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而远的瓦罕走廊

座座雪峰像一瓣瓣透着晶莹的莲花,恒久地散放着冷穆而高贵的光芒,让世俗的脚步和眼光永远难以抵至帕米尔高原。常人难以企及的瓦罕走廊,是这巨大的莲花瓣中隐秘而核心的所在,积淀着、散发着千年来混融几种文明后的巨大芬芳。然而,这些文明的芬芳却低调得被世人忽略。

内地、乌鲁木齐、喀什,三点之间,连起的不仅是万里的长旅,更是几种中国肌体内的文明。匆促行色之后,笔端之下是这几种文明的混杂。此处,想凸显的是伊斯兰文明。

走近沉睡状态中的帕米尔高原,伊斯兰文明的巨大影子,几乎没什么罅隙地罩在这片孤远之地。大半个冬天几乎没间断的落雪,像一曲曲没有间断的催眠之歌,每夜都催着帕米尔高原向深眠状态走去。从喀什前往中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心脏所在地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公共汽车在这种天气里也中断了。待在喀什的几天,每天都是去车站打听恢复通车的消息。在喀什公安局工作的弟弟也好心地提醒我:“即便是夏天,那里也常常有风雪埋路的事故发生,何况这个季节?”我执拗地站在喀什长途汽车站,一次次地理解着茫然无措、束手无策等词汇的含义。

转机出现了。那天,我从长途汽车站出来后到马路对面的一个市场上闲转,有塔吉克模样的人上来搭讪:“塔什库尔干的,去吗?”那声音让我眼睛一亮。两人发挥出各自最大的语言天赋,连比带画地交谈出的结果是,这个叫苏立坦的塔吉克人答应了带我前往塔什库尔干,但车费是平时的三倍。

第二天,和回族朋友苏立勇赶到苏立坦指定的地方,发现要去的不仅是我们,还有一对从高原深处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县的某个乡下来喀什拍结婚照的塔吉克新婚夫妇。苏立坦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这个季节上山,能多拉个人,就能多挣点。出喀什城前,苏立坦走到城郊一排平房前,带我们进去,一位慈祥而带威严的老人端坐在沙发上,接受完苏立坦和那对新婚夫妇的礼敬后,老人用我没听过的一种语言,念了起来。苏立坦告诉我,老人讲的是塔吉克语,他们尊称老人叫哈里凡,相当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所称呼的阿訇,是他们心中传承宗教、传播知识者,自然要受到敬重。每个塔吉克人出远门前,尤其是这种恶劣的天气里,要前去拜访哈里凡,请他祝福出门顺利。

出喀什不久,海拔开始抬升,路面的雪开始变厚。经过阿克陶、疏附两个县后,山势逐渐显现,沿途几乎看不见车辆和行人,整个帕米尔高原陷入深眠中。三菱车在这种路况上,也失去了平时的威风和霸道,像一只爬行的蜗牛,时间仿佛也被冻结了。

到了稍微平坦的路面上,苏立坦才放松了下来,用他有限的汉语给我说:“看,那边,慕士塔格!可以拍个照的嘛!”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那座当年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没能爬上去的“冰山之父”,威严地端坐在亚洲高处。

我问他,这么恶劣的路况和天气,塔什库尔干地区是不是就成了和外界不通的地方。

他脸上轻松地写满了微笑:“怎么会,我们是出门早,一会儿,就能看见来或去的车子了!”

果然,不一会儿,来往于这条路的车辆多了起来。苏立坦说:“路是死的嘛,人总是活的嘛!帕米尔高原困不住飞在天上的雄鹰,这么个路也困不住我们塔吉克人的,只是爷爷和爸爸们是赶着骆驼和骑马的,我们是开着车子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就这样被他轻松地表达了!

进入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路面平坦多了,路上的积雪对苏立坦这样的司机来说,似乎并不存在,仿佛回到了喀什大街的柏油马路上。到了一处被树木包围的村庄边,他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地方,我的家,在那里!”原来,著名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完成于此。许多和我一样的内地人,对塔吉克人的了解,就是通过这部电影完成的。

塔什库尔干就像一颗镶嵌在世界之巅的宝石,夹住这颗宝石的就是海拔八千六百一十一米的乔戈里峰和海拔七千五百四十六米的慕士塔格峰。它们像两个巨人伸出双手,怀抱着塔什库尔干。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县城和内地一个大点的村镇差不多,这个季节做生意的内地人全撤回去了,乡下那些寄宿的学生们放学了,经济实力好的当地人大多去他们在喀什买的房子“暖冬”去了。整个县城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千,给大街腾出了一片巨大的冷清。入住到当地的石头城宾馆,才发现宾馆里就我们两位客人。服务员告诉我:“一进冬季,这里就没有游客了,这些天来就见到你们两人!”

出县城往西而去,便是我的目的地——瓦罕走廊——一条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古老驿道。路途的遥远与难以企及,已经残酷地撕碎了我来这里前对它的诸多浪漫想象。

从人文历史的角度讲,这是一条文化走廊;但从地理学角度讲,这是一条被两边冷峻的雪山挤压成的一条不规则的高原峡谷;而从政治地缘学的角度审视,这里是四个国家交错的边地。整个走廊的平均海拔超过四千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人文走廊,全长约四百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长约一百公里。

玄奘西去东来的背影早已模糊,高仙芝的败绩早已走进史籍中不为人注意的角落,沙俄远征军夺走的国土已经在边防石碑的那端,冯其庸先生带人考察后认定的佛教传播进入中国的石碑赫然在目!另一个被忽略的历史截面出现了:伊斯兰教从陆路传入中国的原始界桩在哪儿?我的到来,是为了一种定位!

瓦罕走廊在中国境内能允许我行进的,其实不到一百公里。行进途中,苏立坦指着西边的一处雪山说,仅仅二十七公里外,那边就有塔利班分子。这一点就决定了这里几乎不见外人。

这是一片死寂与寒冷包围的地域。整个走廊里,偶尔有几户塔吉克人的房子,静静卧在冰雪中,剩下的便是茫茫的白,路上空无一人。我不由念叨起当年从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西行求佛至此的僧人法显。《佛国记》一书描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多少年过去了,这种景象依然存在。

这种空寂让我真怀疑这里是不是曾经迎来送往过帕米尔高原两端的不同文明,我只能一次次想象汉唐时期的瓦罕走廊盛景:一条顺畅的文明之河,输送着不同文明来往于帕米尔高原两侧。尤其想象着高仙芝战败后的瓦罕走廊;清代的瓦罕走廊,由于国势颓萎,一度被沙俄势力和英国军方觊觎,部分路段甚至被割据而出,这便形成今日的瓦罕走廊。一百多公里的路段,像个不规则的纽扣,将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四国的衣襟连在了一起。一只在此展翅而飞的雄鹰,头稍微一偏,眼神便会落在另一个国家。

这条走廊,更是一部中外边境变迁史的见证之地。

眼前再次浮现出大唐时代的一幅孤而远的图景:唐帝国在这里设置了有效的军事管理机构,它的远征军一度翻过瓦罕走廊进入到今天的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境内,并设置了军事机构。那时,整个帕米尔高原是纳入大唐帝国版图的。

一千多年前,任何一个像玄奘去天竺取经的内地来者,像高仙芝将军带领的兵士前去更遥远的地方驻防、作战者,到瓦罕走廊时,还是有着此乃国内的心理。然而,当阿拉伯战马驮负着波斯远征者抵达走廊那头时,冲突开始了。

公元713年,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向东远征到四千多公里处的怛逻斯,即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时,和大唐军队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交锋。当时,已经完全领受伊斯兰教的屈底波将军,统帅着东征的阿拉伯人穿越波斯高原,夺取了中亚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不久,他接到唐玄宗让使臣带去的一封信,希望他遣使长安,双方进行交流。屈底波傲慢地将信扔在了一边,向唐朝的使者挥起了他进行中亚征战的波斯弯刀,并将刀锋开始伸向帕米尔高原深处。屈底波的傲慢和对大唐帝国疆域的觊觎,挑战了大唐帝国的尊严,唐玄宗下令唐朝军队向西翻越帕米尔高原,志在夺回怛逻斯。

公元751年7月,瓦罕走廊的寂静被唐朝远征军的车马声打破。得到唐军进入帕米尔高原的消息,阿拉伯帝国驻巴士拉的东方总督艾布·穆斯林立即命部将塞义德·本·侯梅德带领数千人的先遣部队抢先驻守怛逻斯城中,为阿拉伯军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

唐朝军队攻城不克,统帅们没有觉察到一场看不见的危险正在逼近。以快速奔驶著称的阿拉伯战马驮着他们的主人很快集结到了怛逻斯另一侧,从背后袭击唐军。双方在怛逻斯河两岸展开了决战。高原反应、长途行军以及后勤保障跟不上,加上唐朝的葛逻禄部军队临阵叛变等原因,导致唐军失败。

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一万多名唐朝军人在怛逻斯战争中被俘。俘虏中,有一个叫杜环的随军书记官。他和其他被俘的唐朝军人跟随阿拉伯军队转战于中亚、西亚,并曾到地中海沿岸等地区游历、居住达十多年之久。阿拉伯人在清点俘虏时,惊奇地在被俘的一些军人身上发现了他们携带的纸张。随后,那些有造纸技术的工匠受命,不久就在撒马尔罕修建了大唐疆域之外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很快,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此通过阿拉伯人的力量外传。

怛逻斯之战后十一年,杜环由海路返回中国,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

瓦罕走廊千年来一直以高蹈的目光,肃穆地俯视着亚洲大地,洞察着东来西往的客商、僧侣和军队遍行于帕米尔高原。它就像一条血管,迎来或送往着北部亚洲之间的各种先进技艺、文化或文明。它们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或交错后,各自沿着命定的路向,抵达所在的归宿地。来自中国的儒家文明、印度的佛家文明、从西亚辗转而来的希腊文明、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高原迅疾而来的伊斯兰文明,就沿着这些血管,在瓦罕走廊汇聚、发散后,经过时间之手的缓慢酿造与加工,绘就了亚洲文明画卷中的重要一幅。

站在瓦罕走廊,我突然发现一个巧合:这里距离大唐帝国的国都长安和伊斯兰文明的圣地麦加几乎一样长,都在四千公里左右。从两个城市出发的两种文明,抵达这里时,改写亚洲文明史和宗教史的一幕出现了。

怛逻斯之战后,瓦罕走廊领受了军事的较量后,领受文化与宗教的较量。俄罗斯历史学家巴尔托里德这样认为:“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这两种文化究竟哪一种应当在河中(即中亚河中地区,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居统治地位的问题,就是由这次战役决定的。”

一场场残酷的厮杀后,大唐军队那猎猎飘扬于帕米尔高原的旗帜终被撕裂于阿拉伯弯刀之下。从亚洲西部而来的远征者,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和笑容,循着唐军败退的路向,穿越瓦罕走廊而来。跟在这场军事胜利背后的,是宗教的跟进。

怛逻斯之战后,改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使节、传教士开始前往中国。他们在帕米尔高原西侧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开始上路了。他们的目标是帕米尔高原东侧的中国。瓦罕走廊是他们要跨越的一道门槛,他们要穿越那道白雪之帘。

一个陌生的文明就这样悄然而至!像随风飘来的种子,逐渐落入泥土,慢慢生根。但这粒种子顽强而执着,跟随在波斯远征军的后面,像一个楔子,向瓦罕走廊以西的陌生地域、陌生国度、陌生人流努力地插入。与此同时,旧有的佛教文明与信仰败迹而遁。这种退却,持续于几百年间,持续于帕米尔高原之东的沙漠、戈壁、绿洲、平原。于是,念诵者的经声与存放信仰的清真寺,遍布于新疆乃至更为遥远的地方。

那粒陌生于唐朝的种子,沿着陆路进入中国的第一界桩,就是瓦罕走廊。然而,这个摆放于此的答案,一直没有人来这里找寻。站在冷清的路面上,看着远处冰冷的雪山,我问自己:找寻的意义,究竟何在?很快,这种追问被凌厉的高原风吹远!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民族文化艺术中心二楼的展厅里,我通过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依稀整理出塔吉克人的发展脉络。“塔吉克”一词为波斯语,意思是“戴王冠者”。塔吉克族的祖先是古老的塞人,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这些塞人开始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祆教或拜火教),他们心中的保护神是一位叫阿胡拉·马慈达的太阳神;除了太阳神外,塔吉克人还有着另一个图腾崇拜:鹰!按照伊斯兰教规定,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是不允许动物崇拜的。

一种文明落地于异域时,必然有个本土化的过程。塔吉克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也保留了他们对鹰的崇拜和敬重。至今,他们仍保留着驯鹰、猎鹰、吹奏鹰笛、跳鹰舞等习俗。而且,除了伊斯兰教提倡的开斋节和古尔邦节外,塔吉克人一直保留着“皮里克节”,也叫“巴拉提节”。因为在伊斯兰教历的每年八月十四、十五举办,因而也取名“八月节”。

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少不了要宰羊。我发现,和内地回族等穆斯林宰羊不同的是,塔吉克人宰羊时讲究将羊放在屋顶上宰杀,羊血要流在屋墙上。宰羊的时候,大人要把羊血抹在小孩脸上,以此来达到他们认为驱邪的目的。

除了“皮里克节”这样的节日外,塔吉克族还保留着为迎接新春的“肖公巴哈尔节”、为引水浇灌而产生的“祖吾尔节”、耕种来临前的“铁合木祖瓦提斯节”等节日。

这时,苏立勇问我:“既然塔吉克族人接受了伊斯兰文明,为什么当地的清真寺却很少?”

我端过怀里揣着的相机,翻出两天前在路边拍摄的那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清真寺,告诉他:“塔吉克族人有一句俗话说,我们的清真寺是建在心里的,不是建在别人的眼睛里!”或许,这也是他和我在瓦罕走廊没看到清真寺的原因吧。

走近瓦罕走廊公路东侧的塔吉克族牧民点时,随处可以看到牧民房子前的石头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粪饼,房前的空地上也垒着一堆堆粪饼。这里的海拔在三千米以上,空气稀薄,奇寒缺氧,树木无法存活。当地的塔吉克族牧民只能用粪饼做生活燃料。因此,在塔吉克族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看一个人家富足不富足,就看他家的粪饼有多少”。

走进村子,看见男人们大多头戴黑绒面的羊皮帽子,上面有塔吉克族女人绣的各种图案。女人们则大多头戴圆筒羔羊皮帽,上面同样有着刺绣,帽子后檐缝着一个加缀小银链的布帘。她们的耳朵上戴着大大的耳环,脖颈上戴着各种项链,腰间系着五彩缤纷的腰带,身上穿的多是大红大紫的绒呢连衣裙。这些装扮在远处雪峰的映衬下,使塔吉克族女性显得格外美丽。

在瓦罕走廊入口的达布达尔乡的一处农庄,主人乌勒丁坦拎着一把铜壶来到我面前,清澈的雪山之水缓缓流出,供我净手。乌勒丁坦的女儿古尔姆托着一只盘子走出来,盘内盛有面粉。古尔姆用手捏了一小撮面粉撒向我的肩,这是塔吉克族的传统习俗,表示撒予的是吉祥、安康和幸福。

车子在崎岖的路上沿瓦罕吉尔河朝瓦罕吉尔达坂前行。当我带的海拔表显示五千米的高度时,眼前出现了一处三米八高的“巩拜孜”(汉语意为“驿站”)。这处周长十八米八、墙基厚一米二的驿站,是一个方基圆体锥形顶的土木结构建筑物,房基长、宽各为四米,原是为了纪念从这里引进佛学的僧人而建。由于年久失修,顶部已局部塌陷。驿站后面则是一块开阔地,站在这里向西望去,能清晰地看到木孜吉利嘎冰谷,沿着那条峡谷,可以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盆地;再转一下角度,驿站西南方则是平缓的瓦罕吉尔峡谷,沿着这条山谷可达阿富汗。

古老的驿站充满着谜团,那些石墙是如何用骆驼奶和泥浆砌起来的?大量的盘羊角是什么人堆放到这里的?驿站为何门朝向北方而不顺着走廊方向朝东或朝西?在搞清楚驿站的地理位置后,我才明白,无论是穿越瓦罕走廊前往阿富汗、印度,还是穿越木孜吉利嘎冰谷前往费尔干,这里都是必经之地。处于十字路口的“巩拜孜”曾经带给这里繁忙的景象,也给驿人带来希望与休整。而那些翻越帕米尔高原要进入中国境内的最早的穆斯林传教士,同样要经过这里,同样走进这个已经失去往日功能的驿站休整。

牧民点里的塔吉克人也好,还是在县城里看到的塔吉克人,我发现他们的长相确实迥异于周围的其他族类。尽管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使得他们皮肤黝黑,但他们却具有典型的欧洲人种特征:瘦长的面庞,高耸的鼻梁,深陷的鼻根,眼眶上缘前倾,非常符合古籍中“高鼻深目”的描述。这也许是当地人所说的,他们是中国唯一的欧罗巴人种的原因吧。

如果说整个亚洲是一个摊开的手掌,帕米尔高原无疑是这个手掌的掌心,瓦罕走廊则是其众多掌纹中最隐秘的一条。红其拉甫便是这条隐秘掌纹的末梢。

海拔四千八百七十七米的红其拉甫,在波斯语里是“流血的沟”、“死亡之地”的意思,是整个喀喇昆仑山公路的最高点。红其拉甫缘于明铁盖。公元1844年,清政府在明铁盖设置了喀什海关蒲犁支关。后来,这里因处于边境沿线而禁止民众出入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瓦罕走廊设置海关时,由于条件有限,就在水不浪沟口成立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流动帐篷海关”。当时的工作人员中就有几位当地的塔吉克族人和维吾尔族人,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在最高处的穆斯林。

后来,这个世界上最高的海关才移到了今红其拉甫口岸所在地。即便这样,红其拉甫口岸和海关,依然是目前中国海拔最高的口岸和海关,一批批塔吉克、维吾尔、柯尔克孜族的年轻人走进这里,书写着雪域高原上的青春故事。

明铁盖河距离塔什库尔干县城南七十公里,在明铁盖河和瓦罕走廊交汇处以西八公里处,便是只能依靠徒步才能抵达的明铁盖达坂。这是整个走廊中最西边的一处要塞。明铁盖是突厥语,意为“一千只野羊出没的地方”。

一处地方,既有波斯语的称谓,也有汉语的名称,还有突厥语的表达,这真是一条文明的码头。

2005年8月12日,由著名学者冯其庸担任总顾问的“玄奘之路”文化考察团来到明铁盖达坂。经过考察,冯其庸认为玄奘当年西行求佛是从这里进出的。考察团在山下立了一通高达一点四米的“玄奘取经东归古道”石碑。

明铁盖达坂与邻近的克里克达坂是从北通往巴基斯坦上罕萨谷地的两个主要的山口。这两个达坂是从印度次大陆进入塔里木盆地最短最快的捷径。可以想见,当年从印度次大陆而来前往中国的穆斯林们,一定会选择从这里进入中国境内。因此,应该在这里立一通穆斯林进入中国的纪念碑。当我们熟记了法显、玄奘甚至斯坦因、斯文·赫定、马可·波罗这些来往于此的中国高僧、西方探险家时,却忽略了这个走廊曾经走来了中国伊斯兰教信仰者的先民。立碑于此,是尊重中华民族多元共存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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