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1-12-15
作者简介：
勾文增（1976—），男，吉林四平人，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
① 参见教育部《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
摘 要：国内长期以来认为科学与宗教是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两个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科学与宗教研究开始兴起，随着国内学术研究的进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学术界出现了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良性互动、宗教对科学具有积极影响的学术争鸣。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逐渐不再抽象地研究科学与宗教问题，而是具体考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复杂互动，并且就科学与宗教问题提出更为多元化的观点和见解。受制于当时国内科学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研究进展，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史学的进路。但从史学视域反思这一时期的科学与宗教研究，则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大多仍然存在着史学观念和史料学方面的明显缺陷。
关键词：科学与宗教；研究综述；史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2-0044-08
“科学与宗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研究领域，在中国国内的学科分类框架内，其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宗教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社会学、教育学（尤其是教育史）、传播学和科学技术史（包括农学史和医学史）等学科。①对于“科学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两类相对成熟的学术进路：史学进路和哲学进路，其中史学传统主要从宗教史、哲学史、教育史和科学史的视域加以展开；哲学传统主要从宗教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视域加以讨论。
一、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论文
发表：1980—2009
本文的研究样本，源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https://dlib.edu.cnki.net/kns50/）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2011）”。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将时限设定为1980—2009年，以“科学与宗教”或“宗教与科学”或“科学和宗教”或“宗教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共可检索到6575篇论文；其中1980—1989年749篇，1990—199年1591篇，2000—2009年4236篇。以“科学与宗教” “宗教与科学”“科学和宗教”“宗教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共可检索到706篇论文；其中1980—1989年59篇，1990—199年189篇，2000—2009年458篇。以“科学与信仰”“信仰与科学”或“科学和信仰”“信仰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共可检索到1100篇论文；其中1980—1989年48篇，1990—1999年199篇，2000—2009年853篇。以“科学与信仰”或“信仰与科学”或“科学和信仰”或“信仰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共可检索到96以科学与信仰为主题的论文；其中1980—1989年2篇，1990—1999年12篇，2000—2009年82篇。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统计出，在1980—2009年的30年间，开始10年发表的科学与宗教论文大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0%，中间10年发表的大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25%，最后10年发表的大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65%。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论文和有关科学与宗教的论文，其数量比大约为1：9或1：10。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数据，1980—2009年有关科学与宗教的论文数量，约占数据库所有收录论文数量的2%，这一比例在30年间大体保持不变。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分别输入“科学与基督教”、“科学与新教”、“科学与基督教”、“科学与东正教”、“科学与佛教”、“科学与道教”、“科学与伊斯兰”和“科学与回教”，进行全文检索。对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可得出有关科学与基督教的论文、有关科学与佛教的论文、有关科学与道教的论文和有关科学与伊斯兰教的论文，其数量比例约为5：4：4：1。由于国内多数有关科学与宗教（泛指）的论文是以基督教
“基督教”一词在现代中文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内涵，狭义指基督教新教，广义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多个宗派。在本文中，“基督教”一词使用的是广义概念。
作为宗教范例的，使得有关科学与基督教的研究论文数量实际上远超出了有关科学与其他宗教的研究论文数量的总和。
二、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学术演进：1980—1989
1949—1979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在全社会范围内长期进行多渠道和多形式的无神论教育和宣传。在此期间，科学和宗教的关系被始终如一的确定为“对立”甚或“斗争”的关系，“真正的科学”
1949—1979年间，国内长期存在着批判“唯心主义科学”或“科学中的唯心主义”的科学批判运动。
被描述为是“唯物的”和“辩证的”科学，是不断证实辩证唯物主义正确性的科学；而各类宗教则一概被描述为“唯心的”“反动的”“封建的”或“帝国主义的”，其前景是彻底被“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科学与宗教”研究在国内几近空白，只翻译出版了若干由苏联学者撰写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所宣扬的观点都反复强调了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和“斗争”。
三、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有关科学与宗教的学术研究开始缓慢兴起，但这一时期的论文大多仍沿袭旧有的观点，强调历史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并着力“揭露”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佛教）在科学问题上的“反动”和“虚伪”。例如：或是认为近代天文学史中存在着“科学”与罗马教会“惊心动魄、曲折漫长”的斗争[1] ，或是认为佛教经常采用“貌似科学的虚伪姿态”，“造谣和说谎的本领是无出其右的”[2]。有所不同的是，当时论及阿拉伯科学史的论文，则认为中世纪伊斯兰教对阿拉伯科学具有历史贡献，并批判了西方对阿拉伯-伊斯兰科学的“剽窃”和“贬低”。[3]但在具体评价中世纪阿拉伯科学家时，这些论文仍将他们描述成为“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较少提及伊斯兰教对其科学活动的具体影响。[4]
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和传播，是当代科学与宗教研究的一个经典个案。进化论在国内通常被描述为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的科学基础，也曾长期被认为是科学与宗教、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焦点领域之一。1982年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协在北京联合举行了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大型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及了当时欧美地区有关进化论与创世论的论战，认为这是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科学与宗教”的“斗争”。[5]有多篇论文从科学与宗教的视角，讨论了达尔文进化论产生和传播的问题。有文章认为进化论和神创论在中国也曾存在过激烈的斗争，而教会则是中国进化论研究和传播的障碍。[6]也有文章虽然提及了进化论发表以后英国科学界对其的诸多质疑和批评，但认为这些学术意见是“偏见、谩骂和诽谤”，并将其归咎为英国宗教界对进化论的强烈反对。[7] 这些文章在当时都从不同层面强化了科学与宗教“对立论”的观点。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调整，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中西科技交流史的研究，其中涉及到了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科学活动问题。当时，相关论文大多只讨论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所进行的科技交流活动，并严格将他们与后来从事“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来华传教士划清界限。[8]这些论文在肯定来华耶稣会士科学活动的同时，仍在“科学与宗教”问题上继续保持对基督教的历史鞭挞，谴责基督教对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的扼杀，甚至引证恩格斯的著作，认为欧洲的科学思想在18世纪仍然落后于古代希腊。[9]此后，又有多位学者发表了对中西科技交流史中重要历史人物徐光启的研究论文，但在高度称赞徐光启科学成就的同时，几乎不提及其个人的宗教信仰，并倾向于通过褒扬徐光启来贬抑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影响。[10]此间，也有部分文章提及了近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科学传播活动，但大多对传教士的“主观动机”进行了激烈批判。[11]有关中西科技交流史的研究，在客观上突破了旧有的“对立论”，特别是突破了长期以来广泛宣传的科学与宗教泾渭分明的传统观点，从而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对科学与宗教问题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