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留苏归来的党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很多重要岗位都由留苏党员主持。虽然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政权建设的某一方面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作为一个留学生群体，他们为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所作的重要贡献却不能被历史所埋没。
[关键词] 留苏党员 中华苏维埃 政权建设 历史贡献
20世纪20年代，留苏党员群体以强烈的救国图强理念和坚定的政治信仰为支撑，完成了“朝圣”苏联、学习苏联的历程。他们大都在1931年底前归国投身于革命洪流中，而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更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和抱负的舞台。据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有12名是留苏党员（包括曾在苏工作的同志）。其中，朱德、瞿秋白、王稼祥、张国焘和何叔衡还分别担任了军事、教育、外交、司法和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部长，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可以说，留苏党员作为那个时代理论层次较高的党员群体，在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特别是中央政权建设中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大贡献。
一、政治建设方面
1.为中华苏维埃政权顺利建立做了大量筹备工作
为做好筹备“一苏大”的组织领导、宣传动员和文件法律法规的起草等各项工作，确保“一苏大”各项会议议程的圆满完成，193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意见，成立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1930年7月23日，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临时常务委员会成立。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准备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和临时常委会组织大纲等文件。[1]留苏党员关向应担任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和常务委员，林育南任秘书长。林育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者，他于1921年秋赴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全，期间参观学习了苏联的工厂、学校，并与斯大林、托洛茨基等苏联领导人会面、交谈。这次短暂的苏联之行，使林育南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特别是苏联共产党人领导工人夺取政权的经验给他以深刻的启示，为他日后参与筹备“一苏大”等工作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此外，以秦邦宪为代表的在上海临时中共中央工作的留苏党员（如在中央军委机关从事干部工作和兵运工作的傅钟等）为中央苏区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干部，并为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确立做了大量组织领导上的决策工作。例如，1930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就致电临时中央，报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将于11月7日开幕，希望委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秦邦宪主持召开临时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2.参与建立和完善了独具特色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法制体系
一是起草制定法律法规。中华苏维埃宪法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它的起草主要由林育南和中央准备会的几位同志负责。期间，瞿秋白、任弼时、梁柏台等留苏党员都对宪法的起草工作进行了细致的指导。他们从文件的内容到形式，从总则到条款，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梁柏台参与起草的除前言外共17 条，明确地确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国家性质、最高权力机构、地方政权机构、中华苏维埃区域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是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另一部重要法律。它的起草虽然得到过共产国际的大力帮助，但具体起草却是由留苏党员瞿秋白、林育南及“苏准会”秘书处相关成员完成的。此外，梁柏台等留苏党员还参与起草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苏维埃政府组织法》《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和裁判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革命法庭条例》《革命法庭的工作大纲》《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和《看守所章程》等法律法规，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权的法制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是健全完善司法制度。司法制度建设方面，梁柏台和何叔衡两位留苏党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梁柏台，1922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底调入伯力远东党部工作，随后进入伯力法院当审判员，专门致力于红色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1931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担任司法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和部长、临时最高法院委员、临时检察长，还兼任内务部副部长和代理部长等职，除参与立法外，还为苏维埃司法机关、司法制度的创立做了大量工作。我党另一位法制工作先驱何叔衡是1928年入中山大学学习的，1930年回国。1931年到达瑞金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内务部代部长和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领导职务。特别是从1932年2月l9日人民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并委任何叔衡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审开始，何叔衡同时担负了检察、内务、司法三项重要领导工作。最为可贵的是，在当时“左”倾错误路线已经逐步贯彻的情况下，何叔衡能够自觉抵制司法机关中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并下大力气进行纠正，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尽量做到仔细审查、反复推敲、严格掌握量刑尺度，尽可能地避免和纠正冤假错案。在审判中，他重调查、重事实、重证据、重程序，体现了公正司法的高贵品质。
二、经济建设方面
1.提出利用资产阶级发展经济的设想并进行了相关实践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权建立后，时刻面临着战争威胁，经济建设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的。王明虽然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但也认识到革命的现阶段“还没有达到现时就可以顺利地打击富农经济地资本主义方向的地步。现时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和可能性来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2]P495。而刘少奇和张闻天则通过总结实践经验，都认识到要承认现阶段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并提出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发展经济的设想。
1933年4月，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具体分析了红色区域的各种经济成分。他指出：在苏区，地主经济在土地革命后已“完全消灭”；农民的小生产的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小手工业占着主要的地位”，它的发展”应该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比较不重要”，其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利的”；小生产者的集体的合作经济“正在向前发展中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它“目前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但“带有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3]P188。在后来讨论阶级斗争问题的论文中，张闻天继续发挥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批评了过“左”的政策。他认为，“想用强迫、命令、枪决以至没收财产等等‘毫不妥协’的办法，来对付苏区内所有商人资本家，这不但是愚蠢，而且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此，要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家和遵守苏维埃秩序的资本家区别开来。对于遵守秩序的资本家，应当采取各种“和平的”、“妥协的”办法，“苏维埃政权同某些资本家可以订立协定，甚至给他们以特别的权利，使他们发展他们的企业，扩大他们的生产”。
1933年9月28日，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给湘鄂赣省总工会写信，也清楚地解释了苏区目前的经济政策。信中指出：“苏维埃在目前阶段上，应该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区生产，活泼苏区经济。只要资本家不作反革命的活动，遵守苏维埃的法律，应该允许私人资本的营业自由。某些工厂、作坊、矿山，尽可能地出租或出卖给私人来开办。尽可能地利用商业交通，沟通赤白区域的商品交流。工会还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帮助工人组织生产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及发展生产。”[4]P130在具体实践方面，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如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和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等。这些具体措施促进了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
2.组织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反经济封锁斗争
中华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由于国民党军实施更加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生产的钨砂、烟、纸、樟脑、茶油、竹制品等输出困难，这使生产这些产品的农业、加工业、采矿的工厂陷入困境，工人开始大量失业。而苏区需要的煤油、盐、布、药品等也无法输入，造成苏区日用品奇缺，价格昂贵，严重影响了苏区红军和群众的日常工作，并影响了红军的反“围剿”作战。为此，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发出号召：为了保障苏区军民的日常工作，发展革命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粉碎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为此，张闻天提出，苏维埃政府的方针应该“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他还提出扩大消费合作社，加强粮食调剂局，设立运输站等措施，“以便商品的流通”。为了打破敌人对于苏区的经济封锁，主张“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要尽量利用苏区内外的商人，给他们以特别的好处”。
刘少奇在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后，就立即主持召开各省工会领导干部会议，具体研究如何开展白区工作，如何发展白区党组织，如何动员白区群众参加当前的反“围剿”战争和反经济封锁斗争。他指出：反经济封锁工作非常重要，工会干部要学会做生意，苏区的兴国、宁都、于都、会昌、信丰、瑞金各县都是粮食、食油、生猪、柴火、钨砂等物资的产区。这些物资，都要通过打破敌人的封锁运到白区去，购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支援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当时，中央苏区需要的食盐、布匹，主要是从苏区以外购进的。他对大家说：同志们要努力再努力，加强白区党的组织工作，动员广大民众参加反经济封锁斗争，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这项工作是刻不容缓的。1933年6月，刘少奇指示赣南木船工会，成立瑞金河流修理委员会，发动苦力工人疏通瑞金河道，把坐落在瑞金武阳区河里的大岩石炸掉，以疏通瑞金和外地的水上运输。同时，刘少奇还组织造船工人制造了三百条木船，以增加河上的运输量。河道的疏通，船只的增加，改善了苏区的运输条件，对扩大苏区贸易往来，活跃苏区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深谙马列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林伯渠和吴亮平，在分任中央人民委员会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和副部长的时候，对建立完善对外贸易总局，开展“封锁线上的交易”，从而打破封锁，搞活苏区内物资流通也做了大量具体的指导工作。
3.注意立足苏区实际情况自觉抵制“左”倾错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的颁行，对提高苏区工人政治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借鉴的是苏联成型的劳动法规，该法也存在忽视苏区所处环境和战争条件、片面追求工人福利等弱点。因此，在总结《劳动法》施行一年半以来的经验教训时，张闻天明确批评了苏区“左”的劳动政策。他认为《劳动法》机械搬用大工业城市的一套，严重脱离苏区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师傅带不起徒弟，业主负担不起职工“福利”，实际上是“把资本吃完了再说”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使苏维埃经济凋零，使工人失业，使工人的生活恶化”。他提出，“必须同那些不顾任何情形企图完全机械地执行劳动法的“左”的倾向作斗争”。[3]P1911933年4月，为纠正劳动法施行中暴露出的弊端，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修改劳动法起草委员会，张闻天、刘少奇等留苏党员是主要负责人。经过近6个月的紧张工作，新的《劳动法》和相关法令正式出炉，并于10月15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署公布。
刘少奇在指导工会工作的同时注意调查研究，对“左”倾做法在经济建设中的危害有清醒认识。他连续在全总苏区中央局的刊物《苏区工人》上发表了《模范的工人要求纲领》《在改订合同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在两条战线斗争中来改订合同》等文章，说明“左”倾错误的危害。他指出：“提出使企业非倒闭不可的要求，蛮不讲理的要雇主雇用工会强迫介绍去的工人，企图用强迫介绍来解决工人的失业，过早地消灭私人资本，以及在订合同时没有必要的逮捕资本家等，这些‘左’的错误，是必须纠正的。”[5]P157-158“实现工人的要求，在苏区采用总同盟罢工的方式，是错误的。”[5]P159针对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刘少奇提出“必须把工厂中的完全的个人负责制建立起来”[5]P179等一系列比较系统的关于国营企业生产与经营管理的思想。
刘少奇和张闻天对在“查田运动”中出现的把中农当作富农来侵犯、将富农当作地主阶级来消灭的“左”的错误现象也有所认识。在1933年11月5日召开的中央苏区农业工会12县查田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刘少奇明确指出查田运动中发生的错误，他要求工会在会员大会上，在贫农团的会议上，解释中央对于阶级的新规定，对于那些弄错了的中农、贫农、工人，尤其要向他们解释清楚，鼓励他们拥护中央政府，并按正确的手续变更阶级成分。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苏区农业工会努力纠正自身查田运动中的“左”倾现象，为苏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军事建设方面
1.丰富并发展了我军关于军队建设的相关理论
我党的留苏人员归国后根据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翻译了许多苏联的军事著作，这些著作对推动军队建设和革命斗争胜利都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的杰出人物有刘伯承、左权和傅钟等。
刘伯承是著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于1927至1930年留苏，先后毕业于莫斯科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27年冬至1930年春，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期间，他就翻译了《苏联红军步兵操典》。回国之初，在中央军委任编译科长期间，他先后翻译和编译苏军《步兵教程》《兵器摘要》等书籍。担任红军参谋长后，他先后翻译了《苏军山地战斗》《战斗胜利的基本原则》《追击》等文，向红军指战员介绍苏联红军战术原则。根据红军反“围剿”作战战局的发展，他于1933年4月译出《退出战斗》一文，同时批评了军事教条主义者的冒险行为；于6月摘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中关于“对空防御动作”“伪装的概则”等章节；冬季又摘译了苏军野外条令中的《游击队动作》一文。1933年11月，为帮助红军指挥员明了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互相区别与联系，他翻译了《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1934年5月，摘译苏军《机动的意义》一文，在前言中强调军队机动作战的重要性。
此外，左权先后翻译了《苏联国内战争之红军》《苏联红军列宁党的工作规划》《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教训》《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等重要文献。[6]P364傅钟翻译了从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秘密带回来的《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并同刘伯承、聂荣臻一起完成了由周恩来主持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游击队怎样动作》等译文的定稿工作。这些著作在中央苏区出版发行后，对加强红军建设也起到了较强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2.不懈致力于红军的正规化建设
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令，成立了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还成立了以叶剑英为总参谋长的总参谋部、以王稼祥兼主任的总政治部等机关部门，加强了苏区红军的统一指挥。同时，中革军委和机关各部在朱德等留苏党员的领导下还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初步统一了红军编制，加快了红军的正规化建设步伐。
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后，投入大量精力抓司令部建设。为适应战争要求，叶剑英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研究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原来分工不明确、体制不合理的一些机关部门被精简合并，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部门相继建立，并明确职责，严格分工。叶剑英还明令作战部专门成立地图科，搜集敌军地图，学习利用地图，指导行军作战。叶剑英十分重视统一全军的号音。1931年11月下旬，叶剑英专门主持召开红军司号员会议，并于11月29日以中革军委名义起草和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号谱号音的“通令”。叶剑英非常重视培养和提高参谋人员的军事素质和工作能力。他几次召集师以上参谋长会议，结合工农红军实际，讲述苏联红军作战经验和孙子兵法等。叶剑英重视加强军队的正规化教育。他组织参谋人员研究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步兵战斗条令和后勤工作条例。在这些条令、条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和工农红军的特点，编写了自己的条令、条例，作为机关工作和部队战斗训练的根本依据。
政治机关建设方面，1932年冬，傅钟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主办了《红军报》《干部必读》等报刊。他还主持起草了《军、师政治部暂行工作细则》《团政治处暂行工作细则》和《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等重要文件，对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加强政治机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3.为我军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留苏党员通过参加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将苏联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技能传授给我军广大指战员，对我军军事训练、教育事业和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战斗素质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伍修权于一进入中央苏区就负责培训马克沁重机枪手，这正好用上了他在苏联步兵学校学习的知识和技术。被调到红军学校后，除了担负政治工作职务外，他还负责讲授过射击原理、步兵战斗等军事课程。在回忆这段时光时，伍修权感慨道：“当时我讲的瞄准线、射击线及偏差度等等道理，对一般红军干部还是很新鲜的。”[7]P60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他不断遇到当年在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同学，他们有的是我军的各级指挥人员和领导干部，有的在我军各个军事教育岗位担负着培养军事人才的重任，都充分运用了在苏联学到的本领。[8]P70例如，朱瑞曾在延安创建并主持了我党第一所炮兵学校，陈赓担任了彭杨步兵学校校长，左权回国后也到闽西苏区担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长，等等。
刘伯承是留苏党员里的“教育专家”。1931年刘伯承进入中央苏区后，被任命为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主持军事教育。他克服重重困难，从全国各地选拔了一批经过苏联红军大学、苏联基辅军校等专业军校培训的毕业生担任红军学校的军事教官。他还投入精力亲自教学。当年听过刘伯承讲课的学员，只要谈起自己的成长过程，总会提及他的精心教导，并尊奉他为军事教育家。[9]P82此外，还有一大批留苏党员在红军学校任教过。如蔡畅、庄田、郭化若、王智涛等留苏党员都曾在红军学校担任教员。
1932年10月17日，红军学校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将高级班和上级班改为工农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朱德、邓小平等留苏党员中的高级领导干部都曾在红大当过教员。
四、文化建设方面
1.积极做好新闻出版和办报等宣传工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刚刚成立，便组建了由两次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留苏党员张人亚担任局长的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局。在他的组织带领下，中央苏区各单位翻印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斯大林的《论列宁》《列宁主义问题》，出版了《列宁主义概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与中国》《阶级斗争讲义》等书籍。[11]P26-30此外，还出版了毛泽东的《乡苏工作的模范（一）》《乡苏工作的模范（二）》[12]P361-362等著作。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局还配合中央教育部等部门印制了大量的教科书。如《列宁小学国语课本》《初级国语课本》《地理课本》《工农课本》《理化常识》、《算学常识》《卫生常识》《解剖生理大意》《体操教授法》等各种门类的文化教材，为广大根据地民众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创造了条件。
为及时宣传党和苏维埃的方针、政策、法令，中央苏区和各个根据地创办了大量的报刊。据统计，仅中央苏区就有报刊34种。[11]P374在全部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央政权的“一刊一报”。“一刊”是指《斗争》。《斗争》原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时创办的机关刊物，进入苏区后不久，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中央局原来出版的《实话》与《党的建设》两刊合并改名《斗争》，于1933年2月4日出版，由张闻天任主编。杨尚昆等留苏党员为刊物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据杨尚昆回忆：“前六期《斗争》中，我共撰写署名文章7篇，除第五期外，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13]P75“一报”是指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创办的《红色中华》。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机关报，创办于1931年12月11日。由于其影响不断扩大，从1933年2月10日第50期起，改为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的联合机关报。周以粟、王观澜、沙可夫（陈明）、瞿秋白等留苏党员都先后担任该报主编，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等留苏党员撰写了大量社论。此外，由邓小平和陆定一两位留苏党员主办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部机关报——《红星报》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2.致力于发展苏维埃政权教育事业
徐特立等一批留苏党员是中央苏区教育的重要建设者。1931年11月，徐特立当选工农民主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在部长瞿秋白于1934年1月任职以前，由徐特立代理部长，全面领导教育部的工作。
一是大力开展扫盲运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之后，毛泽东曾委托徐特立草拟苏区的教育方案，并告诉他党和红军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关心群众教育，要解决政治斗争与文化教育工作相对立的问题；为着革命的需要，要发展教育事业，要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徐特立深入兴国和于都等地，详细调查，悉心研究，起草了一个扫盲教育的方案，提出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夫教马夫，伙夫教伙夫，识字的教不识字的”[14]P105这样一套扫盲教育方法。
二是注重师资力量的培养。为了培养教师，除开办各种师资训练班之外，徐特立还于1932年春在瑞金洋溪筹备创办列宁师范。这所师范招了两期学生。他既当校长，又当教员和校工，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教育，以至打铃、扫地，他都要自己功手。列宁师范的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政治、图画、唱歌、生理、体操、游戏、劳作等。徐特立亲自讲授了好几门课程，还专门请了在《红色中华》担任编辑的李伯钊担任音乐教员，林伯渠等其他留苏的同志也曾到校讲课。
三是组织领导了教材建设。1932年6月，在中央教育部内设立了以徐特立为主任，关蕴秋、施红光、蔡乾为委员的教材审编委员会，负责编审普通教育、社会教育的各种材料，审查下级编辑的材料并以之出版，徐特立亲自审阅了《共产儿童读本》，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四是积极开展正规教育。苏维埃中央政府创办了许多规模较大的干部学校，著名的有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其中，1934年4月，在以红军大学为前身创办的“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中，瞿秋白、徐特立分别任苏大正副校长。创立于1933年3月的马克思主义大学是一所党校性质的干部学校，任弼时任校长，朱德、周恩来等留苏党员都在该校授过课。此外，肖劲光、刘伯承、董必武、朱瑞、李伯钊等留苏党员也先后担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党校的创办、领导和教学工作。
3.积极探索苏维埃文艺本土化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陆续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一大批有艺术才华的留苏党员知识分子如瞿秋白、沙可夫、李伯钊、危拱之等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中央苏区文学、文艺、文化建设紧紧围绕着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建设三大政治任务展开，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形成了一整套特殊而影响深远的战争文化规范。
在中央苏区的群众文艺实践中，最具特色的便是“红色戏剧”。“红色戏剧”是红军宣传群众最重要的形式之一。红军每“打一个胜仗打下来，要‘演几台戏’” [15]P288。埃德加·斯诺对这种红色戏剧的宣传效果和广大苏区军民对戏剧的热曾有过详细的记述：“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15]P207
在苏维埃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中，戏剧创作与演出中的民间文化因素也不断增强，逐渐摆脱了直接套用的简单做法，出现了形式多样的表演形式，有朗诵加表演的，有话剧加山歌的，有单纯的哑剧，有正规的大型现代话剧，有写实性的小品。在苏维埃文化与本土化的进一步融合中，一些中国化的话剧形式也开始出现。如留苏知识分子李伯钊把苏联的“活报剧”这一形式介绍到中央苏区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中国式的活报剧。留苏党员知识分子沙可夫采用苏联戏剧模式与本土化相结合创作的大型话剧《我——红军》，曾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演出，也曾在“蓝衫团”训练班开学典礼上演出，均获得成功，有评论说它“是工农剧社公演的第一声炮”，“开辟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新记录……是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16]P207
此外，留苏党员危拱之曾先后担任过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八一剧团委员会委员、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等职，组训了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瞿秋白曾将工农剧社中的“蓝衫团”改名为“苏维埃剧团”，并成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聂荣臻、肖劲光、伍修权等曾经留学苏联的中央苏区领导人大都参加过“红色戏剧”的演出活动，这在中外戏剧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参考文献：
[1]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临时常委会报告（续） [N].红旗日报，1930年9月17日.
[2]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程中原.伟人之初：张闻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M].北京：中央文献出社，1988.
[6]王孝柏、刘元生.左权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7]伍修权将军自述[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8]伍修权.回忆与怀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9]刘备耕.刘伯承的非常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唐志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M]. 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11]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3]杨尚昆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4]陈志明.徐特立传[M].长沙：湖南出版社，1984.
[15]汪木兰、邓家琪.苏区文艺运动资料[G].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16]苏维埃文化建设开端[N].红色中华，1933，4（8）.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