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营文 任文柏 徐 榕 王露时 郑德库 编者的话：《第三十九个》一书从营口公安机关刑侦民警刘成刚抓逃的这一个点切入，极具感性地展现公安刑侦工作特别是抓逃工作的过程，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认识公安机关的窗口，以便读者更近距离、直观地感受公安机关广大民警日常工作的真实场景，进一步了解人民警察的奉献精神。本刊给予连载以飨读者。
第一个：实事求是的目标选择・成功后的苦涩与沉重
记得刚穿上警服的那一天，我抱着有警衔和警号的服装跑到宿舍冲着镜子照个没完。我还新理了发型，到刘平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照。当然要给妈妈邮一张，但是主要的还是给女朋友留一张。这是对我人生中划时代的一瞬，从此我就是一名光荣、神圣的人民警察了。从今天起，我就能像爸爸、哥哥他们一样，和坏人做斗争。我想像着自己身穿崭新的警服押着坏人的形像，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这时听到有人喊：成刚，该下街了。
现实和理想总是有距离的。做包街民警工作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风光，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小事，看着从身边走过的人我就想，他们哪个是坏人呢?坏人抓不着还总遇惹气的事。这不，两家邻居因为一道院墙的高矮打得不可开交。我去做东院的工作，对那家的老爷子说，大爷，他的院墙都建完了，你就将就一下吧。老大爷一下子火了，小伙子，你这叫什么话，敢情你不在这住了。你怎么替他们说话，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我去做西院那家的男主人的工作，老爷子说你挡光，你就建矮点吧。男主人说，怎么岁数大了就倚老卖老呀!城建都不管，他来管，没门。你是哪伙的，怎么替他说话。得，真是猪八戒照镜子，两头都不是人。这时同学给我来电话，问我现在怎么样。他说他立了两回三等功，都当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了。我听后心情糟透了。我骑着破自行车，一口气骑到辽滨公园，看着辽河北岸那萌动的绿色，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此刻，我的家乡应是一望无际辽阔的绿了。
所长和教导员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们什么也没说，领我去了所荣誉室，给我讲那个杯是基础工作得的，那个立二等功的老民警就是因为基础工作过硬上线索破了一个系列大案，他们的用意非常明显，是在帮我树立信心，建立对基础工作的热爱。这时我又收到了爸爸的一封信，鼓励我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干，他在听我的喜信。
爸爸，我何尝不想好好干呢，可从何处下手呢?像我这样的一个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的警察如何打开工作局面呢?思来想去，自己决心照着所长、教导员讲的去做，苦练基本功，为破案和抓逃奠定坚实的基础。
转眼到了2001年春天，我在清华派出所当民警快两年了。随着对派出所工作的熟悉，自己暗下苦功的抓逃的各种准备也逐步积累。作为一名青年民警，这时我怀着干一番事业的憧憬，那种抓捕第一个逃犯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心底似乎燃烧着一团火，等待中常常会产生莫名的冲动，甚至幻想着初试身手就能抓捕一名重大逃犯而一战成名。
但现实还必须靠理性去把握。茫茫人海，每一个逃犯的头上又没贴着标签，怎样才能去发现和抓捕呢?上大学时我涉猎过一些古今中外的兵书，按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我经过认真的思索分析，决定以清华派出所管内的逃犯为重点，结合所内的日常工作，先从这些人身上下手。
真应了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老话，机遇真的来了――西市分局下发了抓捕一名逃犯的资料。这对别的同志来说也许是一次正常的工作任务，但对我来说是实战演练的极好机遇。打一个比方，我就像动物世界里那非洲猎豹发现猎物似的兴奋得两腿都有些微微发抖。
西市分局下发的资料通报的逃犯正巧是清华派出所管内的。1999年9月，清华派出所管内的一所中学发生了一起绑架抢劫中学生的案件，经过全所民警的共同努力，很快把以绰号“番梨”为首的四名嫌疑人捉拿归案并刑拘。“番梨”却因为患糖尿病取保候审，谁知这一保就一去不复返，不仅造成了受害人的家长对公安机关的不满，就连被刑拘的三位也说警察不公，竟把主犯给放了。事情一直拖到2001年，分局就把“番梨”列为逃犯，专门组织抓捕，以消除他取保潜逃带来的不良影响。
我这时担任这所学校校外辅导员和法制副校长。校长找到我，跟我说，这所学校过去教学质量不好，经过校领导和老师的努力，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生源也不断增加，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出了这事后，被抢的学生直喊叫，不敢来上学了，学生家长不依不饶，非找学校讨个说法。这样下去，学校的声誉和学生的人身安全无法保障。刘警官，我代表全校2600名师生求求你了。老校长的眼中分明含着泪水。可我知道“番梨”的狐朋狗友多，抓他不会是简单、容易的事。我没有对校长承诺什么，我只是用力握了握老校长的手。
“番梨”没有工作单位，整天东游西逛、行踪不定。我查到了他的几个朋友的住处，不是没来过就是连他的朋友也无影无踪了。看来只有去他家先了解了解，尽管这样做容易打草惊蛇。我找了一个调查贫困户的借口，直接到他家去了解情况。
“番梨”的家比我想像的还要破，还要旧。在马市街一条狭窄的胡同有两间破旧的平房，一进屋像掉进了地窖，屋子又黑又脏，家里只有一个多病的老妈妈，靠在街道领低保，生活十分困难。他妈妈告诉我，“番梨”老不在家，自己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他了。说到这老妈妈两眼含泪，这孩子身体不好，你们是他的朋友，多照顾他呀。我在心里骂，这个狗东西，在你抢别人钱的时候，你不为受害者想，也不想想你老妈妈呀。你要是进了监狱，老人怎么度过晚年，指靠何人呢?
“番梨”是不会轻易回家的。因为他不会傻到自投罗网的地步。那么他在哪里呢?连邻居也提供不出情况，我去社区了解情况，当时不叫社区，叫居委会。街道干部对我还是相当支持的，我和他们扯了会儿别的嗑，就唠到“番梨”上。有一个街道干部说，他上个月还来过，来给他妈领低保，可不知为什么，这个月没来领。我忙问，别人来领了吗?街道干部说没有，他家也没有别的人了。那领低保是几号?我暗暗记住了这个日期。
一连两个月，我没事就悄悄到街道办事处溜达一圈。可不知为什么，第二个月“番梨”母亲的低保还是没人领。难道工作做得不够隐秘，他发现什么了吗?不可能。他不想领低保了吗?更不可能。我分析他躲在外边可能是在给人家打工，身不由己。他迟早会出现的。现在只不过在考验我的耐心而已。
同时，我也在四处寻找“番梨”的落脚点。家里有个多病的老妈，他不会走得太远。我安排力量，终于从“番梨”的朋友处了解到他可能在鲅鱼圈打工，我想如果这个月还不出现，我就只好去鲅鱼圈查找，否则有可能耽误战机。
领低保的日子终于到了。快到中午的时候，门外进来一个壮壮实实的男人。第一眼我就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跑，而是领完了工资对我说，我把工资送回家行吗?我不会跑的。我说不行，你必须跟我回所，工资我会替你 [ 2 ] [ 3 ] [ 4 ] 去送。他没再坚持，跟我走了。
这就是我抓第一个逃犯的经历，平淡无奇。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兴奋异常。把逃犯押到所里，我一个人关上门，用手捶打着床，马上给同学打电话报捷，又给父母打电话。第一句是：爸，我抓到逃犯了。然后又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直奔辽滨公园。
公园里有的老人在健身器上锻炼，有的三五成群在下棋，有的在散步。已是夏季了，草和花好像找到了炫耀的平台，一个劲地展示着美丽。不知为什么，我好像第一次认识这些有生命的物体，第一次感觉到它们的美丽。我再一次想到了那辽阔的大草原，想到了草原边上那可爱的家。我觉得自己没有愧对家乡和亲人，我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人民警察。
“番梨”的家我没有再去，但我也没有食言。我是让别人把低保工资送给老妈妈的，并且在“番梨”进去的这段时间，我都会替他做这件事。不为别的，就为老妈妈那一颗慈母的心。而我不直接去送的原因不言自明，我不愿让老妈妈知道我的身份，让她永远相信“番梨”有我这么一个“朋友”。
不知为什么，当成功的喜悦过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感到了一种苦涩和沉重。
瓮中捉鳖的一个：按图索骥圈定逃犯・随机反应与预先设计的相辅相成
到2004年11月，我已经抓了整整17名逃犯，抓逃的信心增强了，劲头也更足了。看着一张张在逃人员的照片，我又一次开始按图索骥了，不知道他们中的哪一个会成为我的第18个猎物。
多次成功的抓逃实践告诉我，到外地抓逃既牵扯人力又浪费财物，不如抓外地作案的本地逃犯，一来繁忙的工作不允许我利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外地抓逃，二来对本地的地理、人口比较熟悉，战前准备较为充分。
“司机”就在这时闯入了我的视线。
2003年2月的北京，天寒地冻，大部分的人都躲在室内，网吧成了好去处。北京某大学的方**与同学约好去北京丰台东高地小清湖的一家游戏厅。今天他们玩的是反恐精英。几个同学相互配合玩的真起劲，连午饭都忘了吃。这时方**喊来一个年轻白净的大男生，叫他出去给买点吃的，网管说没时间，人太多，忙不过来，让他们自己出去买。姓方的大学生摘下眼镜，摆出一副要讲理的架势，同来的几个同学也都站起来。这时过来两个小子，冲姓方的大学生摆摆手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姓方的学生没什么防备就跟了出去。当时已经是晚上了，华灯初上，他们三人来到游戏厅旁边的一块空地上，那两个小子不由分说对姓方的就是一顿拳脚，姓方的这时也来了劲，他在学校时搞体育的，平时又练过散打，没怎么把这两个土得掉渣的外乡人放在眼里。一阵厮打，那两个小子真的处于下风。这时其中一个小子拎过一个空酒瓶，在地上砸碎，用带尖玻璃刺进了大学生的右眼，顿时一股血流满了大学生的脸。他尖叫了一声蹲在地上，等几个同学跑出来，那两个小子已不见踪影。
摆在我面前的照片上，那个稚气未脱的大学生永远地失去了右眼，也极有可能失去锦绣的前程。而照片的背后，我看不到的画面却是受害人的家庭最大的痛苦，他的亲人们的眼泪。
“司机”跑了，留给受害人的却是右眼球被摘除的噩运。看着照片上“司机”的笑脸，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这个刚刚二十岁的青年怎么忍心断送了与他同龄的大学生一生的幸福?连续好几天晚上，我都没有睡好，一闭上眼就是受害人的涟涟泪眼。我一定要把“司机”抓捕归案。
首先我与北京丰台区公安分局负责此案的同行联系，了解详细案情及侦破情况。北京同行告诉我，同案犯均已被抓获并依法判决，只有“司机”一直在逃。
“司机”会逃到哪儿去呢?我分析，他在北京打工是投奔大石桥老乡去的，现在犯了案，绝不可能还留在北京等着警方抓捕。一无技术二无专长的“司机”最有可能去的地方就是大石桥家中。
我决定先去探探路。
于是我来到了这个位于大石桥中部的小村庄。村子不大，横贯村子有两条公路，住着几十户人家。这个村子还有个特点，就是有一半的人姓史，真是亲戚套亲戚。我装作找朋友的样子在村边的一户人家坐下来。这户人家不姓史，所以说起话来随便多了，唠了一阵，我就扯上了“司机”，这一扯不打紧，还真唠出了一些东西，也算是意外收获。
这个“司机”真不是个省油的灯。从小就横行乡里，这和他从小被家里娇惯有很大关系。一次，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孩子把他打了，“司机”哭着回家取来菜刀，他的父亲跟了来，当着父亲的面，“司机”把那个孩子给砍了。他的父亲跟没看见一样，过后还说，只要咱不吃亏就行。这样的人在村里谁都烦，所以后来他的父母看他在村里呆不下去了，才托人在北京给找了个活，替人看游戏厅的场子。这样的人看场子，不出事才怪呢。结果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出了这户人家，我决定去村委会了解了解情况。村委会没有人，等了大半天才来了满嘴酒气的人。挺不耐烦地看着我，问我什么事。我说明了来因，他说有这么个人，但他长期不在家，听说在北京打工。我还想问一些其他的情况，这个矮胖的男人扬扬手，算是送客了：我还有个会，你自己问问别人吧。早听说农村谁的宗族势力大，谁就做村干部，这个人大概是靠这个混成村官的吧。
这一次的目的也算达到了。我掉转车头，回到营口市区。其实我找村委会人问的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只有打草蛇才会惊。只有蛇惊了，我的“耳目”才能了解到确实的情况。
十天后，我第二次踏进这个村子。这一次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了解“司机”家的具体位置和环境，为顺利抓捕做准备。经过仔细分析，我选择在下半夜探访“司机”家。因为白天去会有人认出我。上次去后，“司机”显然被吓着了，去村委会了解是谁在打听他，然后一头扎进家里再也不出来了。就连邻居家办喜事也不出来，更不和村里人来往。
凌晨一点，我从派出所的床上爬起来，轻手轻脚地发动了汽车。我没有惊动其他同志，忙了一天，大家都累坏了。我摸着黑给知情人挂了电话，没人接，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去探路了。
为了不引起村里人怀疑，我把车停在道边，关了车灯，自己打量着“司机”家的地形。他的家在乡道的边上，是在村子的中间。靠道边有五间楼座子，院子很大，靠东边有一个小仓库，放些农具什么的。在门的边上有个小门房，也是放些杂物的。这样的布局在农村是再普通不过了。要想抓“司机”，前后门都要堵住。再在乡路上安排人堵截和接应，“司机”插翅也飞不掉。但是有一点，在抓捕“司机”时，一定要迅速。如果拖延时间，引起村民的围堵，“司机”很可能趁乱逃脱，使抓捕民警陷于被动。
回来的路上，我实在是太疲劳了，就把车停在路旁的一个池塘边上，关掉车里的音乐，听池塘里的蛙鸣此起彼伏。我想起了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我也想起了中学课本中学过的一首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我沉浸在这片祥和美好的意境中，非常忘情。如果不是做警察，我会 [ 1 ] [ 3 ] [ 4 ] 去做一名作家，把世间美好的东西尽情描述，尽情地去赞美真善美。而现在我做了警察，面对的却全是丑陋的东西。这也正是警察存在的价值吧。不知什么时候，我在蛙声中睡着了，睡得非常踏实。
回所后，我把有关情况向所里领导作了汇报，大家共同制定了抓捕方案。
我带领七名民警，在一天的后半夜，奔赴大石桥那个藏着“司机”的小村庄。
凌晨两点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我把七人分成三组。一组堵后门，一组在路边埋伏，我带一名同志直奔正门，实施抓捕。为了不惊动他家里人，我和一名民警**而入，直奔正房旁的小仓房。我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问谁呀?我说警察，快开门。门开了，睡眼惺忪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会是“司机”吗?我不敢确定。我们手中有一张“司机”的照片，不过却是在十几年前拍的，和眼前的这个人并不十分相符，但眉宇间的神情却很相似。我试探地问是不是“司机”，这个家伙好像才反应过来，反问我：你找我哥干啥?他在前屋，我去给你找。我愣了，“司机”的确有个弟弟是没错，难道我们抓错人了吗?短暂的对视后，我让他带我去找“司机”。
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最不想遇到的，如果他是“司机”本人，那么他极有可能混淆我们的视线，借机逃脱；如果他真的是“司机”的弟弟，那么他可能会想尽办法向“司机”通风报信。但事已至此，只好随机应变了。
天挺黑，走路深一脚浅一脚，他在前面走，我拽着他的衣领跟在后边。突然，他猛地用力挣脱了我，他用力很大，我一下子就摔倒在地，胳膊关节和膝盖都被水泥台阶划破了，冲他这一推，我判断，这家伙就是“司机”!
“司机”三纵两跳窜下台阶，冲出院门就往小路上跑。如果他从小路跑上公路，或是趁夜色跑到村里哪个亲属家猫起来，很有可能因为地形熟悉而逃脱。我急了，撒开两腿就向“司机”追去，在警校体能考试的时候也没使上这么大的劲呀!
没想到这家伙跑得还真快!眼看着他就要钻到庄稼地里了，三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静寂的夜空。埋伏在路上的同志鸣枪示警了。
“司机”吓得赶紧蹲在了地上，我和同志们给他戴上手铐押上了车，飞快地开车出了村子。
后来我才知道，“司机”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自行车，每天上学十几里地都是跑着去的，时间长了，就练成了飞毛腿，还得过全乡长跑比赛第一名，怪不得得了个“司机”的绰号呢!
最危险的一个：两逃两抓的“缘分”・狭路相逢勇者胜
一个警官的生命与一名逃犯的生命之重是无法划等号的，这样讲虽然有悖于法理，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可是现实的生活中还有着社会道德和价值的评判，孰轻孰重自有评说，但二者有时又奇迹般地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我知道我的一头是无法失重的，因为我的天平上还承载着人民群众的安危。
第二次抓绰号叫“乌鱼”的逃犯是我抓逃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
“乌鱼”，1978年8月19日出生，多么年轻的生命啊。他以他年轻的生命去试图剥夺另一条同样年轻的生命。2000年10月10日晚9时许，因为别人看了他一眼，他拔刀相向，将人刺伤后逃跑。因为这起案子，“乌鱼”第一次被我盯上了。当时他刚毕业，在社会上游荡，很难找到他。但从他的几个朋友那里我打听到“乌鱼”好喝酒，比较讲义气，一个人的任何爱好和特点都可能成为捕获他的手段和方法。我让他的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找他喝酒，“乌鱼”真的就来了。我将他按住，他撑起身子对我说，你先别抓我，让我把酒喝完。我看他端起酒杯说，今天我不追究谁把我骗来的，朋友一场，喝了这杯酒，就算给我送别。他一饮而尽，然后起身跟我走了。在路上，我问他，你知不知道你扎伤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他不回答，眼中有一丝茫然和凶狠。就是这个特别的眼神，让我记住了这个年轻的犯罪嫌疑人。
本来，我的这次抓捕可以成为他罪恶的终结。但事情还是出现了另一种可能。2001年4月19日在取保期间，他再次潜逃，成为网上逃犯。
那个被他刺伤的小伙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带着伤残的身体，在家人的帮助下，多次到省、市上访，使一起简单的伤害案件一度升温，成为众目关注的热点案件。
案件转来转去又转到我的手上。刚刚接手，我也有想不通的地方。已经移交了，为什么还要取保。我们公安民警在抓捕中付出的艰辛是巨大的，为什么还要重复抓捕。我接待来上访的小伙子，小伙子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他的眼神是无助的，令人同情的，和那个茫然中夹杂着凶狠的眼神比起来，我更有责任抓住“乌鱼”，不能让这样的人逍遥法外。
我下决心抓住他。晚上，我把所有和“乌鱼”有关的材料铺了满满一桌子。我像猎手一样，寻找着猎物的蛛丝马迹。从那些材料中，我好像看到“乌鱼”那张狡猾的脸在狞笑：你抓不住我，你抓不住我，哈哈。我跑啊，追啊，终于抓住他了，可不知怎么又被他挣脱了。我看见他抓住受害人，举起了刀，我不顾一切冲过去往下夺刀，一用力，我醒了，不知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梦。此时天已经大亮了。
我经工作了解到“乌鱼”的家在大平安里西侧的平房区。这里是有名的“一溜穷”，低矮的旧房子正告诉我“乌鱼”是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我听说他还有个哥哥，正在监狱**，我仿佛看到，两个无人管教的小霸王在胡同里称王，把别的孩子头打破了，把邻居家的玻璃砸了，而他们的家长在别人找上门来时，更是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直到今天两个孩子触犯了法律，他们想管也管不了了。“乌鱼”母亲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出让人接受不了的冷漠，只是翻来覆去一句话：你们别再来了，让我们清静清静。从他父母躲闪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他们对孩子畸形的爱。他们是要保护儿子，以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这为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可想像的困难。
后来的过程证实，我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为了躲避我，2002年一年中他们搬了四次家。第一次搬到离这所平房几百米的又一处平房。没住上两个月就搬到了五台子市场后边的平房。我一路打听，终于摸到了这里。他的母亲一见到我们，马上躺在床上，身子向里，不理我们。第二次去，已经是人去屋空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更远的太和庄村，以为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我找了半年，最后还是站到了“乌鱼”的父母面前。
这次我想没有收获决不收兵。这频繁的搬家不正说明“乌鱼”与家里有联系，甚至回过家吗?由于搬家次数多，家里的座机换成了手机。对，就从这手机号上入手。我假装手机没电了，借用他父亲的手机给我一个朋友挂电话，这样从我朋友的手机里就得到了这个号码。到移动公司查这个号的通话记录，有一个号码与这部手机联系最多，经了解是他姨家的电话。
再来说说他的这个姨。“乌鱼”从小就住在姨家，与姨感情深厚。一次“乌鱼”病了，姨顶着大雨把“乌鱼”背到医院，他非常感激，曾发誓将来一定孝顺姨。这次“乌鱼”来到姨家不走，姨就知道他惹 [ 1 ] [ 2 ] [ 4 ] 祸了。姨什么都没问就把他领到老边的一所空房子里。那是栋没进户的新楼，平时很少人去。姨给他放了好多吃的，又给他几百块钱，告诉他谁叫门也不要开，平时尽量不要出门。“乌鱼”一躲就是几个月，可把他憋坏了，后来实在呆不下去了，就给姨打电话。姨长叹一声，实在不行，只有跟你姨父说了。原来“乌鱼”的姨父在上海做买卖，但姨父和他姨不一样，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会对他讲。
就这样，“乌鱼”和姨来到了上海，人生地不熟，买卖又插不上手，整天在街上转。几天后他转够了，就暴露出他的本性，和一群上海小混混打起来，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他姨父一顿骂把他骂出来了。
无处投靠的“乌鱼”沿街乞讨为生。在异乡冰冷的夜里，他第一次开始感觉出逃跑生涯的艰难。在冰冷的街头，他又一次回忆起小时候自己称王称霸的往事，回忆起没有人管教的自由放荡。想着想着想到了监狱里的哥哥，想到了父母，他想近期无论如何得回趟营口，看看父母，最主要的是得向自己那一帮小兄弟借点钱。上海这地方没有钱可活不了。瞅准机会做点买卖，也许能时来运转，发笔财呢。到时候把父母接过来，不也风光风光吗?想到此，潦倒的他倒来了精神。
2004年4月25日，我和妻子在大福源附近逛街。说心里话，我当警察的这些年，欠家人的太多了，妻子很少让我陪她上街。我答应妻子这个星期天陪她去买衣服，然后去一家新开业的餐厅去坐一坐，唠一唠，而所有的这些想法却被一声又一声的电话铃声吞没了。有“耳目”来电话说“乌鱼”在盼盼路附近的一个酒店中出现，给所里打电话调人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抓住战机只身前往抓捕。
我知道“乌鱼”手黑，又从来刀不离身，此次只身前去会有相当的危险。但被一种胜利的渴望所驱使，也顾不了许多了。我故意做出一种轻松的样子，对妻子说：“朋友有事，我过去一下。”也不等妻子回答扭头就走，走出好远，我回头望望妻子。妻子和平时一样见怪不怪地一脸安详，只是眼神中透出一种关切。大概是一种搏杀前的心理作用吧，妻子的那眼神让我一辈子忘不了。
我进饭店时“乌鱼”他们已经喝得差不多了，都知道喝酒的人是失去理智的。“乌鱼”此刻已喝好，正在穿衣服。好险，我晚来几分钟将错失一个良好的抓捕机会。我伸手过去抓住“乌鱼”胳膊就往外走，他的七、八个朋友有的拎起酒瓶子，有的扯住我的衣服，一时间空气中充满着火药味。我大喝一声，我是警察，我在执行任务，你们谁要是拦我，就是包庇罪。他们被我的气势震慑住了。就在这短暂的十几秒时间里，我把“乌鱼”推上了一辆出租车。
“乌鱼”的身高和体重都优于我，对于“乌鱼”来说，被我抓住意味着高墙内长长的刑期。他的手伸向腰间，我知道他要反抗。说时迟那时快，我用膝盖顶住他的右手，伸手从他腰间拔出一把卡簧刀，他是要用这把刀来对付我。一瞬间，我离死亡是如此之近。我把他压在身下，告诉司机开到派出所。当我从车里把“乌鱼”押出来时，汗水已经把我的后背浸透了。我的双手死死地抓住他的手，从盼盼路到派出所一刻也没松过。到了派出所，“乌鱼”好像也才喘了一口气，他的身上也被汗湿透了。他说哥们，你怎么老跟我过不去，两次抓我的都是你。我说，是你和法律过不去，是你和自己过不去。
在把“乌鱼”押往看守所的路上，我想到了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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