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沐，姚金燕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各民族间的交往互动、交汇互融更加频繁。在此进程中，党和国家需要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有序引导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发展。面对全球化迅猛发展冲击，必须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蓄力量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建设发展的行动指南，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广大学者从宏观理论概括、(1)王希恩：《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十年发展观》，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载《学术界》2016年第4期；
王延中,章昌平：《新时代民族工作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王瑜,马小婷：《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辨析、理论释析与教育路径探析》，载《广西民族研究》2020第5期。微观实践总结、(2)王平，严学勤：《论民族互嵌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以新疆塔城市的实证研究为例》，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赵月梅：《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呼伦贝尔地区的实践与启示》，载《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罗彩娟：《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及其深化路径探讨》，载《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
尹未仙：《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云南历史经验》，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年第2期；
束锡红，等：《乡村振兴背景下东西协作回汉互嵌社区的脱贫模式:宁夏生态移民闽宁镇原隆村的个案研究》，载《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
陈婷,赵晓娜：《交往交流交融对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以青海省为例》，载《青海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心理深层机制(3)姜永志,白红梅,李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及实现路径——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年第7期；
李静,于晋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心理机制研究》，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等方面研究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成果丰硕。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视角、多成果的特点，但缺乏从“国家在场”的视角探讨乡村民族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基于G乡的田野调查，以反贫困治理中的精准扶贫为切入点，探讨当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表征，发现“国家在场”促进了各民族“全面交往、广泛交流、深度交融”。因此，国家要在制度保障、经济支撑、价值引领上有序引导和规范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G乡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东南部，地处山区，地表梁峁起伏、沟壑纵横，是多民族混居地区。下辖7个行政村51个社，2021年共有1740户7775人，其中少数民有2848人(回族1853人、东乡族423人、保安族329人、撒拉族115人、土族77人、藏族51人)，占总人口的37%；
汉族人口4927人，占总人口的63%。(4)G乡人民政府：《2021年G乡政府年度工作报告》2022年2月23日。G乡作为我国“三区两州”的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治理成效非常显著，经济取得显著发展，基础设施有了改善，人居环境变得美好，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为各民族进行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基础。目前，当地路、邮、网的畅通无阻，加速了其人口、物资、信息和资源频繁流动，促使G乡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与外部的接触互动更加频繁、联系更加紧密。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国家力量纵横延伸到基层社会，在经济利益、政治民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促进了G乡各民族间的交往互动，互动空间范围从乡域内部扩展到乡域外部，民族接触往来更加频繁，民族互嵌互融更加深入。
(一)经济利益：各族人民劳动就业相互依存
1.内部生产劳动紧密联系
乡村产业发展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要义。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在牧野沟三个村落种植花椒，发展林带经济。每年农历8～9月份，花椒成熟，需要人工采摘。雇主就地取材，雇佣本地劳动力。虽然是经济雇佣的关系，但各族人民在协作劳动的同时，增强了彼此间的生活、感情联络。
G乡HJ村汉族村民LCP说：“我丈夫逝世有好几年了。目前我一个在家，孩子住在城里。地种不动了，我苦了半辈子，如今孩子们让我歇着。可我闲不住，于是就趁着国家政策支持，种了20亩花椒，收入还可以。摘花椒的时候忙两个月，请人来摘，回族、汉族、土族、藏族都有。今年(2021年)摘花椒的人工费为1斤2.5元，我给小工提供开水和方便面，因为饮食不一样，没法一起弄饭。”(5)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LCP，汉族，农民；
访谈时间：2021年8月29日；
访谈地点：G乡HJ 村。同村撒拉族村民MFTM也说：“我在家，不外出打工，因为摘花椒也可以挣些钱。椒树长得好的话，一天可以摘50～60斤，不好的话就是个30～40斤。人家给我们提供开水和方便面，个人(自己)也带着馍馍。路近，方便。摘花椒时，大家聚在一起闲聊，心情好。”(6)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MFTM，撒拉族，农民；
访谈时间：2021年9月6日；
访谈地点：G乡HJ 村。像采摘花椒这样的联合劳动为族际间密切接触提供了机会，客观上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交往互动。
实施精准扶贫以来，G乡及其周围乡镇的道路建设逐渐完善起来，乡间公路四通八达，各族人民在乡域内部或外出流动更加频繁。完善的交通设施直接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各族人员流布，聚居互嵌程度也有影响。(7)程中兴：《交通现代化如何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基于横断山区的空间统计分布》，载《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畅通各族人民走亲串户、外出求学、务工挣钱、婚姻嫁娶和城乡融合提供了便利。
SLS村东乡族村民ML对此深有体会：“2016年前癿藏到GG村这条路很难走，开车十分危险，且费油。这几年国家帮我们修好了路，我们跑车就很方便，安全有了保障。共产党真是了不起。现在到GG接人很方便，路好走、速度快。从GG跑兰州，人多的时候，每天都在跑，一星期花700多元的油钱，一天挣400多元(7人座，每人单程70元)，抛去花销，一个月能挣4000～5000多元。过去家里只种地、养牛，孩子出门(打工)不方便。现在我们的生活整体变好了，大家都富裕了。”(8)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ML，东乡族，司机；
访谈时间:2021年8月13日；
访谈地点：G乡SLS村。道路便利加强了G乡各民族村内村外之间的联系，各族司机跑车挣钱养家糊口，他们共享共用微信群，亲切地互称为“联手”(朋友、伙伴)。跑车，使他们频繁接触，利益互联、感情深厚，生活中更是相互帮忙，彼此照应。这在一场车祸中就有所体现。据G乡SLS村村民ZQH回忆：“有一次，我们的一位车友把人给撞了。车友是藏族青年，腿有些不方便，家里比较困难。因为车祸，他需要给人家赔钱，车友们商议着捐款帮他，我捐了200元。”(9)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ZQH，汉族，司机；
访谈时间：2021年9月13日；
访谈地点：G乡DYJ村。
2.外部经济扶持发展互联
在实施精准扶贫工作中，党中央从宏观布局细微着力，实施“东西协作”“定点帮扶”措施，不断缩小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这就呈现了各民族“双向互动、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的生动图景。具体来讲，厦门海沧区从项目、资金、技术方面对G乡进行精准帮扶。例如2019年厦门海沧区投资100万帮扶G乡贫困人口就业(公益性岗位)、住房改造、教育补助和社会保障，有效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条件。此外，厦门海沧区广泛接纳G乡民众到工厂务工，管吃管住。东西协作、对口帮扶不仅提高了G乡村民的经济收入，而且开阔了G乡村民的眼界，增长了他们的见识，进一步促进了族际间广泛的交往互动。
据G乡GG村书记MYW介绍：“这几年政府的劳务搞得不错，现在后半年基本看不到年轻人聚在村口闲聊的情况，以前村民出门挣钱意识不高，一到冬天就在村口晒太阳闲聊。现在出去务工待遇好，政府指定帮扶工厂，吃住、工资有保障。超过三个月，还有劳务奖补，这对村民来说是好事情。我感觉最大的变化是村民自身思想上的转变，从不愿意出去到愿意出去，从不太信任政府到信任政府，这点我作为村书记真的感受得到。年轻小伙出去，打工挣钱比在村里有出息多了。社会这么发达，人要走出去才会知道得多，才会想得远。年轻人勤快一些，出去打工还能找个媳妇带回来。”(10)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MYW，东乡族，村委会书记；
访谈时间：2021年10月26日；
访谈地点：G乡GG村。从上述表达可以看出，反贫困治理中的“东西协作”“定点帮扶”作为“国家在场”的有力表现，加强了乡村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联系，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各民族之间团结互助、协同发展。国家制定和实施“东西协作”“对口帮扶”的精准扶贫举措，在促进我国各族人民互通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同时，大大方便了各民族间更近一步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互动、纵横面深入的互嵌互融，使全国各民族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经济一体、社会融合、文化互信的稳定状态”(11)刘小珉：《民族地区反贫困70年的实践与启示——基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载《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11期。。在乡村振兴阶段，厦门海沧区继续与G乡保持密切合作，从产业协作、招商引资、人才交流、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精准扶贫与交流互动，以达到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这样，一方面巩固了乡村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推动乡村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党中央坚持“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减贫脱贫实践，联动各民族发展“同心、同向、同行”(12)吕峰：《“团结—治理—共享”：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论述研究》，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逐渐实现共同富裕。
(二)政治活动：各族人民共建共治共享
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把政府、市场、社会以及贫困主体共同纳入扶贫治理体系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13)“共建共治共享”主要是指培育积极理性、合作共建的多元主体；
建立沟通、协商、调和、合作的公共事务治理机制；
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让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参与治理、分享治理成果、有更多获得感。见夏锦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现代化治理格局。各族贫困人口在全程参与扶贫治理中，其主体能动性得到有效发挥，推动了我国基层自治和政治民主文明的建设发展。具体来讲，G乡政府在工作中坚持“干什么由老百姓来说话，怎么干让老百姓说了算”的民主理念，还通过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知情会议、两户见面会、四议两公开等形式，让村民积极参与到精准扶贫的识贫、扶贫、脱贫的整个过程当中，监督扶贫资金分配、项目落实、乡干部和驻村干部工作开展等情况。这样，“共建共治共享”充分体现了我国乡村社会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民事民议的民主特征，充分保障了我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14)王怀强：《论脱贫攻坚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推进》，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强化了各族人民的政治认同。国家与乡村同时在场互动，拉近了国家与基层各族人民之间的距离，也使各族人民相聚政治场域中，共同参与村务治理，增强了各族人民的交流互动。政府公开贫困对象、扶贫项目、资源、过程和效果等所有信息，接受民众的监督，尊重和发挥了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进而激发了各族人民的公民意识。此外，驻村干部结对帮扶、走村入户的工作方式，公平公正的工作原则和待人友善的态度，促使国家干部与各族人民建立了和谐的关系。干群一家亲是人与人、心与心之间近距离的交往互动，也是跨越民族差异、身份界限的密切接触，对推动我国民族交汇互融发展有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三)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本土风尚
G乡民众热爱土地，赞赏辛勤劳作，讨厌好吃懒做；
践行“家国一体”“耕读传家”的发展思想；
提倡“家和万事兴”“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这些思想价值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的内容相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代表了国家主流思想和先进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价值支撑。在精准扶贫中，当地政府非常重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家园，涵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动力。(15)李维军，杨丽：《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文化底蕴、生成逻辑与理论特质》，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一是着重宣扬中华民族文化，张贴宣传标语，印发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宣传小册，重点介绍中华民族团结发展历史和关系的内容。在村落公共空间中张贴宣传“中华民族一家亲”“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代表国家主流、先进民族文化的标语、图画，以增强民众视觉印象，引导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举办村落文化交流活动，有花儿会、电影播放、广场舞比赛、“送戏下乡”文艺演出、诗歌朗诵比赛等，以丰富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使各族人民文化共享、精神同频。三是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塑各族人民的思想行为。在村落人文景观建设、乡村学校教育内容、乡风文明建设中大力宣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在各族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以加强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理解与高度认同。(16)武沐，姚金燕：《“国家在场”视域下国家认同研究——以精准扶贫中民族地区G乡为例》，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四)社会生活：族际通婚促进民族融合
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G乡各民族之间的通婚数量逐渐增多，族际通婚范围扩大,跨地域民族通婚也促进了民族融合。笔者整理统计了当地族际通婚概况(见表1)。首先，当地族际通婚有回族-汉族、汉族-藏族、汉族-土族，土族-藏族、汉族-蒙古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与保安族之间相互通婚。其次，族际通婚发展时间阶段明显，这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当地男性多去青海、西藏地区挖虫草，做木工。他们与藏族、土族女性接触交往，然后结婚。SLS村的汉族村民YZX说：“改革开放后，村里人出去干活，到藏区挖虫草。我会木活，就到青海盖房子，到那里的寺庙做木工。我妻子是青海土族，做木工时认识她的，她嫁过来30多年了，刚来的时候说话不方便，但生活上差距不大。两个孩子，民族填的是汉族。儿子在四川开超市、收虫草。儿媳妇是藏族，孙子报的是藏族。这样说来，我家里就有三个民族，也算是民族大团结的家庭了。”(17)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YZX，汉族，木匠；
访谈时间：2021年9月09日；
访谈地点：G乡SLS村。精准扶贫期间，政府鼓励劳务转移。村民外出务工时与西藏、四川、青海的藏族、土族及内蒙古的蒙古族频繁接触，族际通婚数量增多，通婚范围有所扩大。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蒙古族村民WRLG说：“我跟妻子是在厂里打工时认识的，她是汉族。我俩结婚有4年了，有2个孩子。孩子们的民族填报的是蒙古族，我们平时就在这里(G乡DYJ村)生活，方便照顾老丈人。我和妻子虽然是不同民族，但生产生活习惯差异并不大，都是种地、放羊，没有不习惯的。”(18)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WRLG，蒙古族，农民；
访谈时间：2021年9月12日；
访谈地点：G乡DYJ村。最后，市场经济和国家教育对族际通婚影响很大。市场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国家大力扶持农村教育发展打破了“回民”内部通婚的壁垒，促进族际间的通婚。
表1 G乡族际通婚情况统计表 (单位：户)
GG村副书记DLH说：“说起少数民族与汉族结婚的，当地有个事情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典型事例。解放战争时期，四川那边过来的红军与我们这里东乡族的一个姑娘结婚了，他的儿子MYLS(回族)至今与四川那边的亲戚保持着联系，他每年都去四川走亲戚，四川那边的人也会来他家串门。现在，年轻人读书多，见识广，更有包容性，因此不同民族之间结婚的事情就很常见。我们村上三社有个小伙(东乡族)与陈沟七社的姑娘(汉族)是同学，认识时间长了想要结婚。两家父母让我当中间人，把事情的具体细节敲定一下，意思就是只要孩子愿意，差不多就把事情(婚礼)办了。”(19)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DLH,回族，村委会副书记；
访谈时间：2021年9月17日：访谈地点：G乡GG村。
族际通婚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深刻体现和发展趋势。族际通婚，使不同民族在家庭生活中亲密接触，在语言、风俗习惯、饮食文化上有了全面的交融，彼此间更能深入了解与认可，这比其他方法更有助于族际间的融合发展。频繁的族际通婚促使不同民族之间彼此接纳、互学互鉴、包容理解，最终以文化互嵌为基础实现了从家庭生活到邻里互亲再到村落和谐的“文化共享”(20)徐燕,袁同凯：《河湟走廊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临夏州唐汪人为例》,载《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不同民族的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相互了解、适应彼此的生活习惯，包容和尊重彼此的文化习俗，通过自我调适，由己推他，接纳和理解他者。这无疑是有助于多民族混居村落中邻里互嵌共融，也有利于社会中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国家在场”强调国家与社会互动及其路径生成的问题，“精准扶贫”是国家以政策手段和行政嵌入乡村社会的方式来表达“在场”，并与地方社会互动互构，从而对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产生影响。“国家在场”视域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中蕴含着“大、小传统”(21)[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的互动互构，具有民族区域性和国家统一性的特征。具体而言，G乡代表“国家在场”的政治制度、经济项目、国家政策属于“大传统”范畴，是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导向。与之对应的，G乡社会属于“小传统”范畴，内部生成的认同机制是加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保障。最后“大、小传统”的互动互构，使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规模和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接触频率和情感亲近有了进一步加深。G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民族共处一地，和合共生，共同发展。经过精准扶贫治理，各民族在经济利益上互通互惠、精神文化上互融共享、思想行为上规范互构，彼此间联系更加紧密。在乡村多民族混居地区，“国家”和“地方”同时在场互动互构，合力推动各民族在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生产生活、休闲娱乐和人情礼仪等领域进行广泛互动和深入交融，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
(一)“国家在场”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导向
历史经验和实践证明，各民族间持续不断的交往互动、交融汇聚、共创中华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本质特征，国家力量一直是影响族际关系的主导力量。在“大传统”的政治文明中，历史上中央对民族地方采取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措施以及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客观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间接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族际和谐，为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坚持以马克思民族理论为指导，尊重我国民族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基础，制定实施民族区域制度、民族平等政策；
党和国家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实施“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逐渐缩小我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携手共进、共享富裕；
党中央高度强调推行“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统领我国民族工作和事务治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力量；
各级政府同步党中央步调，积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民族法制教育活动，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法律保障，也为各民族关系和谐打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G乡乡政府干部MJD说道：“我国有56个民族，是个大家庭。往小了说，不同民族打交道需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好与好是相互的。往大了说，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决定了一切，在法制社会，谁也不能随便闹事。国家重视乡村、民族地区的发展，扶持力度很大。精准扶贫以来，GG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富裕了，思想素质也提高了。不像以前因为鸡毛蒜皮的事闹矛盾。政府定期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评选民族团结进步人士，利用传统民族节日宣讲国家政策、普及法律知识，引导和规范人民群众的思想行为，民族关系发展大方向是正确的。”(22)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MJD，撒拉族，乡干部；
访谈时间：2021年9月21日；
访谈地点：G乡乡政府。民族政策作为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直接决定了民族交往互动的方向，形塑着各民族间交往互动的态度和行为。我国民族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基础，经过长期实践已被中华儿女高度认同，是各民族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政治资源，将继续引导和规范各族人民的思想行为，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和国家整合。(23)魏国红,郑万军：《民族政策与国家整合: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趋向》，载《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二)地方内生的认同机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保障
乡村民族混居地区，族际间生成的认同机制是保障多民族共生互融的地方性智慧。G乡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上互帮互助，物质利益上相互依存，文化习俗上互尊互认、互鉴互融，人情礼仪上频繁往来，这些认同机理共同塑造和维持了各族间的交往交流、互融互汇、和合共生的稳定关系。其中文化认同则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要素。各民族长期共处一域，在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中产生了文化的双向认同。各民族在宗教信仰、风俗文化、婚姻等方面互尊互认、互鉴互融，既是民族关系和谐的外在表现，又是推动各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深入交融的源动力。具体来说，共通共用的临夏汉语方言是G乡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而宗教信仰多元交汇、文化习俗互尊互鉴更能体现各民族间的深度融合。
1.宗教信仰多元交汇
宗教文化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塑造着一个民族的心理、生活习惯、风俗等。G乡民族宗教文化多元交汇，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
汉族、土族、藏族的信仰多元，佛教、道教交汇互融。G乡乡政府领导YYJ就表示：“我们这边汉族家里(汉族与藏族、土族结合的家庭)有事需要做法事，就请喇嘛念经，阴阳师做法，属于多元信仰交融”(24)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采访对象：YYJ，藏族，乡书记；
采访时间：2021年8月26日；
采访地点：G乡乡政府。。从青海嫁到G乡DYJ村的藏族女子CL也说“我已经有3年没回青海娘家了，平时烧香许愿，参加庄子上的打醮。有机会回娘家时，我就会去寺庙，为自己和家人祈福。”(25)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采访对象：CL，藏族，农民；
采访时间：2021年10月19日；
采访地点：G乡DYJ村。可以看出，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宗教上交汇共享，成了民族融合的显著表现。虽然各民族的宗教文化不一样，但各宗教都在引导人们爱国爱教，积德向善、做好人行好事。如伊斯兰教认为“爱国是伊玛尼(即信仰)的一部分”(26)吕蕾莉，陈思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文化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分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要求人们诚实守信，乐善好施、不欺骗、不偷盗；
道教在民间信仰中教育民众要忠君爱国、孝顺父母；
佛教更是教导人们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这些教义规范着当地各族人民为人处世的思想价值和行为，为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2.饮食习惯互鉴互融
G乡各族长期生活在一起，饮食习俗逐渐趋于相似。在饮食习惯、待客礼仪等方面各民族之间互鉴互融。日常吃食上：当地面食有揪面片、七花(菱形状)、长饭(臊子面)、炒拉条，还有烩菜(粉条、土豆、白菜、牛羊肉)。饮食习惯上：饭前，各民族都用汤瓶净手；
一日三餐均饮茶。待客礼仪上：逢年过节，用油香、馓子、“三泡台”(盖碗茶/刮碗子)、牛肉、羊肉、鸡肉招待客人。其中馓子更是各族家庭交往互动的重要媒介。当地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与保安族做的馓子深受其他民族的喜爱，在逢年过节或遇婚丧嫁娶时，其他民族提前邀请上述民族的妇女做馓子，当地把这一行为叫做“帮厨”。同时，馓子也是邻里亲友之间互赠的礼物，礼物互赠背后生成的便是一种社会信任和义务机制，(27)徐燕，袁同凯：《河湟走廊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临夏州唐汪人为例》，载《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这种村落内部生成的互惠机制反过来又固牢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感情，联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发展。
3.牡丹景观共享共用
牡丹作为百花之王，除了有审美功能，也有吉祥富贵的美好寓意，从古至今一直深受中华儿女的喜爱和赞颂。临夏地区种植牡丹历史悠久。古代，临夏牡丹具有“枹罕花似‘小洛阳’”的称谓。现如今，以东郊公园、红园、大夏河三十里风情线的临夏公园广种牡丹，形成各民族共享共用的牡丹景观。(28)郭兰茜：《从富贵花到两世花:回族文化中的牡丹——基于甘肃省临夏市八坊回族社区的调查》，载《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2期。在G乡，牡丹景观在各宗教圣神场所、世俗民间庭院、文化艺术中，随处可见。当地民众在家中种植佛头青、粉狮子、青心白、紫荷莲等各种牡丹，观赏价值极高。文化艺术上，牡丹符号在砖雕(清真寺、拱北、文化广场)、经字画(伊斯兰书法)和木雕技艺中集中呈现。以“木雕”为例，当地也称木雕为“花草”，用于农家房屋装饰。“花草”装饰少则1～3层，多则5～9层。图案上：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喜用牡丹、荷花、梅花、菊花等图案；
其他民族则多用琴、棋、书、画、牡丹、梅花、荷花、兰花、竹子、菊花等。此外，“河州牡丹”也是当地葫芦雕刻艺术品的主要图案。G乡社会中各族人民共享的牡丹种植、牡丹文化符号，超越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边界，生动呈现了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互鉴互融、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事实，表达了G乡场域里中华民族共同的象征，(29)周传斌,郭兰茜:《多民族共有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以河湟民族走廊牡丹景观为例》，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这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艺术，也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民族文化特性和中华民族共性统一发展的深刻体现。
(三)“大、小传统”互动互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
在多民族混居场域中，内部存在多种异质“小传统”，“小传统”之间也是互动互构、互借互鉴，同时以国家为代表的“大传统”与地方上多种“小传统”之间交相推引，所以“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互动互构，合力塑造民族关系。多个“小传统”间存在相异性，但各“小传统”在共通共享的“大传统”中逐渐消弭了相异性，从而为族际间的交往互动、和谐发展营造了氛围。从G乡的近代发展来看，在“一五计划”期间，各族人民都是公社社员及生产队队员，一起参加劳动，他们在生产劳动中接触、互动，逐渐打破了民族边界。实施包产到户后，各族人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但生产工具相对缺乏、农耕技术滞后等因素使各族人民在“骈工”(30)骈工：当地村民生产生活中互帮互助的一种形式，包括人力、牲畜力和生产生活工具的交换，也叫换工或助工。中完成生产，加之日常生活中的人情往来，使各族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加深了族际间的相互认同。党和国家长期的反贫困治理，促使G乡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进行资源互补、文化浸润、能量置换和情感相通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31)朱碧波：《论我国民族事务的认知定式与治理转向——兼论涉民族因素社会问题治理的法治化》，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所以，代表“国家在场”的“大传统”是我国多民族共生共融、和合发展的导向力，“大传统”在推动地方多民族社会文化生态的变迁中，影响着族际间的双向互动及文化认同。
各族人民之间频繁流动、广泛接触和深入互嵌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当下表现和发展走向。因此，新时期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固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根源保障；
坚持在发展中解决民族问题，不断回应各族人民对物质和精神美好生活的诉求，夯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明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目标。
(一)坚持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固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保障
坚持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建设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根本保障。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设计和践行我国民族政策体系的伟大领导者，民族团结问题亦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党中央立足国情，制定和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民族平等根本原则，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发展道路，更为进一步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制度支撑。其次，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政治制度上端正和固牢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发展的根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民族交往互动的方向，确保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享有平等的权益，谁也不能侵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平等和谐的社会环境，有效调动了我国各族人民的主体能动性，促使他们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建设发展的本源动力。(32)金炳镐,谢清松：《夯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五个基础》，载《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最后，完善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保驾护航。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要依法治理民族工作和事务，法治化推动我国各民族平等交往互动、公平交融互惠，以整合多民族国家繁荣发展。(33)陈宇：《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法治化与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一方面坚持科学立法和严格执法。基于我国民族实情，不断完善和健全民族事务各种法律法规体系，补充和细化民族交往互动的法规条文，依法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
必须坚持各族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依法处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矛盾和问题，不能以民族区分选择性执法，严厉打击蓄意破坏民族团结的不法分子。另一方面要加强普法宣传，引导各族人民群众自觉学法、懂法、守法，增强各族人民的法律意识。切实反对民族特权，引导和规范各族人民群众进行平等友好的交往互动、交汇互融。
(二)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夯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
根据现行标准，虽然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4)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7年10月27日。依然没变。我国乡村民族混居地区，由于受历史遗留、经济发展起步晚、社会基础脆弱等因素制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因此，党和国家必须紧扣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宏观布局和细处推进，联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城市乡村之间均衡发展，不断缩减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共兴共享，创造更多条件让乡村各族人民融入国家发展中，促使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形成平等共生、互利互惠、相互依存的经济利益共同体，(35)邹丽娟，赵玲：《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逻辑》，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为进一步扩大各民族间交往范围、加深交融程度提供便利的社会条件。党中央要不断提升治国理政的现代化能力，不断满足全国各族人民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求。
第一，党中央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推动乡村民族地区物质文明建设，满足各族人民群众对物质美好生活的需求。经济发展不仅与民族团结和谐密切相关，而且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虽然我国现代化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还未充分实现，也就是说还得继续夯实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物质基础。必须在社会发展中解决一切民族问题，继续实施“东西协作”“对口支援”和“乡村振兴”等政策，实现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平衡发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我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发展，不断巩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6)孙海星：《历史合力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路径分析》，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具体来讲，党中央要持续在基础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养老、产业发展、务工就业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大力扶持乡村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要建立完善的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确保国家扶持政策的公平性和普惠性，消除有人因不公不均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
确保国家扶持政策和项目资金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在民族地区生根开花，有效造福各族人民”。还要不断调整乡村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加快其农业、牧业现代化改革的步伐，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提升农业种植、牧业养殖的质量和产量；
最大化利用乡村民族区域的地理和资源优势，种植高产量、高质量和高收益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提高各族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重点培养现代化乡村农民，加大对乡村各族人民的农牧业技术培训力度，增强乡村各族人民的内生发展动力；
大力支持乡村民族地区各族人民通过各种途径方式就业创业，让乡村各族人民平等、均衡地享受到国家发展福利和公共服务，增进乡村各族人民群众的福祉，夯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建设发展的物质基础。(37)陈婷,赵晓娜：《交往交流交融对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以青海省为例》，载《青海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第二，党中央要提升我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水平，不断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铺底润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打造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家园，满足各族人民对精神文明生活的需求。(38)王易,陈玲：《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问题及路径选择》，载《民族教育研究》2019年第4期。乡村文化建设发展中，通过传统民俗活动和民族节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土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土社会中各族人民勤劳、淳朴、善良的思想价值对接，举办文化宣传和礼仪评选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依法治理乡村民族地区各种事务，宣传和普及国家法律政策，完善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各族人民的言行举止，维持各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秩序，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和归属感，为各民族进行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思想基础。
(三)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明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目标
各民族交流互动、交融互惠、共创中华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本质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社会共识和价值目标，它对指引和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建设发展意义重大。面对我国社会转型发展和全球化冲击，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7年10月27日。，开启了我国民族工作和事务治理的新局面。其中，“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手段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是“加强民族交往交流”的发展目标，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统一于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中，为实现多民族国家整合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服务。(40)严庆：《本体建设与意识铸牢：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路》，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在具体实践中，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乡村各族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产生活中，真正做到有形、有感、有效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4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载《光明日报》2022年3月6日。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和社会发展。党和政府要利用乡村民族地区原有的民族团结优势，顺应我国民族频繁互动、深入交融的时代趋势，积极推动各民族在城乡融合、医疗养老、文化教育、务工就业、婚姻爱情、宗教信仰、利益共享等多层面、全方位的进行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社会实践支撑。
在乡村多民族混居地区，各民族共处一隅，他们在生产生活中互帮互助，在经济利益相互依存，在文化习俗上互尊互融，在人情往来中的互嵌。这是各民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图示和群体心性的实践过程，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社会中各民族交往互动、互嵌共融、和合共生的真实写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大势所趋，我们要顺应时代要求，为各民族间进一步的交往互动、交汇互融创造社会条件，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思想价值以及社会生活多方位推动各民族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历史经验和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繁荣富强。新时期，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是坚持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二是紧紧抓住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发展中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持续增长的需要；
三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明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目标，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建设发展。“国家在场”宏观调控和有序引导，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让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的成员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和合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