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体制改革”是中国这类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制度创新，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有其自身特定的经济背景和问题指向。从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角度对新古典主义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五个理论流派的主要见解进行评述，以期对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有所启发。
关键词：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新古典主义经典理论；演化经济学；转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9）02-0044-05
Review of Classical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Reform
TANG Long1,2
(1. Economic Depart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42;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both a developing country and a transitional country. System reform i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raditional socialist countries of planned economy like China. Although the classical theories developed und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ckgroun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annot directly and systematically explain and guide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syste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research’s theoretical logic and related ideas of some economic theory schools are illuminating toward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reviews the main ideas of Classical Neoclassicism Theory, Marxian Economic Schoo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School,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ransition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so as to expect that the research can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ition.
Key words: system reform;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Classical Neoclassicism theor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ransition Economics; Marxism Economic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evelopment Economics
“体制改革”是像中国这类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制度创新。研究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在在尊重社会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立足于实践层面或者说操作层面动态地研究制度创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间的动态运行与调整机制。同样，尽管世界各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面临着发展方式转型的共性问题，但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然有自身特定的经济背景和问题指向。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转型与发展两项艰巨的任务被历史偶然地结合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这种特殊情况是先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同样的发展阶段所未遇到的。正因为如此，基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背景下所产生和发展的经典理论对于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缺乏直接的、系统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不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基于制度主义视角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受到经典理论家们的广泛关注，在其著作中所时常闪现出来的智慧之光，对于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仍存在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有必要从对一些主要的经典理论关于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的评析中，获取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注：体制改革在中国最早主要是立足于经济层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最早的提法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或“国民经济管理体制”，1980年以后，开始普遍使用“经济体制”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是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因为国务院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为国家直接领导改革的专门机构，人们也就开始用“经济体制”这个简化的词语替代原先冗长的提法。然而这种不经意间的演化，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规律性。由于经济体制是一个新概念，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完全确定，这就为各种社会力量、各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重复博弈的概念框架。随着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体制的涵义演化和范围的扩大，改革也就逐步向前推进和深化了。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被普遍使用，使中国的改革和改革理论得以避免了触及诸如姓“资”、姓“社”这类涉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层面的东西而有效地起步。也就是说，从实践中归纳出来改革理论以及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改革措施，借用对“经济体制”的涵义及范围的理解取得了观念上的合法性，并通过把改革和改革理论的性质与范围定位在遵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灵感。
一、新古典主义经典理论：无法解释体制改革中的经济发展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发展的制度研究是薄弱的。在他们看来，“它所涉及的社会是一个无摩擦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制度不存在，一切都通过完善运转的市场发生。”[1]因此，社会生产体系的内在机制在其研究中往往以“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被抽象掉，成为未知的和不被考察的变量。建立在该学说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通常立足于增长要素法和增长格局法两类研究方法探讨经济发展。[2]这两类研究方法在分析经济发展时，通常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视为中性的，从而将其忽略。即使有一些经济发展模型也认识到了制度变迁的重要性，但把制度变迁视为不依赖经济发展过程的外生变量，从而把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割断了。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方法的直接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舍弃的全部要素（制度、所有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都包含在内，注重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动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发展研究框架从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演化入手，揭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规律性，从而找到了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的联接点。在他们的视野中，制度—经济发展的研究逻辑在于资本积累所促进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推动了技术变革（可近似地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看成技术进步），从而破坏了现有经济秩序的稳定，引起和激化了发挥新技术潜能与现在所有权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激进的制度变革为新技术潜能的发挥开辟道路。
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40年代,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如凡勃伦（Veblon,T.B.）、加尔布雷斯（Galbraith,J.K.）等人，就看到了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制度主义者无法给出制度对转变发展方式所起作用的精确的定量分析，且无法使其分析体系化，在当时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大行其道的理论界，选择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研究主题的兴趣受到了极大抑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使得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变得越来越缺乏解释力。为什么发展禀赋相似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像韩国和加纳，在经济发展绩效上相差如此巨大？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针对发展中国家十分复杂的制度背景，再次试图把制度变量引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假定和无制度背景观。通过研究“生产的制度结构”，新制度主义者在经济发展与制度结构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与旧制度主义学者有所不同，他们在强调制度的同时，也不同意把制度分析变成一些枯燥、散乱的概念体系。在继承和运用新古典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运用制度分析将财产权、交易成本、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等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由此形成了特有的分析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视为新古典经济学沿着制度路径使其一般化，从而增强其现实性的过程。[4]
三、演化经济学: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主义视角在新时期的异化
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在演化经济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演化经济学脱胎于旧制度主义经济学。(注：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凡勃伦在1898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中提出的，在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等价于演化经济学。凡勃伦深受当时达尔文革命的影响，他对前达尔文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至今看来仍是非常强有力的批判，强调经济学应以“制度”或“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一般的也倾向把演化经济学等同于凡勃伦传统的老制度学派；以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诞生并发展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现代演化经济学依然高度重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演进—制度学派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之一。根据演进—制度学派的观点，如缺乏相应的制度转变作为支撑条件，从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难以取得实效。因为，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根植于一个既定的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导致新的发展方式与原有制度体系之间的紧张状态，要消除这种紧张状态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由此看来，深刻地理解从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仔细思考从一种制度体系向另一种制度体系的变迁过程。[5]
尽管演化经济学也重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它还没有形成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统一的研究方法与规范。冠以“制度演化理论”名称的各种理论自身的假设前提、研究方法，甚至理论背后所反映的哲学基础都有不一致的地方。总的来看，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企业家在制度演化中的作用、知识演化与制度演化的关系以及认知模式与制度之间的关系。[6]也有一些学者注重从特定角度提出制度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相互推动机制。例如，道格拉斯·诺思将制度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看成是经济增长通往持续繁荣或者是持续贫困的重要原因。[7]又如，纳尔逊提出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协同演化是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8]一方面，物质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持续地起着领导性作用，社会技术的作用在于它确保物质技术的执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没有适当的制度，驱动经济增长的物质技术将不能以它们应有的方式出现和取得应有的效力。
与同样发源于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有所不同，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构成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制度研究的有力补充，它不仅高度重视长期的制度演化过程研究，并更好地说明了经济系统创新的来源。
四、转轨经济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视角
经济发展方式蕴含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处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在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相互交织，互相推动。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实效，必须深刻认识经济转轨的内在规律。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正好满足了上述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转轨经济学是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支撑。与先前的制度主义经济学相比，尽管转轨经济学研究的体系化还需进一步努力，但它吸纳和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理论以及博弈论等多种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更加专注于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原因及具体过程中所需解决的系列重大问题。[9]
由于“转轨”过程本身就包含体制转换，因此制度主义视角在转轨问题研究的工具箱中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甚至可大体代表当前主流转轨经济学的发展方向。[1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旨在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对苏联、中东欧以及中国等经济转轨国家经济绩效的解释力降低后，制度因素被认为是解决或改善激励问题的关键。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解释转轨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在转轨经济学中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以雅诺什·科尔内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根源于经济转轨国家内部长期形成的偏离命令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旧体制中阻碍经济发展及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体制性根源以及如何克服和使其逐步向新体制转变。学术界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与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式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内在联系的观点有着高度共识。然而，至今学术界对其具体的联系机制进行系统论述的研究文献却并不多见。幸运的是，些学者还是尝试性地探讨了计划经济体制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之间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之间所存在的逻辑联系，李萍的博士论文就是其中较有见解的一例。(注：李萍在其博士论文中，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逻辑联系归纳为：第一，生产单位的非企业化运行管理方式产生的软预算约束导致了粗放型经济发展；第二，软预算约束导致经济行为主体更容易把精力集中于一些非经济目标，客观上造成了粗放型经济发展；第三，非货币化的行政交易规则人为地造成社会供求失衡，加剧了资源浪费和配置失衡；第四，信息不对称造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低效率；第五，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虚置导致激励机制缺乏，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缺乏内在动力。同时，她把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逻辑联系归纳为：第一，市场经济体制可节约信息成本、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二，价格调整机制强化了市场激励机制，通过优化资源有效配置推动经济增长朝集约化方向发展；第三，利益驱动强化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第四，竞争机制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资源配置动态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李萍得出结论，实现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从根本上铲除粗放型发展方式的生存土壤，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转变（参见李萍的博士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分析》第4、5章）。)
五、发展经济学: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发展的视角
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能是较发达国家、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发展问题一直受到理论工作者的热情关注，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还是兴起于“二战”以后，主要的研究视野集中于探索经济落后国家或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过程。[11]
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为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然涉及发展方式问题。从理论渊源及研究思路看，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方法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工具之一。从理论渊源看，经济发展理论起源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运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它吸收了增长理论的一些原理，但更加强调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以及转变的途径和政策。[12]因此，制度视角当之无愧地成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必不可少的方法。从研究思路看，“战后”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思路先后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三个阶段。[13]在某种程度上，这三种研究思路是以指导和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并对当时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修正和补充，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制度主义色彩。例如，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研究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实现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及其所蕴含的理论创新可从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一词内涵的理论探讨过程中得到一些启迪。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发展主要立足于经济层面，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义词，虽然经济发展主要用于贫穷国家，经济增长主要用于富余国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有关文献中,对发展含义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把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是指人均产品量的增加,它通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表示；发展既包含了人均产出的增加，也包括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即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14]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在尊重经济增长一般规律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相互推动作用。注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正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因为除了关心增长要素投入与要素利用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外，经济发展方式还从总需求结构上关心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发展以及从供给结构上关心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既然在结构主义的研究视野中对制度性因素的探讨必不可少，那么在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必须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也就会发挥重要作用了。
六、小结
综上所述，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基于制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把制度纳入对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使得所提出的理论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性。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制度的宏观动态量化分析具有相当的难度，再加之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所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使得制度非均衡动态宏观经济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自身特定的经济背景和问题指向。由于中国转轨与发展交织并行中可能产生的种种复杂态势和路径的不确定性，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可能遇到的问题。幸运的是，散见于一些经济理论流派中所使用的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方法的理论逻辑及所提及的观点，对于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是有很强的启发性。如何从中吸取营养、使之体系化，并建立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将成为致力于研究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工作者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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