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彭国翔(1969—)，男，河北河间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北京100084
［摘要］所谓“儒学第三期开展”的涵义需要进行再诠释：就当下以及将来的发展而言，儒学第三期开展是指儒学从东亚到全球的地域性扩展，在此过程中，与西方宗教传统的对话将构成其核心课题之一。其次，儒学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传统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将儒学作为一种宗教传统。再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话性一直构成儒学传统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最后，儒学传统对于宗教对话至少应有三方面的贡献，即“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以及多元宗教参与和多元宗教认同的理论与实践资源。
［关键词］ 儒学第三期开展 宗教 对话性 宗教对话
［中图分类号］B222；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6)03003213
作为一个不断累积的传统，儒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其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果清末民初以来儒学的发展可以被视为所谓儒家传统第三期开展的话，那么，尽管我们可以说与西方文明的互动交融一直构成儒学第三期开展一个基本而且未竟的主题，但在这近百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儒学与西方文化互动交融也与时俱进，在不同的时段其重点也有相应的转移。依笔者之见，就当下以及将来的发展具体而言，宗教对话的问题将构成儒学第三期开展核心课题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儒家传统作为一种宗教传统，在全球的宗教对话中也将会有其特有的贡献。
一、儒学第三期开展的再诠释
儒学第三期开展的说法，当以杜维明一度倡言最为有力，因而一促及此说，一般人士大概往往立刻会联想到杜维明。实则杜维明此说最早承自牟宗三，尽管其涵义后来有所变化。而进一步溯源，作为一个说法，儒学第三期的提出，最早或许尚非源于牟宗三，而是来自于沈有鼎。
在刊于1937年3月《哲学评论》的“中国哲学今后的开展”一文中该文沈有鼎首先于1937年1月宣读于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沈有鼎正式提出了“第三期文化”的说法，认为“过去的中国文化。可以分作两大时期。尧舜三代秦汉的文化，是刚动的，思想的，社会性的，政治的，道德的，唯心的文化。魏晋六朝隋唐以至宋元明清的文化，是静观的，玄悟的，唯物的，非社会性的，艺术的，出世的文化”③④沈有鼎：《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104、108页。，“第一期文化，是以儒家的穷理尽性的哲学为主脉的”，“第二期文化，是以道家的归真返朴的玄学为主脉的”③。此后中国哲学当进入“第三期”，而第三期的发展“是要以儒家哲学的自觉为动因的。”④严格而论，沈有鼎的所谓“三期”说其实并非仅仅针对儒家传统，而是就整个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发展来说的。只不过儒学既然构成中国哲学的主流，他又特别提出儒学当构成中国哲学和文化在今后发展的主角，因此，将儒学三期说的起源归于沈有鼎，或许并不为过。
正式就儒家传统而言三期发展的，则是牟宗三。牟宗三与沈有鼎相知牟宗三1935年出版《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一书，当时沈有鼎即称赞该书为“化腐朽为神奇”；参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6页。，其说受沈有鼎启发，亦属自然。牟宗三儒学三期说的提出，最早在其1948年撰写的《江西铅山鹅湖书院缘起暨章则》一文的“缘起”部分，但稍嫌语焉未详。其明确而系统的表述，则在后来的《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和《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两篇文字《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一文刊于1949年，其中前半部分的文学几乎完全与《江西铅山鹅湖书院缘起暨章则》一文的“缘起”部分相同，“缘起”部分未刊，或许原因在此。。与沈有鼎不同者，一方面牟宗三明确就儒学传统而非整个中国哲学立言；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牟宗三认为儒学第一期的发展并非先秦，而是从先秦一直到两汉，第二期则是由宋以至于明清，主要以宋明新儒学为代表。至于民国以后儒学应当有第三期的开展，牟宗三虽然与沈有鼎有同样的看法，但是第三期儒学开展所面对的课题或者说内容，沈有鼎并未有明确的交代。而牟宗三则指出发展民主政治和科学这所谓“新外王”构成儒学第三期开展的核心课题。
杜维明曾经专门以“儒学第三期”为题出版过著作⑧参见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大陆讲学、问难，和讨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版，该书后来收入《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湖北出版杜，2002年版，第420页。，因而“儒学第三期开展”更多地成为杜维明而非牟宗三的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为人所知，并非偶然。事实上，杜维明对于儒学第三期开展所面对的时代课题或者说具体内容，也的确在牟宗三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对于第一和第二期儒学的划分，杜维明继承了牟宗三的说法，二者并无不同，“所谓三期，是以先秦两汉儒学为第一期，以宋元明清儒学为第二期”⑧。而对于第三期发展的内容，如果说牟宗三基本上还是着眼于中国范围内儒学自我更新的问题，那么，杜维明则进一步将其置入一种全球性的视野中来加以考察。因此，随着全球化过程中一些普遍性的思想课题的重点转换，杜维明关于儒学三期开展所面临的课题，在表述上也相应有所调整。起先，杜维明基本上还是顺着牟宗三的思路，只不过在牟宗三的“民主”和“科学”之外，又给儒学三期发展的内容增加了“宗教情操”和“心理学方面对人性的理解”两个方而。他指出：“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宗教情操、乃至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讲的深层意识的问题，都是儒学传统所缺乏的，而又都是现代西方文明所体现的价值。这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发展的、必须要掌握的价值。”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杜维明文集》，卷二，第615页。尽管他同时也意识到了儒学在中国、东亚和欧美三个不同的处境中各有自身存在的方式和面临的课题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大陆讲学、问难，和讨论》，《杜维明文集》，卷一，第425427页。，但当时尚未将儒家传统在全球发展所面对的问题过多地纳入三期说的论域。后来，随着全球化过程中文明对话问题的突显，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对于以往儒学二期说的质疑，杜维明越来越强调儒学三期发展的全球性课题，在他看来，第三期儒学发展的核心课题已经不是儒学传统自身在中国这一范围内如何进行转化和更新的问题，而是如何进入中文世界以外的整个世界而与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其他文明进行对话沟通的问题了。譬如，他在同样专门讨论儒学第三期的文字中明确指出：“第二期儒学的显著特征就是儒学传入朝鲜、日本、越南。正如岛田虔次暗示的那样，将儒学描述成‘中国的’，不免狭隘；儒学同样也是朝鲜的、日本的、越南的。儒学不同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它不是世界性的宗教，未延伸到东亚以外，至今也未超越语言的边界。虽然儒家经典现在有了英译本，但是，儒学的信念似乎仍然和中国文字缠绕在一起。然而，至少可以看到，如果儒学还可能有第三期发展，那么，儒学的信念就应该可以用中文以外的语言交流。”杜维明：《论儒学第三期》，《杜维明文集》，卷三，第640641页。“无法预言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所展望的儒学的未来走向。不过，考虑到眼下诸多卓有成效的迹象，我们可以指出这项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步骤。如果人类的福祗乃是中心关怀，则第三期儒学绝不能局限于东亚。需要一种全球眼光使其关怀普世化。”《杜维明文集》，卷三，第650页。由此可见，可以说杜维明最为晚近的儒学三期说包涵了两个基本要点：首先，儒学三期发展如今面临的问题是要使儒学走向世界，不再仅仅是中国、甚至东亚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就儒学的世界化来说，儒学三期发展所蕴涵的课题必然是文明的对话。尤其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以儒学走向世界和文明对话来界定儒学三期发展的任务，在杜维明的一系列话语中就格外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