理的追求，更在青年学生学习研究哲学问题的过程中摆了迷魂阵，指了错方向。对于学习哲学的青年来说，要想真正学好哲学，则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即：用包容融合的态度去学习各种流派，深刻领悟各种哲学思想；打破权威因素的脚镣，坚持深度纯粹的研究方法；避免客观上因为不同民族和社会间文化差异导致的哲学研究和传播过程中的失真，与此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因主观因素的干扰而导致的对哲学概念的解读错误和理解偏差。
[关键词]哲学研究方法；深度纯粹化；文化差异
一、多元包融性的研究方法
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翻译出版很多西方哲学著作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这片有着古老文化和哲学体系的沃土上一刻也没有停止它的生根发芽。1915年北大开设西洋哲学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大学校开设西方哲学课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追求真理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挖掘，近年来已经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但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融通的意识理念，更把片面研究某一个领域，只切入某一哲学领域，刻意忽视或者摒弃不熟悉，不认同，不喜好的理论形式当做一种时尚，这种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它导致我们思维的碎片化，使我们站在一个狭窄的领域而不能站在一个较高的高度来看到整个问题的全貌。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一直是中华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形态，因此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不了解西方哲学，也不屑于去涉猎相关西方哲学的一些领域;而因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阶级性，革命性，批判性从而使一些研究西方哲学学者片面以研究哲学应该“去政治化”为理由，不愿意去丰富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固守不合时宜的理论阵地，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实践性，不愿意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华来扩展自己的哲学视域，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 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如果只知一种学术，是值得检讨的。事实上，学者们“偏食”的情况正是造成许多理论上的偏颇甚至盲点的根本原因。而对于已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而言，其生活世界与生命经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所反映的生活世界及其生命经验在同一个时空中交织在一起，使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不再单一和均质，而是充满了异质性、丰富性与复杂性，[1]这就使得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简单的传承，西方哲学简单的“拿来”和马克思主义简单的“教条化”都不可能满足和应付当前这种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的异质性，丰富性，复杂性。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取的：清末传统中国哲学趋于守旧而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新的社会存在的变化而显出老态，各种思想不断激烈交锋；新文化运动西方哲学简单“拿来主义”—— 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哲学学界也只知向西方哲学偏面地学习概念逻辑法和传统哲学观，没有充分吸收后黑格尔的新思潮。其结果就近乎引狼入室，将自家的思想元气摧折殆尽。[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各种曲折都生动地体现着这一点，这就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倾向和文化产品的产生必须能够试着满足这种异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我们看来，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哲学形态虽然表现各异，但同作为“哲学”，它们都是以一种理性的形式所表达着对于人的生命本性的自我理解和自觉意识，都内在地蕴含和表达着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反思以及其通过这种反思所形成的信念[3]。但由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长期为西方所把持，价值观的高地始终为西方所占据，世界哲学领域画板的主色调缺乏中国特色色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我们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研究不但关系着我们自身的发展，肩负着满足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使命，更关系着中国总体实力的竞争，肩负着走向世界去争夺更多哲学话语权和占领意识形态高地的使命。因此，着眼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复兴，着眼于人类新的多样而又统一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样式的建构，作为对话主体的各方，首先应当树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和宽广的学术视野，最大限度地超越学科之间的界限，将各种学术思想都作为自己需要掌握和消化的资源，而不是反过来把自己变成某一学科或学术思想的人格化身，只充当特定学术的阐述者和辩护者。其实，国内有些学者由于少有门户之见，掌握多种学术资源，能够出入各种学术理论，并不存在学术对话的严重障碍。。因而，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方学者要真正具备对话的可靠前提和资质，都应当尽可能地掌握这三种学术甚至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源，并在自己的思想中设定对话的场境，让各种学术理论进行辨析驳难，而学者自己则一身二任，既为其代言，又为之评判，使道理上的是非曲直得以澄清，理论上的融通创新得以实现。[4]
而只有当理论上的融通得以实现，我们才是真正的掌握了正确的哲学研究方法的核心要领，才能真正领悟哲学精粹，触摸哲学本质，才是真正追求真理的最基本的科学态度和基础的正确方法。
二、深度纯粹化的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还必须坚持深度纯粹化的研究方法，真正做好三个避免：
（一）避免研究中迎合权威。
应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研究中为迎合权威而进行的机械切割和曲解。 深度纯粹化的研究首先就是要摒弃和排除政治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只有当学术达到自由发展状态，学术才能真正的舒展和自由呼吸。纯粹化的研究即是去掉任何束缚和外在的桎梏枷锁，让各种理论以一种自由的状态生生灭灭，用“自然选择”的方法来达到学术的“新陈代谢”和“优胜劣汰”。北大的蔡元培先生曾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新学，并且给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一席之地，这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使得五四时期的北大一扫过去腐败的校风，造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众家学说竞相争长，新思想新思潮应运而生。这种学术思想自由的原则，使北大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开创了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一代新风，具有借鉴作用的是它所蕴涵的对发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即：学术的“纯粹化”、“自由化”发展。这一办学思想反映了对学术与政治关系上的正确处理。蔡元培把学术和政治作了严格区分，反对用政治干涉学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思想，允许学术研究的自由。这种对学术与政治二者关系的正确处理，既体现了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发展学术的客观要求。[5]当政治的因素介入学术研究领域，很容易导致的结果是，学术研究中为了迎合权威而对学术进行机械的切割和曲解，以附和主流为时尚事实上是一种学术的“阳痿”，这种“应声虫”一样的流行病在当今屡见不鲜，也正是导致大量学术垃圾产生的重要来源。历史上，人们也曾用“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的简单框架来勾画中西哲学的演化图景，用“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腐朽没落阶级的哲学”与“先进阶级的哲学”等抽象的两极对立模式来给中西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盖棺定论”，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几大板块来理解诠释全部哲学，并把中西哲学丰富的思想内容都人为地塞进其中，如此等等。[6]这种机械式的操作毫无疑问是完全背离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的野蛮式研究方法，这种野蛮地切割和强行拆分和导致了对哲学肤浅地任意曲解以及把内涵丰富的哲学单调化的倾向，使我们把哲学简单地变成了“政治小词典”，而笔者认为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在于作为政治的“婢女”，而在于探索真理本身。
（二）避免传播中失真。
应尽最大努力避免哲学传播过程中因客观文化差异，语言符号的不同而产生的变相模糊化，破碎化，扭曲化。马克思曾言：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体现在哲学之中，但不同民族和社会对这种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领会总是与其特殊的生存环境、生存历史与生存命运内在关联在一起的，海德格尔曾言，在对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即“存在”意义的追问中包含着西方的精神命运，哲学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生发最内在的共振谐响”，因此任何一个民族和社会都会形成自己特定的哲学思想体系，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性格和一个社会的本质核心，他不可避免地产生完全有区别于别的民族与社会的哲学形态，展现出区别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特殊性”。因此在接受和理解外来哲学理念或思想时无可避免会用本民族本社会固有的哲学思想体系去感触和运思，这就客观上为我们使之理解别个民族或者社会哲学理念和思想原貌带来困难和挑战。这也就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功课来最大程度上将客观文化差异导致的哲学传播“误差”降到最低，这要求我们做好两点：首先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如果不知道别的民族和别的社会的文化元素，那恐怕准确对接将会是无稽之谈，而这关键的一步的确是而我们在传播过程中时常忽略的部分。我们总是在强调我们哲学研究的精耕细作而忽略掉“若没有好的翻译，即使最好的诗歌也不能被欣赏”的事实，导致我们很多时候不过是“自说自话”，而根本没有实现“有效对话”。相比较而言，知识和方法的“对话”是相对容易的，而文化上的“对话”则较为困难，然而如果不能实现文化层次的“对话”，不同哲学理论、思想的原貌“接收”和真实把握就是不可实现的，因为这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基础。其次，我们必须要找到能够让不同的哲学理念和思想实现“有效传播”的路径，即：我们需要用不同民族和社会能够理解的语言和习惯的思维模式，熟悉的文化元素对我们传播的哲学理念和思想进行“加工”和“微调”，这个“加工”和“微调”一定是在尊重哲学理念和思想的原始表达基础上的，否则一味迎合不同民族和社会的“口味”会让我们反而为了去追求达到更好的效果而误入歧途，矫枉过正。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最还终需要靠语言符号的准确转换和严密对接来完成。
（三）避免研究主体自身因素的干扰。
受研究主体价值观，世界观的不同而产生的有意、无意识倾向所造成的对哲学问题和研究客体的变异化及其价值意义上的矮化、抬高，以及忽视其本质内涵导致的解读错误和理解偏差。
价值信念的争执与对立，是最深层的、最尖锐的冲突，其中所贯注的是不同民族和文化最深刻的情感、想象与憧憬，因而它们的相遇，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激动与紧张。[7]哲学本身是科学，是客观存在的真理，但哲学研究者是有民族、有国别、有阶级性和不同价值取向和世界观的，这就使得不同的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会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之中，对哲学研究的客体本身进行有意无意的价值评价和意义取舍，而我们要做的，正是有意识地将这种研究主体人为性的干扰因素降到最低。因为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倾向性将导致研究结果最终都远离了客体原貌本身，不但为“有效解读”带来困难和麻烦也将为“有效对话”带来障碍和羁绊。而实现“有效解读”和“有效对话”乃是实现形成更高于原来固有理论水平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 贺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J].中国社会科学，2008，（5）.
[2] 张祥龙.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3] 贺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J].中国社会科学，2008，（5）.
[4] 张曙光. 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思想立足点——从哲学界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说起[J]. 哲学动态，2008，(3) .
[5] 梁柱. 谈谈"兼容并包"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EB/OL].人民网，2005-11-22.
[6] 贺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J].中国社会科学，2008，（5）.
[7] 贺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J].中国社会科学，2008，（5）.
[作者简介]李一览，硕士，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