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伊斯兰教和清真寺的发展轨迹，认为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朝夕“叩拜（真主）之地”、表达内在信仰与完成“五功”的实践场所和伊斯兰教合法存在的标志，也是穆斯林宗教认同的物质文化符号，它在传播伊斯兰思想、弘扬伊斯兰文化及构建穆斯林社区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关 键 词：清真寺;穆斯林;宗教认同
作者简介：沙宗平，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3－0068－06中图分类号：G371文献标识码：A
清真寺是伊斯兰世界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在穆斯林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从先知穆罕默德（约公元570～632）时代的麦地那公社（Ummah，“乌玛”，公元622～632），到近代巴基斯坦建国之父阿里·真纳（1876～1948）的“两个民族”理论，穆斯林的宗教认同符号始终是一以贯之的。如果说清真寺是“穆斯林之家”，那么每个穆斯林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客观存在的基本标志，穆斯林围寺而居形成了一个个穆斯林社区，这些社区又继续“型塑”着下一代穆斯林的宗教情感并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古兰经》是穆斯林宗教认同的价值基础，清真寺则是穆斯林宗教认同的外在标记——物质文化符号。
一、清真寺的创立标志着伊斯兰教得到社会的承认
首先，清真寺是伊斯兰教身份合法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清真寺是阿拉伯文“Masjid”（麦斯吉德）的音译，意为“跪拜处”、“叩拜之地”，即“礼拜真主安拉之地”。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时期（约公元609～622），无论是“秘密传教”（约公元609～612），还是“公开传教”（公元612～622），始终遭到麦加统治阶层——信奉传统多神教的古莱什主流社会的排挤，一直未能建立伊斯兰教独立的清真寺。只是在“迁徙”（公元622）(注：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9月24日到达麦地那，17年之后，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634～656）以“迁徙”之年的阿拉伯太阴历元旦（公元622年7月16日）为伊斯兰教历岁首。)途中摆脱麦加多神教徒的统治后，才在库巴临时建立了一座简易清真寺。[1]86穆罕默德时期正式建立的第一座清真寺应是今天的麦地那先知寺。该寺建于伊斯兰教历元年（公元622），原为两个孤儿的椰枣场，内有多神教徒的坟墓，穆圣出资购买后修建成清真寺。[1]93该寺一人多高，石砌地基，土块垒墙，石子铺地，以椰枣树干为梁柱，以椰枣树枝为屋顶，有三个门，初建时以北方的耶路撒冷大寺为礼拜方向（Giblah，朝向），16个月后改“朝向”为麦加“天房”（baitu al-Allah）——“克尔白”。[1]107先知寺有一个露天的院子和用土坯砌成的围墙，穆圣先用一棵枣树的根部作讲台（minbar），站在上面对穆斯林讲道，后来换成了一个用怪柳木制成的、有三个台阶的小讲台。[2]301紧靠清真寺的是穆圣两位妻室赛乌黛和阿伊莎（公元614～678）各自的住房，这也许就是后来中东穆斯林形成“围寺而居”居住格局的根源。
先知寺的建立表明了穆罕默德的“身份”发生重大转变。正如美籍黎巴嫩学者希提（Philip K. Hitti）在《阿拉伯通史》中所说，迁徙(注：“迁徙”是阿拉伯文“al-Hijriyah”的意译，曾译为“黑嗤拉”、“黑吉拉”，一译“希志莱”，现多译为“希吉来”（或“希吉莱”）。)“是穆罕默德生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以一个被轻视的先知的身份，离开了诞生的地方，却以一个受敬仰的领袖身份，进入寄居的城市”[2]134。有学者指出，穆斯林“迁到麦地那后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履行宗教义务和施政的场所。穆罕默德将两个孤儿的草舍改建为清真寺，确立了宣礼制度。”[3]32当时，“该清真寺不仅成为穆斯林履行拜功、纪念安拉的场所，更重要的是穆罕默德召集全体穆斯林商讨处理各项事务、加强联系、增进团结的一个宗教事务与社会活动中心。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3]32
麦地那先知寺是伊斯兰教获得社会承认、穆斯林身份合法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伊斯兰教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次，清真寺在战争时期象征着穆斯林的政权
穆圣在公元632年去世后，伊斯兰教进入对外扩张的“四大哈里发时期”（公元632～661），统一阿拉伯半岛之后，伊斯兰教迅速向外扩张。阿拉伯穆斯林军队所到之处，皆修建单独的军事营地，且要在这些军营之内修建清真寺。如伊拉克的巴士拉清真寺（公元637）和库法清真寺（公元638），埃及弗斯塔特（旧开罗）的阿慕尔清真寺（公元642）以及突尼斯的盖赖旺（凯鲁万）清真寺(公元670～675)都建在阿拉伯军营内，皆由军队统帅下令修建，后由地方行政长官加以重修和扩建。巴士拉清真寺最初建在阿拉伯军冬季军营（后来的巴士拉城）中央的一块空地上，四周以芦苇作篱笆，由军队统帅欧特伯·伊本·盖兹旺下令修建，后由哈里发任命的地方长官艾卜·穆萨·艾什尔里重修。库法清真寺建在阿拉伯军队营地（后来的库法城）中央的一块方形空地上，由穆斯林将军赛耳德·伊本·艾比·瓦嘎斯下令修建，以芦苇作篱笆，后由伍麦叶王朝伊拉克总督齐雅德重修。埃及开罗的阿慕尔清真寺，由埃及征服者、穆斯林军队统帅阿慕尔·伊本·阿绥建于弗斯塔特营地内，后来他把努比亚基督教国王赠送的礼物当作讲台。 [2]303这一时期的清真寺建筑简朴，没有礼拜指向的“米海拉卜”（mihrāb，凹壁）和唤礼、望月用的“米宰奈”（mi’dhanah，尖塔）。
除以上建在军营里的清真寺外，还有一种利用皇宫或基督教堂等原有建筑物建成的清真寺。在征服古波斯国都泰西封后，赛耳德·伊本·艾比·瓦嘎斯就把波斯皇帝的穹窿大厅（Iwān）改作清真寺。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大教堂被哈里发韦立德一世（公元705～715）改建为清真寺，即伍麦叶清真寺（公元705）。而在希姆斯，阿拉伯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共享一个老教堂，作为礼拜独一神（安拉或上帝）之地。[2]304上述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战士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穆斯林协商施政、开展社会活动的权力中心。
清真寺有对外宣示主权、对内显示权威的功能。如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公元634～656）在穆斯林军占领耶路撒冷后，为满足耶路撒冷大主教的“立约投降”条件，亲往耶路撒冷受降，并在摩利亚山上修建了欧麦尔清真寺（公元638）。后来，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公元685～705）在原址修建了“磐石上的圆顶寺”[4]466（公元691～694），以超过圣陵教堂，并与当时落入政敌阿卜杜拉·伊本·左拜尔之手的麦加圣寺“克尔白”争夺朝觐者。[2]307另外，著名的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寺——“远寺”即“阿克萨清真寺”[4]1 5（位于耶路撒冷旧城东部），也由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修建（公元705），后由其子瓦立德一世完成（公元709）。该寺建在原圣殿教堂残存的墙基上，经过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嘎希尔（公元932～934）时期的大规模重修，气势雄伟。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后，该寺部分建筑改作教堂。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后，重建该寺，设精致木刻宣教台（公元1187）。西方史学家将该寺称之为地球上最豪华、最优美的建筑物和历史遗产。1948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后，拆毁该寺周围的建筑，并于1969年8月21日纵火将之焚毁。[4]16
希提曾指出，“从麦地那修建第一座简朴的清真寺，到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修建的两座壮丽的清真寺，相隔没有多少年。在这期间，伊斯兰教举行聚礼的清真大寺（jāmi）的发展过程就完成了。我们必须指出，清真大寺并不是专作礼拜之用的，还有其他的用途，既可以作公众集会的大厅，又可以作政治的论坛和教育的公所”。“叙利亚和埃及反对欧洲人政权的民族运动的爆发，主要是从清真寺星期五的聚礼开始的。”[2]311
最后，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中心
穆圣刚“迁徙”到麦地那时，先知寺尚未建立，聚礼的时间到了，穆圣率领穆斯林举行了首次聚礼，发表了演说。他说：“众人啊！你们要为末日做好准备。你们要做善功，行施舍。当你们离开自己财富死去时，将返回安拉御前。那时安拉将对你们说：‘我不是给你们派去了使者，赐给了你们财产吗？那么，你们做了哪些善功，做了哪些施舍呢？’那时，你们除了自己的善功外，将无任何可凭藉之物；你能够看到的，除火狱外，别无他物” [1]88。上述演讲中的劝诫——“多做善功、多行施舍，要信使者”，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这些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都是通过清真寺传达给普通穆斯林大众的。在麦地那的十年里，除短暂离开麦地那外，穆圣一直担任伊玛目，亲自率众礼拜，每周五发表聚礼演说（呼图白），他的演说犹如清澈的甘泉滋润着穆斯林大众的心灵。
公元632年5月，穆罕默德率穆斯林前往麦加清真寺举行“辞朝”，在阿拉法特山发表了著名的“辞朝演说”：
“众人哪！直到你们回到安拉御前为止，你们相互残杀伤命，相互侵占财产，均在严禁之列……除克尔白和渗渗泉的看管照例之外，蒙昧时代的习俗一律废止……
众人哪！对你们的妻子，你们有你们应尽的义务，你们的妻子对你们也有她们应尽的义务……
众人哪！穆民都是弟兄……在我之后，你们且勿叛教，勿成为互相残杀的异教徒。我把安拉的真经——‘古兰经’留给你们，牢记‘古兰经’，你们就不会误入歧途……”[1]265-268
“众人哪！你们信仰的是同一个真主，你们有着同一个祖先……阿拉伯人绝非比外人高贵，惟凭敬畏。”[4]116
穆圣最后以安拉的名义宣布了伊斯兰教的胜利：“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5]5：3
穆圣就是通过“朝觐”麦加清真大寺——“克尔白”（“天房”）的神圣仪式，向穆斯林大众再次宣讲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礼仪制度和社会原则，以及伊斯兰历法和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教法规定，提醒穆斯林加强团结，谨防内部分裂，提倡人类不分种族，一律平等。
公元632年6月，穆圣病重，不能领拜，于是命艾卜·伯克尔（公元632～634）为伊玛目，率众礼拜。人们把穆圣抬到先知寺，在感赞安拉之后，他对众人发表了最后的演说：
“众人哪！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你们的圣人去世……我要回到养主的御前去，你们也将在我之后回归那里。我离去后，我劝你们要善待早期的迁士(注：迁士（muhājir），指622年奉穆罕默德之命自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穆斯林，多为麦加人，他们为信仰自由，冒着生命危险，抛妻别子，背井离乡。)，也希望迁士们互敬互爱……向安拉挑战者必遭惨败，欺骗安拉者终将自欺。‘假若你们执政，你们会不会在地方上作恶，并断绝亲戚的关系呢？’”[5]47：22
“迁士们，你们要善待辅士(注：辅士（ansār），指麦地那穆斯林，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刻热情接纳来自麦加的穆斯林“迁士”，利用他们的财富和智慧全力辅助先知的传教事业，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迁士和辅士构成了穆斯林的中坚力量。)们……因为辅士们使你们分享了他们的产物，让你们住进了他们的房屋，他们尽管生活困难，但仍然节衣缩食，供养你们。如果哪一位迁士当上了辅士们的总督，那么他就应该宽恕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不要趾高气扬，高人一头。我先你们一步走了，你们也将跟着我去，我们将在天园会面。谁要想在末日来临时进入天园，他就应该在言行上远避邪恶。”[1] 285
这段《圣训》的主旨是，第一，人固有一死，人人都要回到养主的御前；第二，迁士和辅士要精诚团结；第三，迁士要善待辅士，宽恕辅士，不要趾高气扬；第四，后世惟善人得进天园。以上三、四两条就像是留给迁士和辅士们的政治遗嘱，这些关涉宗教教义与宗教政治的话语都是通过清真寺适时实地传达给穆斯林大众的。
可以说，伊斯兰教两大基本经典《古兰经》和《圣训》的传播大都是通过清真寺来完成的。
二、清真寺强化了穆斯林的宗教认同
在伊斯兰教迅猛发展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概念早已跨越单纯种族或民族的意义，正如希提所说“当波斯人、叙利亚人、科卜特人、柏柏尔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民群众皈依伊斯兰教，而且同阿拉比亚人通婚的时候，原来在阿拉比亚人和非阿拉比亚人之间的那堵高墙，坍塌了。穆斯林的民族出身，退居次要地位，穆罕默德的信徒都叫做阿拉伯人，不管他原来的民族是什么。此后，凡是信奉伊斯兰教，会说阿拉伯话、会写阿拉伯文的，个个都是阿拉伯人，不论他原来的民族成分如何” [2]278。希提在此为我们阐释了“宗教信仰”对于“民族认同”的双重作用：即一面解构原来的民族（种族或部族）认同（包括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血缘关系），一面构建新的宗教认同，并进而认为穆斯林也就是“阿拉伯人”。亦即，阿拉伯民族就是“宗教民族”，即以“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作为社会、政治、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与核心。(注：《古兰经》说：“信士们皆为教胞，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争，你们应当敬畏真主，以便你们蒙主的怜恤。”（49：10）“谁以真主和使者，以及信士为盟友，（谁是真主的党羽）；真主的党羽，确是优胜的。”（5：56）)
1.阿拉伯人、阿拉伯文化与穆斯林的宗教认同
阿拉伯政治家对于“阿拉伯人”的“政治认同”，是以居住地、语言、文化和历史为基础的，所谓语言、文化、历史可视为“宗教语言”（阿拉伯语）、“宗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宗教历史”（伊斯兰教历史），即“政治认同”离不开“宗教信仰”这一重要因素。如现代的一些阿拉伯首脑认为，“凡是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说我们的语言、受过我们文化的熏陶、并以我们的光荣而自豪者就是我们（阿拉伯人）之中的一员。”[6]3哈佛大学教授哈米顿·吉布（Hamilton Gibb）曾认为，“那些把穆罕默德传教的使命和阿拉伯王国的功绩看作历史的中心，并把阿拉伯语言和它的文化遗产看成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人，都是阿拉伯人。” [6]3吉布在此突出了“阿拉伯人”这一概念中的“宗教信仰”因素，初步揭示了阿拉伯人作为“宗教民族”的核心要素。
英国学者伯纳·路易认为，“阿拉伯人”(注：此处的“阿拉伯人”应该是阿拉伯文“Arabiya”（阿拉比亚）一词的翻译。“Arabiya”一词有“阿拉伯人”、“阿拉伯语”、“阿拉伯的”等含义，故也可以理解为“阿拉伯的（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指称阿拉伯北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后引伸为整个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向外扩张后，它专指说阿拉伯语且出身于阿拉伯血统的统治阶级。随着阿拉伯征服者与“阿拉伯化”的被征服者间相互融合，“阿拉伯人”这个词逐渐失去了它的民族含义，变成了一个只适用于游牧人民的社会名称。后来欧洲人把说阿拉伯语的各族人民当做一个民族或一群姊妹民族来看待，这些民族由共同的区域、语言、文化和争取政治独立的共同愿望构成。[6]11通过伯纳·路易对“阿拉伯人（阿拉比亚）”词义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阿拉伯”是指“操阿拉伯语的（穆斯林）”，“阿拉伯”的语言属性从属于宗教身份，即可以有“操波斯语的穆斯林”、“操突厥语的穆斯林”和“操汉语的穆斯林”等。这样，宗教身份居于核心地位，而语言属性、血缘关系、民族属性则退居次要地位。
阿拉伯文化是一种幅员辽阔、统一性强的区域文化，这种文化认同有时可超越具体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希提认为，“我们说‘阿拉伯医学’或‘阿拉伯哲学’或者‘阿拉伯数学’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只是用阿拉伯文写作的文献中所包罗的知识，著作人主要是生活于哈里发帝国的波斯人，或叙利亚人，或埃及人，或阿拉比亚人，无论他们是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或穆斯林，也无论他们写作的材料是取自希腊的，或亚美尼亚的，或印度－波斯的，或其他的来源。” [2]278希提此处强调的是，“阿拉伯的”可跨越具体的民族属性与宗教属性，而仅指以统一的阿拉伯帝国为基础的西亚北非这一广阔的区域文化。亦即，历史上所谓的“阿拉伯文化”，具有超越创造者的具体种族和宗教信仰属性的文化认同功能。同样，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伊斯兰民族，也具有超越信仰者自身的种族和文化属性的宗教认同功能。“中华民族”是中国56个民族的总称，同样具有超越具体种族属性与宗教属性的国家认同功能。
阿拉伯现代民族主义领袖、埃及已故总统纳赛尔在其《革命哲学》一书中宣称，埃及革命的长远目标是致力于“三个圈子”的大团结：一是阿拉伯圈，即阿拉伯大团结；二是非洲圈，即非洲的大团结（埃及在地理上属于非洲）；三是伊斯兰圈，即伊斯兰大团结。埃及的国家认同有三个要素：阿拉伯、非洲和伊斯兰，其中阿拉伯是核心。[7]444尽管如此，伊斯兰因素已最大限度地被“阿拉伯圈”所吸纳。基于上述诸位学者之观点，穆斯林在特定历史时期几乎等同于阿拉伯人，而宗教信仰及其实践场所——清真寺自然成为促进穆斯林宗教认同的重要媒介。
2．清真寺与穆斯林的宗教认同
希提说过，“要想举例说明穆斯林与其邻居之间的文化交流，恐怕再没有比清真寺更明白的例证了”[2]300。清真寺在推动伊斯兰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如此，在强化穆斯林宗教认同方面的功能亦然。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出现了所谓的“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中东国家曾长期处于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统治之下，构成帝国的一部分。而在阿拉伯帝国成立前，这些国家分属于各自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笔者认为，伊斯兰教在精神层面将上述国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而清真寺则是体现伊斯兰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推动穆斯林宗教认同的重要因素。
清真寺的基本功能是崇拜真主安拉。《古兰经》说：“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不要祈祷任何物。”[5]72：18《古兰经》又说：“阻止人入清真寺去念诵真主的尊名，且图谋拆毁清真寺者，有谁比他们还不义呢？”[5] 2：114对于“不义者”，《古兰经》的规定是严厉的：“你们当反抗他们，直到迫害消除，而宗教专为真主；如果他们停战，那末，除不义者外，你们绝不要侵犯任何人”[5]2：193。就是说，“不义者”如不加悔改，则一定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虽然现实中先知所建造的第一座清真寺是距离麦地那3公里处的“库巴清真寺”[4] 296，但《古兰经》强调：“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确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向导。”[5]3：96“天房”（直译为“安拉的房子”）就是原先多神教徒的朝觐地、后来成为伊斯兰教第一圣寺的麦加大清真寺——“克尔白”，前往“天房”朝觐的人们一直被当作“安拉的客人”而受到优待。《古兰经》说：“当时，我以天房为众人的归宿地和安宁地。”[5]2：125“天房”作为人们精神信仰的皈依地和获得身心安宁之地，自然成为广大穆斯林向往之地。“天房”作为伊斯兰教“第一圣寺”，是众多清真寺的代表。清真寺是加强穆斯林间团结和联系的精神纽带，是广大穆斯林的“精神家园”。《古兰经》特别指出：“还有一些人，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其目的是妨害和睦，加强不信，分离信士，并作为以前违抗真主及其使者的人的埋伏所。”[5]9：107对于上述旨在“分离信士”的清真寺，安拉命令先知穆罕默德“永远不要在那座清真寺里做礼拜”[5]9：108，并尖锐地指出：“除非他们的心碎了(注： 根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简明古兰经注》（阿拉伯文版），“心碎”指死亡，“游移”指怀疑、不信。)，他们所建筑的清真寺，将永远成为他们心中游移的根源。”[5]9：110一些穆斯林甚至认为，麦加清真大寺“天房”若被摧毁，“世界末日”将会来临。[8]109
清真寺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念、礼、斋、课、朝都离不开清真寺，尤其是周五的“主麻”（聚礼拜）、每年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等更是如此。穆斯林个体和群体的生活也与清真寺密切相关。婴儿出生后要来清真寺或请伊玛目去家里取“经名”； 学龄儿童一般在清真寺附属的小学（madrasah迈德拉萨）学习；新婚夫妇要请伊玛目念“伊嘎迈”（证婚辞）；穆斯林“无常”（亡故）后要送往清真寺安排后事和站“者那则”（殡礼拜）。对于穆斯林个人来说，“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都离不开清真寺及其教长——伊玛目。伊斯兰教不要求穆斯林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国家或其他义务，除非这些威胁到伊斯兰教信仰本身。例如，哈瓦利吉派和什叶派的历次暴动并非为了建立新的宗教信仰，而是反对现任政府社会政策层面的“不公正”和宗教实践层面的“不虔诚”，旨在“净化”伊斯兰教信仰和分享他们作为穆斯林所应具有的现实权利，这是耐人寻味的。
三、结语
詹金斯·理查德（Jenkins Richard）指出，“认同”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是同一性，即两者之间的相同；二是独特性，表现为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由此可见，“认同”揭示了“相似”（similarity）与“差别”（difference）的关系。“相似”与“差别”是认同的两个不同方面。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其实也就构成了与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的差别。[9]笔者认为，对于中东地区的穆斯林来说，宗教信仰（伊斯兰教）首先是他们身份认同的基础与核心。其次，伊斯兰教作为“世界宗教”又具有较强的普世性，可跨越种族、民族、国家、文化等障碍实现更广阔的文化传播，它并不要求穆斯林放弃对于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化或其他忠诚（以不妨碍伊斯兰教信仰为度），于是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边际线上形成许多“边际文化”（如波斯—伊斯兰文化、印度—伊斯兰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等）以及对于“边际文化”的认同。最后，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基本的外在形态，早已融入穆斯林的个体和群体生活之中，也就自然成为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简言之，伊斯兰教提供了穆斯林宗教认同的精神内核，清真寺则构建了穆斯林宗教认同的物质外壳。
[ 参考文献 ]
[1] 穆罕默德·胡泽里.穆罕默德传[M].秦德茂,田希宝,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2]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M].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王俊荣,冯今源.伊斯兰教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4] 宛耀宾.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5] 古兰经[M].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 伯纳·路易.历史上的阿拉伯人[M].马肇春,马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7] 李振中,王稼瑛.阿拉伯哲学史[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8] 穆罕默德·努勒·胡达·马存恩.伊斯兰教义大诠(上、中、下)[M].马广钧,秦洪光,吴建全,校.内部资料,2000.
[9] 周晓虹.认同:探讨社会分层的新视角[EB/OL].[2005－10－09].
https://book.sina.com.cn/nzt/fin/zhongguozhongchanjieceng/16.shtml.
Mosque and Muslims’ Religious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SHA Zongping
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Islam and mosqu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osque is not only a site for Muslims to pray to Allah day and night, to express their intrinsic beliefs and to practice the “Five Rituals”, a sign of Islamic legitimate existence , but also a material and cultural symbol of Muslim religious identity. Meanwhile, Mosque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spreading Islamic ideology, promoting Islamic culture and constructing the Muslim community.
Key Words：Mosque; Muslim; Religious Identity
（责任编辑：马丽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