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解析了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认为穆斯林缺席印度民族主义的想象、穆斯林建构了自己的教育朝圣之旅、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巨大的宗教和文化冲突、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存在严重的利益之争、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等诸多因素的结合导致印度穆斯林产生了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想象。
[关键词] 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 兴起
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属于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范畴，但它与普通的殖民地民族主义有所不同。典型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将殖民者视为他者，而把殖民地居民视为同一民族；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则将英国殖民者和印度教徒都视为他者，而把印度穆斯林视为一个民族，从而具有殖民地和伊斯兰信仰的双重特征。本文将深入考察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
一、印度穆斯林产生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想象
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肇因于第三波民族主义对印度的影响，属于最后一波民族主义的范畴。英印政府推行富于官方民族主义色彩的英国化政策催生了印度民族主义，而印度穆斯林缺席印度民族主义想象为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想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19世纪50～70年代，印度穆斯林逐渐构建起自身的教育朝圣之旅，伊斯兰民族主义想象开始在穆斯林精英中产生。
(一)印度穆斯林缺席印度民族主义想象
1823年，公共教育委员会在孟加拉成立。殖民政府上层对于兴办何种教育存在分歧。一些人主张保持旧式的印度教育制度，另一些人主张实行英国教育制度，以英语为媒介。前者被称为东方派，后者被称为英国派。英国派以总督班廷克、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马考莱为代表。马考莱指出，实行英国教育就是要在英国人和被他们统治的亿万印度人中间造就一个中间阶层；这些人从血统和肤色来说是印度人，但其品位、观点、道德和智力是英国式的。马考莱认为，这个中间阶层将成为英国殖民统治和商业开发的可靠助手。英国派的观点在英国得到许多上层人物的赞许。1835年3月7日，总督参事会作出决定：英国政府的重大目标应该是在印度本地人中推广欧洲文学和科学，并且所有的教育拨款只应用来推广英国教育。自此，英国教育在英属印度全面推行。1835年，殖民政府在加尔各答开设第一所官办医学院。19世纪40～50年代，殖民政府创办了一批近代学校和学院。1857年，殖民政府按伦敦大学模式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建立了三所大学。1829年近代大中学入学人数约3000人，1855年则增加到49000人。
事与愿违的是，以促进被殖民者效忠为目标的英国教育却为印度本地精英建构了共同的教育朝圣之旅和行政朝圣之旅，从而加速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正如安德森所说：“殖民地的学校体系在促进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19世纪30～50年代，公立的近代学院的建立使英国教育迅速扩展。这类学校的毕业生并没有像马考莱所期望的那样都成为洋奴，却有许多人投身民族主义运动。19世纪60～80年代，随着英国教育的快速发展，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也迅速推进。自从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三所大学开办以来，大学毕业生不断增多，一大批学生获得了学位。1857～1871年这三所大学所属的33个学院就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生2523人，其中获得学士学位的816人，硕士学位的146人。通过英国教育，英语得到极大普及，产生了一批通晓双语的印度本地精英。这些双语精英拥有共同的教育朝圣之旅，是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主力。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印度本地精英开始进入殖民地行政体系，拥有了共同的行政朝圣之旅。1864年产生了第一位印度人文官。1867年后，通过几次改革，虽然高级文官由英国人垄断的现象基本上没有改变，但中下级官职的大门终于向印度人开放。印度教育体系与行政体系将殖民地双语精英的社会政治流动限定在印度殖民地范围内，这种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为他们创造了想象民族的领土基础，英属印度的版图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者想象的印度民族的版图。
与此同时，由于穆斯林不愿接受西方教育和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穆斯林缺席了印度民族主义的想象。穆斯林不愿接受西方教育主要是基于对英国的敌视和对西方文化腐蚀穆斯林文化凝聚力、动摇伊斯兰教地位的恐惧。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穆斯林很少进入现代学校，特别是使用英语的中、高等学校。作为一个整体，穆斯林继续游离于英国教育之外。到19世纪中期，穆斯林中出现的近代知识分子依然很少。1878年，全印高等院校学生中，穆斯林仅占1.1％左右，而此时穆斯林则占印度总人口的22.4％。④穆斯林大学生比例远远低于穆斯林的人口比例。随着英国统治的确立，英国奉行分而治之政策，以印度教徒制约穆斯林。在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政府大部分高级职务都为穆斯林所担任。殖民政府制度性的歧视导致穆斯林被逐步从政府中排挤出去。1837年，殖民政府取消伊斯兰法律和法院，取消波斯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原先在政府司法机关和其他部门留任的几千名穆斯林，现在则因突然被宣布为文盲而失掉了工作和生计。此后，穆斯林在政府中就业的机会急剧减少。穆斯林不学习英语，因此无法得到需要使用英语的公职。在地方语种是乌尔都语的省份里，他们还能勉强担任下级职员，但在地方语种同波斯语不接近的省份里，即使无关紧要的政府职务也没有他们的位置。由于穆斯林基本上没有加人产生印度民族主义的教育朝圣之旅和行政朝圣之旅，因此缺乏对于一个印度民族的想象。
(二)印度穆斯林建构本族群的教育朝圣之旅
到19世纪60～70年代，主要由印度教徒参与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他们建立了地区性政治组织，并积极争取进入各级立法会议和地方市政局。穆斯林由于大学毕业生少，能担任这类职务的人很少。因此，穆斯林领袖在看到印度人被英国统治处于无权地位的同时，更突出地感觉到穆斯林相较于印度教徒的落后。穆斯林领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赛义德，阿赫默德汗、阿卜杜尔·拉蒂夫和阿米尔·阿里。他们认为，改变穆斯林落后地位的关键是传播西方教育。1853年，拉蒂夫在加尔各答穆斯林学院改组时就强调对穆斯林进行英语教育的必要性，要求将该院英语一波斯语系升格为学院。1863年他在加尔各答建立了文学社。这个组织积极提倡学习英语，研究西方思想和文学。1859年，阿赫默德汗提出必须放弃反对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立场，提倡以英语为教学语言。1864年，他建立了科学社，主要任务是把西方著名哲学、史学和经济学著作译成乌尔都语，供穆斯林阅读。同年，他又在加齐普尔创建一所现代伊斯兰学校。1868年，他在北印度倡议建立了几个穆斯林教育委员会。
1878年，阿赫默德汗以剑桥大学为蓝图，成立了盎格鲁一伊斯兰东方学院(后更名为阿利加尔穆斯林大学)。该校“教导穆斯林学生们用英语和乌尔都语进行思考，并且鼓励他们复兴自己的文学”。一开始，所有课程都使用英语教学，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梵语均为第二语言。后来改为阿拉伯文学
或波斯文学可以任选一门学习，历史、地理和数学等课程都使用乌尔都语教学，而英语成为第二语言。乌尔都语成为该校最重要的教学语言。穆斯林学生在这里不仅受到现代科学技术教育，而且由于他们文化和信仰的一致，也同时树立了穆斯林一体的观念。该校成为印度穆斯林启蒙运动的中心，为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运动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1886年，为向印度穆斯林普及西学，阿赫默德汗成立了伊斯兰教大会，1890年改名为伊斯兰教教育会议。该组织以乌尔都语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并要求以乌尔都语为学校的第二教学语言。这些穆斯林启蒙运动家的努力促成了印度穆斯林的教育朝圣之旅，来自印度不同地区、属于不同教派的穆斯林在这些现代伊斯兰学院相遇并一起学习，增进了彼此的认同感，对一个印度伊斯兰民族的想象开始在这些穆斯林精英中产生。阿赫默德汗还提倡将穆斯林群众使用的乌尔都语作为文学语言，并身体力行，用乌尔都语写了许多著作，使其主张能够为一般群众所了解。穆斯林知识分子纷纷效仿他用乌尔都语进行文学创作。乌尔都语成为印度穆斯林印刷品的主要语言，帮助了印度穆斯林阅读阶层对印度伊斯兰民族的想象。
二、印度穆斯林强化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想象
由于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宗教文化冲突、利益之争以及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被正式提出并持续强化，进而产生了维护印度穆斯林权益的政治组织——全印穆斯林联盟。
(一)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存在巨大的宗教和文化冲突
宗教文化的冲突加上印度教徒锐意进取的攻势，导致穆斯林难以接受印度教徒主导的印度民族主义，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想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毋庸讳言，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存在巨大的差别。在教义方面，伊斯兰教信奉唯一真主安拉，反对偶像崇拜；印度教则是多神教，偶像崇拜大行其道。在伦理道德方面，伊斯兰教尊崇平等观念，提倡穆斯林皆兄弟；印度教则实行种姓制度，讲究等级差别。在行为方式上，伊斯兰教具有一定的进攻性。在对外扩张中，宝剑和《古兰经》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印度教则较为封闭，崇尚非暴力。在生活习俗方面，牛肉是穆斯林日常食物；印度教徒则大多素食，并认为牛是圣物，不可宰杀，更不可食其肉。在印度教复兴的过程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鸿沟逐渐扩大。
在此背景下，以一次极富象征性的语言之争为导火索，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正式浮出水面。在西北各省和印度其他一些地区，乌尔都语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共同语言。在宗教不统一的情况下，它是联结两个群体的唯一力量。1867年，贝拿勒斯一些著名的印度教徒发起运动，要求废除在法庭使用波斯书写体的乌尔都语，而代之以天城书写体的印地语。他们认为，乌尔都语源于穆斯林，代表的是伊斯兰文化，而非印度文化。印度教徒以印地语代替乌尔都语实际上是拒绝穆斯林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语言之争对阿赫默德汗触动很大，他指出：“我现在认为这两个社团决不能通力合作完成任何事情。过去，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并不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会因知识分子的鼓动而日益加深。”
19世纪70年代起，印度教徒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复兴精神。1875年，达雅南德·萨拉斯瓦蒂在孟买创立了旨在反对外来宗教的圣社。在他设想的印度国土上，穆斯林是没有地位的。他发起净化运动，鼓励非印度教徒特别是过去信仰印度教的穆斯林改信印度教。1882年，他组织成立了护牛会，号召印度教徒反对穆斯林和基督徒，因为他们宰牛。萨拉斯瓦蒂的攻势让穆斯林感觉到伊斯兰信仰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在此情况下，阿赫默德汗正式提出两个民族理论。阿赫默德汗是第一个发现并陈述了如下事实的穆斯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各有不同并且常常是冲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1882年，阿赫默德汗在卢迪亚纳的一次学生集会上指出：“由于坚持伊斯兰教，我们才成为一个民族。”01883年，阿赫默德汗在一次演讲中正式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
19世纪90年代，在国大党领袖提拉克领导下，印度教复兴精神发展成印度教民族主义。提拉克的目标是激起对于外来者——穆斯林和英国人——的敌意。他领导了一个运动，其诉求是重修西瓦吉陵墓和过西瓦吉节。而西瓦吉是第一个团结了马拉特人对抗穆斯林统治的人。提拉克以西瓦吉为主题，写了一些值得称颂的文章。虽然提拉克利用印度教达成了鼓舞印度教徒反抗殖民统治的作用，但客观上也产生了疏远穆斯林的效果。穆斯林对提拉克将反穆斯林的西瓦吉当作全印英雄怒不可遏，加之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酿成了1893年孟买反穆斯林的严重骚乱。尼赫鲁坦承：“印度的民族主义受印度教徒所支配并且具有一种印度教的色彩。”《孟子》有云：“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印度教徒作为强势群体，却未能体认印度多种宗教并存、多元文化共生的现实，不太能尊重居于弱势的穆斯林的历史、文化、宗教情感和对历史人物的不同看法。穆斯林因此产生了不安全感，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想象进一步强化。
(二)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之争
穆斯林在社会各领域远远落后于印度教徒，加之在人数上又居于劣势，因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构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双方存在巨大的差距和严重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最为明显。安德森指出：“通常(但绝非没有例外)，这些教育的朝圣之旅也平行地出现在行政领域中——或者说在行政领域之中被复制。”就印度穆斯林的个案来说，正好属于安德森指出的例外。在20世纪以前，穆斯林始终没有建构起自己的行政朝圣之旅。印度教徒在政府内部相对于穆斯林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无权参与国家治理，便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利益。这是穆斯林人士的一大心病。
1885年12月，印度国大党在孟买成立。国大党要求扩大立法机构，主张省参事会成员应由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担任，要求通过会考选拔政府各部各级行政单位的官员。穆斯林认为这些要求会加强印度教徒既有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损害穆斯林利益。1887年12月28日，阿赫默德汗在评论国大党的改革要求时指出：“我们能用数学证明，印度教徒将得到四倍于穆斯林的选票。在这样的情况下，穆斯林怎么能捍卫他的利益呢?”阿赫默德汗和拉蒂夫等领袖一方面提出穆斯林是个单独的民族，有自己单独的利益，另一方面反对文官考试制度，主张行政人员由官方任命，并向英国政府请求任命时照顾穆斯林，给予他们更多的公职位置，与印度教徒保持平衡。
1887～1898年，阿赫默德汗为伊斯兰民族主义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认为印度穆斯林人数较少，文化落后，政治不成熟，经济贫困，应该在国大党之外单独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国大党的努力下，新的印度参事会法案于1892年通过。它扩大了立法参事会及其职能，也保证了在参事会中保留一定的由选举产生的名额。但穆斯林对这个法案并不满意，因为它不但没给穆斯林提供任何保障，相反却巩固了印度教徒的优势地位，进一步扩大了两大族
群的差距。1896年，阿赫默德汗的儿子马茂德提出一个方案，声明穆斯林是一个拥有特殊传统、利益、政治理想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因而应该通过分设选区制，产生其在地方机构、帝国参事会和省参事会的代表。
(三)殖民政府奉行的“分而治之”政策加强了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想象
尼赫鲁指出：“过去和现在的英国政府的政策就是以在我们中间制造分裂为基础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帝国的惯用方法。”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主要实行的是“扶印抑穆”政策。英国进入次大陆以后，试图在当地建立殖民政权。为达成这一目标，英国致力于削弱当时在印度居于主导地位的穆斯林，而对处于弱势的印度教徒则极力争取。在政治上，英国逐步将穆斯林赶出政府各部门，并以印度教徒取而代之。在经济上，英国剥夺了许多穆斯林地主的土地，并将许多印度教徒提拔为包税人和地主。到了19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英国政府长期实施“扶印抑穆”政策，印度教徒的势力已经远远超过穆斯林。英国为维持殖民统治，转而采取“扶穆抑印”政策。殖民政府有意识的差别对待加深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隔阂，强化了印度穆斯林自己的民族主义想象。
(四)印度穆斯林成立全印穆斯林联盟
1901年10月，在勒克瑙召开的穆斯林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一个真正的全印穆斯林政治协会。维卡尔一乌勒一穆勒克负责在各地建立县级协会，然后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中央组织。1903年，他在联合省的部分地方建立了县级协会。1905年，寇松总督将孟加拉分为西孟加拉、东孟加拉和阿萨姆省，穆斯林在东孟加拉省占多数。穆斯林对分治普遍感到满意，因为这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但印度教徒反对分治，并将以反穆斯林为主要内容的《向祖国致敬》定为他们的国歌。
1906年12月30日，穆斯林领导人在达卡召开会议，成立全印穆斯林联盟。联盟的宗旨是促进下列目标：首先，促进印度穆斯林效忠英国政府的情感，并消除对于政府所有措施的意图可能产生的误解；其次，保护并促进印度穆斯林的政治权利和利益，向政府谦恭地表达他们的要求和渴望；最后，在不损害联盟上述目标的前提下，防止在印度穆斯林中产生针对其他教派的敌对情绪。穆盟在印度各重要地区几乎都成立了省县支部。穆盟建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设立“分区选举”：地方的、省级和中央的参事会中穆斯林应占一定席位，分设穆斯林选区，由穆斯林选民选出。这是处于弱势的穆斯林确保获得稳固参政权的举措，也为持续缺席于行政朝圣之旅的穆斯林勾勒出行政朝圣之旅的蓝图。全印穆斯林联盟的建立是两个民族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有组织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出现。
自1835年殖民政府推行英国化政策，至1906年全印穆斯林联盟成立，印度穆斯林在与英国殖民者和印度教徒的互动中形成和强化了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想象。印度穆斯林捍卫自身权益的坚定决心最终在1906年催生出全印穆斯林联盟，有组织的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由是产生。随着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持续发展，一个印度穆斯林自己的家园——巴基斯坦最终于1947年8月14日宣告成立。
(编辑 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