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1-0087-05
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尽管他是就一般性的角度来讨论他本人心目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而并非专门仅限于后殖民知识分子一隅，但是，鉴于赛义德本人的典型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并且他的知识分子论内涵具有极为强烈的后殖民特征，再加之后殖民知识分子与一般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有诸多交叉共通之处，因此他的知识分子论在相当程度上适用于后殖民知识分子。鉴于此，本文着重考察赛义德相关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话语。
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观在他1993年为BBC所作的瑞思系列演讲集《知识分子论》中有集中的体现。在这本书的一开始，赛义德就明确宣称他认同于作为公共角色的知识分子“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知识分子代表的不是塑像般的偶像，而是一项个人的行业，一种能量，一股顽强的力量，以语言和社会中明确、献身的声音针对诸多议题加以讨论，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与启蒙和解放或自由有关。”这样的定位可说是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典型表达。知识分子应该是不管其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是什么，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知识分子诉求的对象不仅仅是大众社会，还应该是局内人、专家、小圈子、专业人士，要从局内人的特殊利益之中走出来，但知识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集体主义以及阶级的、种族的或性别的特权意识。
一、流亡处境与边缘身份
赛义德指出流亡是知识分子的宿命，更是后殖民知识分子的宿命。流亡也是世界上一些被放逐的离散民族和古老社群(如犹太民族、吉普赛族、亚美尼亚人)的命运。流亡首先成为他们在地理意义上的历史与现实中的真实处境，“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别可怖的惩罚，因为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离乡背井，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人们总是把流亡的观念和身为麻风病患、社会及道德上的贱民这些可怕的事联想到一块。在20世纪，经常由于战争、饥荒、疾病的原因，流亡已经从针对特定个人的惩罚转变成针对整个社群和民族的残酷惩罚，而这经常由于像战争、饥荒、疾病这些非个人的力量无意中造成的结果。”
假如故乡与流亡者果真是一刀两断的话，故乡对于流亡者而言成为“不可想像的、完全无法恢复的”，倒也可以“提供些许的慰藉”。但是，流亡并不是与原乡之地完全切断而处于分离孤立状态，流亡中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但是地理的区隔与交通条件使得故乡又可望而不可即，总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因此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精于生存之道成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险却在过于安逸，因而要一直防范过于安逸这种威胁。”
离散族裔和迁徙流离造就出流亡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对于后殖民知识分子来说，流亡既是地理意义上的“真实的情景”，更是“隐喻的情景”。隐喻的流亡就是指坚持与主流社会不合作、自我放逐、自居边缘的状态。他在《最后的天空之后》曾坦言：“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什么——对于流亡者而言很难维持……我们是‘他者’，是一个对立面，是迁徙与定居的几何图案上的罅漏，是一个流放者。沉默和谨慎遮掩着伤痕，而身体缓慢地摸索前行，慰藉着失落与伤痛。”
赛义德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对于社会的“诺诺之人”(yea-sayers)，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他们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些“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况加以解说—一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比喻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居下来。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舶知识分子始终是与社会过意不去，敢于对社会说不。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因而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总感到别别扭扭、难以相处，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安身立命的方式。
赛义德数度举后殖民知识分子奈保尔作为范例。说明知识分子的流亡身份。一次是将奈保尔长篇小说《河湾》中的主角沙利姆作为现代流亡知识分子的典型；另一次则是以奈保尔本人现身说法，“就某个程度而言，早期的奈保尔也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流亡者。这位散文家和旅游作家偶尔住在英国，但一直飘泊不定，重赴加勒比海和印度寻根。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瓦砾堆中筛选，无休止地评断独立国家和新的真信者(new true believers)的幻想与残暴。”而赛义德特别欣赏的是阿多诺，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流亡美国期间，阿多诺“所表现出的悖论、反讽、无情的批判显示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同样地厌恶、痛恨所有的系统不管是我们这一边的系统，或是他们那一边的系统”。阿多诺把自己再现成了一个永恒的流亡者，这集中体现在他的精致而片断化的写作风格上，对于一切整体和总体事物的不信任、否定与拒绝，这“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静，一直防范着来自成功的奉承、诱惑，这对有悖常情的阿多诺来说，意味着有意尝试不轻易立即地为人所了解。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撤退到完全私己的领域，因为就像阿多诺晚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写作的原意”。进而，赛义德赞赏阿多诺对于知识分子心态的如此期许：“在自已家中没有如归的安适自在之感，这是道德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应该坚持最为彻底的怀疑与否定精神，这种精神甚至针对自己的“虚悬”的流亡身份本身，警惕这种状态习常化，要时刻保持对于自我的严苛审视。因为这种处于两者之间的流亡边缘状态，“本身可以成为一个严苛的意识形态立场，一种居所(这种居所的虚假在时间中被掩盖)，而人太容易就对这些习以为常了。”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庇护所，没有什么能够提供他最后的栖身之地，即使是自己的作品也不能提供某种满足，也不能“使人从全无‘居所’的焦虑和边缘感中得到些许短暂的舒缓”。这是一种最为彻底的大拒绝的知识分子形象，只有典型的忧郁、焦虑、不屈和苦涩的孤寂感伴随着他。
但赛义德也指出，阿多诺并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流亡的乐趣。知识分子确实是外在于特权、归家、舒适感的边缘人物，但这种状态也是有某种报偿和乐趣的。
流亡的乐趣之一，就是拥有惊奇感。因为流亡者可以同
时拥有新旧国度双重视角而非以孤立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就知识上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知识分子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但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要通过真正的生活体验，流亡的知识分子比通常人要更富有真切而新颖的生活体验。知识分子“不像鲁滨逊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一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流亡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有利之处，是能够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而能看出前因后果，看清事物发展的真相。这种立场视一定的情境为偶发的机缘而生成，为人们通过一连串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赋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甚至是可以逆转的。赛义德认为这种知识立场的伟大原型是维柯的《新科学》。《新科学>的发现在于：把事物看成自明确的源始演化而来，如同成人自婴儿演化而来一样，也就是说，将社会现实当成由源点产生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源点总是可以置于极卑微的环境之中；历史和世俗世界都具有一己的法则和程序，而并不是神定的。对于人类社会和权势人物与机构应该尊敬，而不是敬畏，更不应该吓得瞠目结舌、卑躬屈膝，“流亡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甚至不大正经的但却非犬儒的(cynical)”。
流亡的乐趣还能够带来自由。流亡者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不管最后落脚何方，都无法只是单纯地接受人生，只是成为新地方的另一个公民，在与流亡地融合的努力中，他也会感觉到局促不安，觉得几乎不值得这么做。他会花很多时间懊悔自己失去的事物，羡慕周围那些一直待在家乡的人，因为他们能接近自己所喜爱的人，生活在出生、成长的地方。不但不必去经历失落曾经拥有的事物，更不必去体验无法返回过去生活的那种折磨人的回忆。尽管流亡存在着故土失落的悲伤，但流亡者可以成为自己环境中的初学者，并获得一个不合流俗的生活方式和一个与众不同的、常常是很奇特的生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和循规蹈矩中解放出来，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而边缘人的身份为这种自创提供了自由的条件。赛义德特别强调，如果在体验流亡命运时，能不把它当成一种损失或要哀叹的事物，而是当成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模式、按照自己的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目标所指引来做事的发现过程时，那就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乐趣。赛义德举出后殖民知识分子、特立尼达散文家、历史学家詹姆斯(c.L.R.James)的经历与著作为例，说明流亡的“奇异的、不定的历程，迥异于我们今天所称的固定职业生涯，但其中蕴涵多么生气勃勃、无休无止的自我发现”。
赛义德强调指出流亡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意义重大，特别是对于那些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走向边缘使你可以看到、想象在传统与中心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边缘的意义就是解放，“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的方式所赋予的现状。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
二、业余态度
赛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在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中要坚持业余的而非专业主义的态度。
赛义德认同于班达的知识分子观，后者同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观截然对立。班达在其《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对知识分子作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一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班达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只在拥有非现实的善。他们总是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罕有的知识阶层，因为他们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但是他们也并不是完全抽离、超乎世俗的象牙塔里的深奥虚玄思想家，而是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本色。赛义德特别赞赏班达认同的这样一种战斗的知识分子形象：“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赛义德坚决反对知识分子循规蹈矩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负责可靠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
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认同显然远远超越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有机知识分子。后者占据了知识生产或分配的每一个领域，他们是律师、记者、编辑、教师、出版家、公务员、政策专家、电脑分析师、市场调研员、学院派专业人士等等，他们深深嵌入到这个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成为葛兰西意义上的典型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就像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在其名著《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中所认为的那样，知识分子已经崛起为一个有着既得利益的新阶级了，随着地位的晋升，知识分子也不再是向广大公众发言的人了；相反，他们成为一种专业分化极强的批评话语文化团体的成员，他们的专业行话是为非专业人士所难以理解的。如福柯所说，他们已经是取代了“普遍”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的“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o intellectual)。赛义德尽管反对这种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身份，但是他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以行动介入社会。以他提倡的“世俗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有机知识分子不仅深陷于专业机构与话语的牢笼之中，而且也为媒体社会、文化工业、大众政治、权势集团、强势政府所规约、钳制，“知识分子属于他们的时代，被资讯或媒体工业所具体呈现的大众政治的代表簇拥同行；愈来愈有力的媒体流通着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而知识分子只有借着驳斥这些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借着提供米尔斯所谓的
揭穿或另类版本，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诉说真话，才能加以抵抗。”因此，面对媒体的暴力、大众政治的刻板观念，知识分子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无法遁人超然无私的客观或超验的理论领域。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知识分子就是应该积极干预社会，为弱者说话，向权势说真话，这也是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认同的普遍性表征。
知识分子受制于他所属的机构或大众媒体，但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知识分子也不是不可能存在，身为知识分子未必就与学院人士的身份不一致。赛义德认为，虽然会有限制与压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大学依然能够提供知识分子一个“准乌托邦的空间”，在其中能继续进行省思与研究，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都不是来自于学院体制或者新闻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他所称的“专业主义”(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知识分子的这种专业主义有如下表现：仅仅把专业作为为稻粱谋的工具，以所谓的客观性名义生产本学科的科学知识，将眼光拘束在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学术圈子内，漠视社会公共论题。赛义德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知识分子要处理好个人性与公共性有机融合，他这样现身说法：“我在观众或诉求对象之前提出我的关切，但这并不只关系着我如何发表它们，也关系着自己作为尝试促进自由、正义的理念的人士所代表的一切。我把这些形诸形辞或笔墨，是因为经过深自省思后这些是我所相信的，而且，我也要说服别人接受这个观点。一方面是来自我的经验的个人的历史、价值、写作、立场，另一方面是这些如何进入社交世界，人们在其中辩论、决定有关战争、自由、正义的事。一己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仅仅只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分子——个人只是作为某个理念、运动或立场的傀儡、发言人或象征——也是不存在的。总之，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的和所写的具有意义”。
知识分子必须要获得专业能力，但专业主义的态度却不可有。专业主义容易使人昧于个人直接的领域，“并为了一套权威和经典的观念而牺牲一个人广泛的文化”，这就意味着“昧于建构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结果就是无法把知识和艺术视为抉择和决定、献身和联合，而只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论来看待”，专门化容易陷入听命于专业权威的怠惰之中，结果就会戕害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兴奋感和发现感。由此，赛义德主张以一种所谓的“业余态度”(ama-teurism)来对抗专业主义。业余态度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打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突破自私、狭隘的专门化利益圈子，最终在跨界的知识活动中达到一个更高的精神目标。
总之，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他们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因为这个行动涉及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知识分子应该参与社会，在处理与权威、权力的关系时，应该不是作为权威的依附者，而是要作为不祈求奖赏的、业余的良心。知识分子在参与社会现实政治，要敢于对权势说真话。作一个另类的、有原则性的知识分子。
三、普遍价值的捍卫者
赛义德还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而不是某个集体价值的维护者。知识分子特别应该对民族主义保持警惕。
如果说，前述班达写于1920年代的名著《知识分子的背叛》还过于强调知识分子不受限于民族疆界和族裔认同的普遍性，而且带上了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自那以后，殖民主义逐步走向没落，非欧洲的政治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各国知识分子情况有了很大差别，再泛泛而谈所谓普遍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些不合时宜。每个知识分子都生活在不同文化与传统之中，都诞生在一种语言中，而且大都一辈子就活在那个语言中，那个语言成为他知识活动的主要媒介。而语言则是民族性的一个标志。赛义德并不一般化地反对知识分子的民族特性，他说，知识分子应该使用一个民族的语言，不只是为了方便、熟悉自己的母语，更是因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希望赋予那种语言一种特殊的声音、特别的腔调、一己的看法”。日常的民族社群容易受制于语言习惯并使得语言变得僵化、充斥陈词滥调，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以良知与正义感震惊麻木的心灵，打破语言的刻板化，更新民族语言的运用。在肯定知识分子的民族性、差异性的同时，他更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普遍性角色功能，“尽管存在着这些歧异与他性，尽管对于知识分子的普遍性观念必然有所减损，但是有关个体知识分子的一些普遍观念～这是我在此处的关怀——似乎不只限于特定的地方。”但是，赛义德提醒应该对民族性价值观念怀有警惕，因为，“民族或其他种类的社群(如欧洲、非洲、西方、亚洲)具有共同的语言和一整套暗示及共有的特色、偏见、固定的思考习惯”，我们应该逃脱民族和社群在我们周围所设定的边界与藩篱。正如班达倡议的，知识分子应该不再以集体式的热情来思考，而应该集中于超越的价值。包括新闻业、学术界在内的社会机构日复一日地制造着民族认同的话语、重复着集体性的陈词滥调。这些都妨碍着知识分子真正个体性的思考。知识分子“绝不把团结置于批评之上”，对于群体或民族认同的共识，知识分子负有“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而时有去代表的必要。”
正如安德森所说，民族就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其实民族的内部充满了分裂。赛义德特别指出，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分裂乃至对立的情况，民族国家的当权者和被锁在民族国家内部却没有代表的被压迫弱势者之间就存在着敌对状态，而这些情况的存在就为知识分子的反思提供了机会。赛义德认为在民族内部分裂方面，阿拉伯一伊斯兰教世界尤其严重，比如在埃及或突尼斯这类国家，独立后建立的国家已经被世俗的民族主义政党所统治，他们现已堕落成小圈子和利益集团；国内另一种力量，是受到被压迫的穷人支持的伊斯兰教团体，这些弱势人群希望回到或者重建伊斯兰的过去。面对“伊斯兰教”这样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不加质疑地作为一个统一的宗教、民族文化整体全盘接受，他要辨别其中复杂的、非正统的内涵，他会发出如下的质问：是统治者的伊斯兰教，还是持不同意见的诗人和宗派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权威应该如何面对非伊斯兰教的少数、女性权利、现代性本身的种种挑战?
对于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而言，重点在于恢复个人的诠释，而不是如羔羊般温驯地屈从于具有政治野心、领袖魅力的宣传家。
当然，知识分子也不应该是一概地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一定场合下也不乏合理性，尤其是觉得自己民族受到灭绝的威胁，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应该竭尽所能去保卫自己的民族或对抗民族的敌人，这就是法农所谓的防卫性的民族主义。但是，诚如法农在分析阿尔及利亚对抗法国的解放战争最激烈时期的情况所指出的，只是同声附和政党及领袖所体现的反殖民民族主义是不够的，因为人们还得要问：我们奋战只是为了摆脱必须要摆脱的殖民主义?还是更应该考虑到最后一名白人警察离去时，我们要做什么?也就是说，即使在战事最激烈之际，民族主义及其领导阶级也是应该受到知识分子的质疑的，批判的锋芒所向，是要超越简单的民族生存问题，而达到政治解放的层次。知识分子除了承担“代表自己民族的集体苦难，见证其艰辛，重新肯定其持久的存在，强化其记忆”等极为重要的任务之外，还应该肩负起“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等重大责任。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在全力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也从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严厉批评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的不当言行。
总之，赛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应该忠诚，见证民族历史，反抗外族压迫，为自己民族权利而战，但是民族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民族主义没有批评的豁免权，民族情感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批判的挡箭牌。知识分子在忠于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为民族与传统设置合理的限度，知识分子应该警惕关于民族的宏大叙事。要将整体化的民族话语加以解构，发掘出被单一的民族建构掩盖了的活生生的复杂现实，要代表下层民众、弱势族群发言，这才是对民族最好的忠诚。同《东方学》的立场一致，赛义德超越了简单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上升到了人类普遍正义的理想高度。
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后殖民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赛义德的这些话语对于身处全球后殖民语境下的无论是第三还是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都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