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财税统制体制是日本侵华及太平洋战争期间，与对外侵略战争相适应而长期维持的一种特殊财税体制。“九一八事变”前，尽管日本政府存在内阁和军部二元主体结构，但其财税体制主要遵循古典均衡财政主义。自“九一八事变”后的高桥财政开始，内阁在政府中主体性角色遭到削弱，形成了以军部为主的强政府干预结构，进而确立了财税统制体制。上述体制演进对战后日本的财税体制及整体经济发展产生了路径依赖性影响。
关键词：日本；财税统制；政府角色
中图分类号：K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4-0035-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4.005
所谓战时财税统制体制及其演进指的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期间，日本为适应战争不断增加的军事需求，参照德国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及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战时计划经济体制，而构建的有极强军事色彩的一种财税体制，它是日本战时经济统制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日本战时经济统制体制，学界往往简单地将其视为暂时的、临时军事性应对体制，而忽略了其对战前经济体制的改造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形成作用，特别是政府干预角色中的路径依赖作用。不容否认，在战时财税统制体制演进过程中，军部的作用超越了政府，但是政府和军部联合对经济进行了更强力的干预，也是近代以来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高峰，使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尝试了“强政府”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及其政策实践，对战后日本经济及其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后初期日本的倾斜生产方式，日本经济自立及高速增长期的产业合理化运动，甚至整个战后日本经济体制，都可窥见战时统制体制的影响。而上述现象也体现在战时日本财税统制体制中。文章拟通过对战时日本财税统制体制演进中的政府角色的定位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 高桥财政与财税统制体制基础的奠定
如前所述，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由于日本长期推行军国主义政策，日本经济体制经常会受到军事和战争的影响。故此，日本财税体制存在二元主体结构，除政府外，军部也扮演了次级主体角色。尽管如此，战争前后，日本经济大体还是以均衡状态运行的，财税体制也具备均衡性特征，以顾及民生为要，其财税政策以古典均衡财政理论为指导，政府干预是以市场主导为前提和开始的。
1927年日本国内“金融”危机和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接踵而至，使日本财税体制及其政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藏相井上准之助基于古典均衡财政理论的金解禁和财政紧缩政策不但没有成功应对危机，反而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萧条和下行。
在上述背景下，与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增加有效需求，以应对经济危机的凯恩斯主义在英美等国日益盛行相应，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呼声，而在财税领域，尝试新型政府干预的高桥财政也应运而生。1931年12月，高桥是清出任犬养毅内阁的藏相，并立即中止黄金出口和黄金兑换，开始了财税统制体制的尝试。
高桥财政固然是危机状态下的经济大环境使然，但也与高桥个人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实践密切相关。高桥本人是一个理财专家，在出任犬养内阁的藏相之前，高桥曾两次出任藏相，进行了对财政的政策性干预的实践。第一届山本权兵卫内阁（1913—1914年）时，高桥是清担任大藏相。原敬内阁时期（1918—1921年），高桥再次出任藏相，大力推行“扩张性财政”[1]。1921年11月，高桥自己组阁，并兼任藏相。从1924年至1931年，高桥是清又先后任加藤高明、田中义一内阁的藏相。与凯恩斯的主张相似，高桥是清主张政府应该通过积极的财政性政策干预，例如禁止黄金出口，扩大公共支出，鼓励消费，刺激经济，扩大就业，以应对危机，“使大多数国民从贫困中解脱出来”[2]。上述政策主张及实践为他赢得了“日本凯恩斯”之美誉。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和主张，1931年底担任犬养毅内阁的藏相后，高桥是清主导出台了一系列的与以往依靠紧缩财政来实现收支平衡的做法完全相反的政策措施，包括：在货币政策上，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取消金本位，大量输入硬通货，同时实施通货膨胀政策，试图在应对危机的同时为对外扩张集聚资金；财政方面，扩大财政支出，由日本银行大量发行国债，从民间筹集资金。1932年，日本首次政府公债，总额达3.38亿日元（约占1932年日本财政收入的17.4%）。其具体做法是：先由日本银行全部认购，并为政府设立专门账户。政府在向企业订购后，以支票支付。企业可凭支票从日本银行获得现款。企业将这笔现款存入商业银行后，商业银行可以再向日本银行购买公债。这一做法，被认为最大程度避免了滥发纸币，还能够确保公债发行成功、同时刺激企业生产，“一举三得”；税收方面，反对提高税收，避免增加税负；出口方面，实行低汇率，鼓励对外贸易，加大对外倾销。
在上述政策措施推动下，随着日本政府持续加大对公共事业的财政投入，日本经济很快有所起色，到1934年的多项经济指标全面高于欧美各国。高桥财政开启了国家有意识干预经济的阶段，是凯恩斯赤字财政理论在政策实践层面的前期尝试；从另一视角看，这也为后期日本法西斯经济（又称“统制经济”）体制实施提供了政治依循基础。
二、马场财政与战时财税统制体制的重构
军部和内阁分治的二元政治结构为“二·二六”事件的爆发埋下伏笔，而高桥财政1935—1936年对军费预算的控制，与军部法西斯无止境的扩军备战要求形成尖锐对立，直接导致高桥是清被枪杀。其后，马场锳一出任藏相。由于为全面侵华战备的大环境，及马场自身有别于高桥的财政政策思想，马场财政在延续高桥财政政策基调的同时，对战时财税统制体制进行了调整和重构，与经济统制的政策呼应，财税统制范围大幅扩大，涉及公债、税收、临时军费、储蓄及物价等方面。
众所周知，“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于1936年3月组阁。内阁成为军部傀儡，天皇制军部法西斯主义正式形成，为全面侵华作准备。在“广义国防”名义下，法西斯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统制。
广田内阁任用由军部推荐的日本劝业银行总裁马场锳一为藏相。马场认为：当时，日本的财政问题在于保证国家规划和战略的实施，包括对伪满洲国的控制，加强国防，复兴农村、渔村经济，增强国力，巩固国家基础。而要满足这些要求，就必然考虑增加新的开支。
基于上述想法，在税收方面，马场提出与高桥不一样的增税主张。之前，高桥主张不增税（又称“高桥减税论”）。因为高桥认为增税不仅不会大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会加重国民负担。马场则认为减税不仅没有改善国民（中下层）生活状况，而且给国家财政造成困难。故此，马场强调制定税制不应以减税为原则，而应考虑国家战略目标（如为战争筹措财政资金）等非社会政策因素。
基于上述思想，马场接受军部的意见制定了《税制改正要纲》，并在1936年9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发表[3]。其主要内容是：①1937年度增收国税4.6亿日元，地方税减收2.2亿日元；②广泛调整中央和地方税目、税率；③创立地方财政调整交付金制度；④实现动产和不动产、法人与个人之间租税负担的均衡，构建政府控制下的弹性税制；⑤改革关税制度。上述措施导致税制变化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导入永久性地方财政调整制度。这是由于当时日本农村经济凋敝，为确保社会稳定并获取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必须加强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救济和扶持。税改后，国家将所得税的一部分和资本利息税返还给各道、府、县，将地租、营业税、家屋税等返还给各市、町、村；其二是国家将新税源重点放在法人所得税、利息分红、财产和有价证券转移课税上，这显然不利于大资本。正因如此，上述税改措施遭到财界的攻击而流产。1937年全面侵华后，日本政府第71届议会通过华北事件特别税法（约1亿日元）、第73届议会通过支那事件特别税法（约3亿日元），拟提高税率增加收入。1939年为确保生产力扩充计划实施，又推行了租税特别减免措施（约1.5亿日元）[4]236。
临时军费方面，日本政府于1937年9月10日制定了临时军费特别会计法。1934年至1936年间占总支出不到20%的军费，很快增加到50%以上，且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基本维持这一水准。1937年到1941年，临时军费总支出合计269亿日元。其中，陆军兵器费67亿日元、空军兵器费50亿日元、修造舰艇费16亿日元[5]236.237。
从1938年开始，日本政府还开展了奖励国民储蓄的运动。具体做法是通过“邻组”的方式，将每家每户组织起来，按照其收入制定储蓄比例。
物价方面，由于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刺激了军需相关的投资和融资而带来通货膨胀。这就要求政府加强物价调控，既要保证国内市场供需，又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障各种军需物资的顺畅供给和生产力扩充。故此，商工省于1937年7月17日颁布《关于重要物资价格统制的省令案》。随后，商工省通过修改工业组合法、各种事业法及实施物资物价的自治统制，对物价进行了管控，开启了战时物价统制。在尽量维持国家收支平衡和各种物资顺畅供给的前提下，物价统制基本坚持最大限度地扩充生产力的原则。故此，日本政府首先明确，要将进出口商品价格控制在国际水准线上。与此同时，为维持国内物价秩序，防止囤积居奇和黑市交易，商工省于1938年4月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物价统制委员会。中央物价委员会确立了物价公定的原则，并在不同行业设立专门委员会。同年6月颁布物品贩卖价格取缔规则等法令[6]284.285。上述措施起到一定作用。例如，促进了纤维行业的出口创汇。而在基础资材产业，如煤炭、金属、燃料等行业产生了不良后果：其一是导致接受统制的企业和未受统制的企业间出现“二重价格”问题；其二是劳动力和原料成本的提升使企业利润大幅下降，影响其生产热情，煤炭行业尤甚。对此，商工省物价统制委员会颁布《物价统制大纲》，制定“战时适中价格”，对企业的利润要求给予一定考虑[6]294.301。同月，设物价局以加强物价统制。10月通过《价格统制令》，将全部价格固定在1939年9月18日的水平[7]。
为推进上述财税统制措施的实施。马场首先寻求合理性依据，反对高桥压缩军费，维持健全财政的做法，宣称“军费”具有“生产性”
1935年9月，马场在东京大学进行了《关于财政和金融的若干问题》的连续演讲，他讲到“在某种意义上讲，国防费就如同构筑提防。构筑了坚固的提防，就可防止洪水泛滥，或者说如果国防充实，我们就可免于同外国发生战争。海军方面不是经常强调说当前的军需关联产业，对造船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非常有益么？如果这样的话，国防费就不是非生产费用，而是生产费用，至少可将其视为间接生产费用。”[8]182.183；其次是进行人事调整，使一批亲军部的革新官僚进入大藏省，例如原对满事务局次长川越丈雄出任次官，内阁调查局的调查官山田陇雄出任主税局长；第三是修改预算编制制度，实施“先议划定”。之前，财政预算编制程序一般是大藏省在各省厅计划基础上，制定预算，再由内阁会议审议。“先议划定”则是内阁会议先制定预算，必须满足军部要求，大藏省在财政指导上的权威丧失殆尽[9]；第四是大力推进公债发行，同时采取多种手段消化。马场提出：只要准确估计将来的形势建立好财政计划，即便大量发行公债也能继续维持国家信用。为消化巨额公债，采取了如下手段：①降低普通银行以国债为担保向日本银行贷款的利率，以促进普通银行吸收国债；②为促进普通银行优先消化国债，对起债市场予以统制。1937年的《有价证券承兑业法》强化了对公司债市场的统制。马场还提出运用一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增加大藏省储蓄部和简易保险的公债吸收量，让铁道、印刷和官厅组合义务吸收公债，保险、信托公司也要发挥作用[8]184.186；第五是实施超低利率政策，与发行大规模公债配套。为此，将高桥时代的四分利率又下调到三分半，这种措施延续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
总而言之，马场财政承袭了高桥财政的积极干预的做法，但其财税思想、财税措施与高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尤其是由于全面侵华的新环境和新需求，促使其对财税统制体制进行了重构。但是，马场财政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在税收方面，尽管税收有所增加，但仍无法满足战时军费迅猛扩张的需要，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述问题更加严重，从而引发1940年税制改革。
三、太平洋战争与财税统制体制的强化
1939年9月1日，德国空袭波兰，3日，英国、法国相继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而日本在继续侵华战争的同时，加强了针对美国、英国进一步扩大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战备，并于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使侵略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本财税统制大大强化。在通过1940年税制改革加强税收统制的同时，临时军费和公债发行迅猛增长。更值得注意的，储蓄、物价等方面的统制也大幅增强，从而构建了全面而强有力的财税统制体制，也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达到顶峰，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也造成更大影响。
在税制方面，进行了1940年税制改革。为适应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需求，迅速增加财政收入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时，依靠传统产业部门增加税收的可能性不大，而现代产业在战争中迅猛发展并产生大量利润，国家只能将新租税来源转向现代产业部门的企业组织。不过，国家还要考虑如何保持相关企业的生产热情，避免刺激财界而导致改革搁浅。基于上述考虑，1940年税制改革基本确定了如下税收制度：①以个人所得税形式向现代产业部门中的收入所得进行课税，分别按照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包括综合所得税和分类所得税）；②将法人税从所得税中分离出来，基本确立了以所得税和法人税为主的新型租税体系；③参照马场税制改革案，事实上从国税中废除地租、营业收益税等对传统产业部门的所谓“旧中间阶层”的课税。此外，之前为确保生产力扩充计划而实施的租税特别减免措施也继续保持。与马场改革案不同的是，为防止过分刺激财界，1940年税制改革未触及财产税和销售税。
1940年税制改革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国家加强了对地方的财政转移和租税统制，采用了国地税分设制度，并形成了地方财政调整制度。战争时期，地方政府需承担较以前更多的行政事务，且需在中央的指挥下进行。其中包括征兵、征用军需工业劳动力、对生活必需品等重要物资进行分配并促进其生产、防空准备等。中央若要求地方政府完成以上行政事务，就必须在财源上予以保证。故此，实施了财政转移制度，具体的方式是对地方给予特定补助金。与此同时，国家还允许地方发行地方债，但所得资金必须用于军事相关费用和生产力扩充费用。对于需要地方紧急承办的行政事务，规定可以以政府制定的资金统制计划和物资动员计划为标准，发行地方债。另外，对地方政府的课税方面也加强了统制，如规定返还税的课税标准和税率决定权都属于国家，而对附加税则制定了标准税率，要求地方都按照该标准征税。对财政转移手段仍不能完成行政任务的地方，采用了配付税方式。通过上述改革措施，构建了在中央控制下的相对分权的租税体系[10]。
临时军费筹集方面，继续实施特别会计法。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军费所占比重突破60%，且一路上涨，到1944年占到总支出的85.6%。1942年以后，虽然一般会计中的军费减少，但以临时军费特别会计形式支出的军费骤增，超过60%。临时军费中的军事方面支出从1941年的23%上升到1945年的46%。由于该时期是以海上和空中作战为主，军费主要用于飞机和船舶的制造和生产。
除直接用于军事的费用之外，临时军费还被广泛地用于经济统制、扶助基础产业及确保粮食生产等方面。以1941年为例，军事直接费用占46.5%，经济统制费用占32.4%，生产力扩充费用占12.7%[4]235。经济统制费包括米谷统制费及强化经济警察措施费，生产力扩充费包括对煤炭、电力、肥料等产业提供的补助金，以及为增加大米生产而使用的土地改良费等。这一期间临时军费的预算制度同一般会计不同，预算科目几乎没有细分，所以从预算中不易看出军费以外内容。在相关研究中也有记载，这一期间军部经常利用临时军费购买特殊钢、普通钢、非铁金属、合成金属，以及各种土木建筑用资材、工具等，再将其拍卖给军需工厂和相关民间公司等情况，可推算这一时期临时军费的使用已远远超出单纯军用范畴，对战时经济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大[11]149。
另外，这一时期临时军费开支项目间的挪用也很自由，议会对临时军费预算的审议完全流于形式。这不仅影响到临时军费会计，而且影响到一般会计，特别是其支出制度。1942年2月的会计法战时特例和4月的会计规则等战时特例进一步放宽陆、海军对相关军事支出的限制，甚至可先付资金、预付订货款、支付概算、自由签约等。这种制度使政府对订货价格的审定放宽，事实上等于给接受军事订货的企业发放补助。1943年10月，日本内阁通过《有关彻底实施预算简化的文件》，制定使预算编制简单、快速化、预算实施机动灵活化等原则，而且以此为基准修改了会计法战时特例，将此前陆海军所适用的财政支出原则进一步扩大到各省厅[5]64，108.109。
国债方面，从一般和临时军费两种会计的年度收入构成看，1936年度租税和公债的比例是3∶5，1939年度为3∶6。1942年到1945年政府筹措的1 492亿日元临时军费中，依靠发行公债和借款的占86.3%，租税收入只占11.1%。在政府财政支出中，依靠发行国债筹措的资金连年上升。1937年仅为22亿日元的国债发行量，到1941年突破100亿日元，1944年则超过300亿日元。从国债发行量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看，1937年不到20%，到1939年接近40%，太平洋战争时期的1944年则达50%左右[11]149。为促进公债消化，1940年以后又通过对兴业银行相关公司债业务的提前贷款、向地方银行分派兴业银行债券等手段强化了对直接金融市场的统制。后又成立以大藏省、企划院、简易保险局、日本银行、兴业银行为核心的起债计划协议会，将公司债完全置于国家统制之下。此外，由邮局卖出小额公债及带有补助金的储蓄债券、报国债券，吸收国民的购买力。
国民储蓄统制方面，太平洋战争期间，大藏省每年都对下一年度的国民所得进行推算，并根据政府的财政状况制定储蓄总额，按比例分配给各种金融机构，分配额随战局变化不断变动。如在1944年军需省需要增加飞机生产，大藏省便将该年度的储蓄目标由原来的360亿日元上调到410亿日元。1945年，大藏省发布1944年的储蓄额为484亿日元，超过目标18%。1945年制定了600亿日元的目标额，第一季度即完成118亿日元[12]。
物价统制方面，1939年10月，日本政府在颁布《物价统制令》的同时，提出物价统制政策目标是“为扩充生产力、满足军需物资供给、稳定国民生活，尽一切手段控制物价上涨”[13]186。但很快，低物价政策与生产力扩充政策便发生严重冲突。由于水力发电不足以及实施物价统制等原因，煤炭业发生了严重的生产危机，其他产业部门也出现减产。如何协调低物价和生产力扩充政策间的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故此，在第75届帝国议会上，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发表了尊重企业利润要求，按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办事的建议。但多数人认为战时应该否定企业的利润动机，必须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企划院起草的《以物资动员计划为核心的我国战时经济的现状及未来的展望》强调“为确保战时经济，国家有必要在全经济领域实行高度统制。要使企业服从公益优先原则，以国家利益为重，放弃追求利润。今后，价格将丧失其调节物资供需的功能”[14]。基于这一观点，日本政府于1940年4月将中央、地方物价委员会改组为直属内阁的物价对策审议会和商工省地方厅价格形成委员会。在1940年物价对策审议会所做的答询中提出要采取如下措施：①采取强力措施全面抑制购买力；②整顿物资分配机构，纠正物资分配不均现象并促进其流通；③为增加生产，对企业经营进行统制，包括促进其提高生产效率、加强对会计的统制等；④加强对国民消费的统制，制定生活必需品供给对策；⑤加强日本、东北、中国间的物资交流[13]187.188。上述政策出台不久便遇挫折。由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计划完成率不断下降。
1941年，随着苏德开战和美英实施对日资产冻结，日本不得不进行进口替代生产，低物价和生产力扩充政策间的矛盾再度爆发。对此，物价委员会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在企业实现合理化。由于实现企业利润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1942年生产力扩充计划未完成。矛盾集中在以否定企业追求利润为原则的“经济新体制”理念与承认企业利润动机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冲突上。1942年7月，企划院起草新物价政策方案，继续强调低物价政策，要求企业抛弃合算主义，发扬牺牲精神。对此，陆军省表示坚决支持，但商工省强烈反对。商工省认为，战时经济运行须立足于资本主义原则，因此必须保证企业利润。商工省的方案是将生产价格和需求价格分离，实行“双重价格”，同时对前者提供补助。这样既保证了利润，又能使战时生产顺利进行。这场争论以商工省的胜利告终[13]191.192。
1943年2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紧急物价对策要纲》，明确以下方针：①对于生产与国家生产计划紧密相关的重要物资和国民生活必须物资的企业，考虑到战时生产成本的提高，决定确保生产者价格；②对生产者价格和需求者价格间的差额，依靠补助金进行调整；③提高战时必需的生产和生活物资的价格；④对生产国家急需物资并超额完成任务的企业给予奖励。《要纲》实施后的1943年，生产价格普遍上涨，基础资材产业的利润率也同时上升。当年的生产力扩充计划完成率非常高，尤其是包括煤炭在内的7个重要产业计划的完成率都超过了100%。直到同年11月实施军需公司法之后，物价统制仍坚持了上述原则。
总体而言，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财税统制体制更具有应对战时急需的军事体制的性质，其计划性也更强。
为保障侵略战争的深入推进，政府首先把视角放在财政资金的筹集上，以税制改革为主渠道，以特别会计增加临时军费，综合使用国债、强制储蓄、物价等手段弥补资金缺口；在开支方面，军部对资金使用的自由度大幅提升，资金挪用现象普遍存在；这一体制虽然符合军人政治和战争的需要，客观上降低了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导致了民众的生活水准下降和健康状况受损。
四、结 语
日本的战时财税改革为日本发动战争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撑，给当时的东亚世界、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灾难；统制经济的实施客观上为政府宏观调控、干预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同时，这一调控手段对战后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积极应对占领期的经济低迷、助力高速增长期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第二次飞跃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强力集权的政府和“统制”机制是相互伴生、相互依赖的：强力集权的政府为“统制”机制的建立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和实践的土壤；而“统制”机制依赖这种强力集权迅速产生、发展和固化又反过来强化了军部政府的强权。这种制度循环最终导致了“军部独裁政治”的产生，其因政治约束成本、监督成本过高而失效，军部政府不仅在侵略和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将日本人民拖入战争的深渊。
战时经济是日本经济史不可忽略的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战时经济的核心部分——战时财税政策体系研究却并不热烈。人们显然把研究的视角更多放在了对战时物资、生产、金融、物价、劳务以及产业、国民生活、对殖民地的掠夺等问题方面，具有清晰的数据支持和现实关照，但不可否认，财税方面的研究是隐藏于这些后面的更重要的政策推手。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完成经济复兴并走上经济高速成长的道路，学界开始重视战时经济和战后经济的内在联系性，东京大学大力内教授《日本经济论》特别强调了战时经济和战后经济的连续性，指出战后日本经济的巨大变化来自于战时垄断资本主义的强化。而作为战时战后的财税政策，其内在的连续性不言而喻，在战后经济改革过程中，事实形成了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二元决策主体”并存机制和日本政府“单一执行主体”机制，这决定了日本政府在制定战后复兴期和高速增长期政策时与战时日本经济的连续性。如在税收制度方面，美国1949年5月提出的“夏普劝告”，在实施过程中，日本政府以夏普制定的现行税制“不适合国情”“实行上有许多难点”“所得税负担过重”[15]为由，对其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建立了一套以租税特别措施为核心的产业税制体系，后被称为倾斜税制。
通过对日本战时财税统制的分析，以及对其政策绩效的考察，必须指出日本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而发动对外扩张侵略战争，特别是军人政治迅速集权而采取的统制政策，不论其动机和目的还是手段和结果，都是不正当的。其政策制定、出台和实施过程中“一权独大、缺乏约束”的制度背景也深可玩味，值得认真反思；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财税是政府的命脉，最能直接反映执政者的政治意图，作为经济视角的“财税政策”最终打上了政治和阶层的烙印；更应当警惕，限于决策者学识、思想以及对现实情况的掌握和判断，这种“统制”经常面临调整和修改，而失去约束和监督的政府体制逆向助推决策集团在战争中的常识判断和经验判断，甚至绑架核心层的决策权力，导致其在侵略战争的深渊中越陷越深，在对外扩张和侵略道路上形成死循环，进一步将普通民众也拖入到这种循环中；这一始于军部强力集权，通过财税统制，最终导致扩张侵略的过程，对考察战时的日本社会，理解军部政权的崛起，“统制”政策的形成，以及战时政府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目标扭曲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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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