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臻 郑怡鹏
朝鲜半岛国家是我们“搬不走的邻居”，从古至今，中国与朝鲜(韩国)开展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文化交往，互通有无，频繁接触，保持了密切的友好关系；
另外，由于朝鲜半岛国家地缘位置独特，军事战略地位重要，在国际上是备受关注的热点地区，因而中国学界对朝鲜(韩国)的研究较为重视，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朝鲜(韩国)学学问体系，“在中国，‘韩国学’虽不能与美国学或日本学等相比，但也正成为重要的地域学领域”，(1)[韩]李奎泰：《当代韩国“中国学”与中国“韩国学”之比较》，《当代韩国》2012年第1期，第92页。其研究范畴包括朝鲜半岛的“哲学、政治、经济、法学、教育、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军事、体育等所有领域”。(2)李得春：《韩国学与中国的韩国学》，《东疆学刊》2006年第3期，第13页。在2020年召开的国家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上，增加了“交叉学科”新门类，而朝鲜(韩国)学则被确定为交叉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体现出朝鲜(韩国)学的学科地位。
为推动朝鲜(韩国)学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学者归纳总结朝鲜(韩国)学研究的成果，(3)例如，刘宝全的《近三年来中国的韩国学研究——综述与展望》(《当代韩国》2009年第1期，第92-95页)主要从语言教育学校和科研机构，以及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两个方面对韩国学的现状进行了总结；
石源华的《中韩建交二十年来中国韩国学现状及发展》(《当代韩国》2012年第3期，第12-16页)主要阐明了韩国学研究议题、机构、人员、刊物等特点；
李忠辉等的《中国韩国学研究的现状、特征与趋势——基于1998—2010年的CSSCI数据》(《当代韩国》2012年第3期，第108-120页)则是结合论文发表情况对韩国学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张美红等的《中国韩国学研究现状及发展分析——以〈复印报刊资料〉(2011—2016)转载来源刊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19-125页)通过对《复印报刊资料》在2011—2016年间转载的研究论文进行量与质的分析，总结了韩国学研究的质的整体发展特征。而在最近十年有关朝鲜(韩国)学研究情况的总结性文章并不多见，所以本文以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为观察视角，以期弥补此方面论文的阙如。以评述过去，展望该学科的未来发展前景。而与此同时，朝鲜(韩国)学相关课题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频频立项，也是该学科研究兴盛的一个表现。众所周知，作为我国社科学界最高级别的项目类别，一个学科每年能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确立多少项，这既是衡量该学科的认可度，也是反映该学科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值此中韩建交三十一周年之际，笔者依据全国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近十年来公布的立项名单，以“朝鲜”“韩国”“中朝”“中韩”作为关键词(4)需要说明的是，与百济、新罗、高丽词语相关的项目也应属于朝鲜(韩国)学项目，在此未全部列入，仅根据上述几个关键词展开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进行检索，把整理出的朝鲜(韩国)学立项项目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探究朝鲜(韩国)学研究的学术热点和发展趋势，并在对学科发展提出思考和建议的基础上，希冀促进学科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作为支持学者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项项目，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较大的影响，历来受到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视；
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也通过设立常规年度项目、重大招标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专项研究项目、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等方式扩大支持范围，以争取扶持更多优秀的社科成果。
常规年度项目是持续多年、定期发布申报公告的项目，类型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专为35周岁以下的青年学者设立)、西部项目(面向西部院校设立)，(5)西部项目是专门面向西部高校和科研机构社科研究工作者设立的，以服务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开展相关研究。参见全国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http://www.nopss.gov.cn/。年度项目明确规定申请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
除了常规年度项目，另外设立的重大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冷门绝学专项工程项目、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等项目的申请，不受常规年度项目申请条件的限制，即申请者在申请年度项目的同时可以申请这些项目。其中，重大招标项目的设立，意在发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示范引导作用，面向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项目。该项目通常是每年首先征询选题，之后发布招标公告，最后确立立项项目。重大项目的首席投标者须是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和丰富科研经验的专家，还要有一个具备较高研究水准的学术团队。
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学术成果，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重点项目主要资助具有厚重学术价值、创新性较强、对本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推动性的研究成果。一般项目主要面向学术价值较高、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旨在资助具有较深研究、较高创新性、具备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博士论文公开出版，突出对优秀青年学者的科研支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工程中自2018年开始设立冷门绝学项目。这项研究专项“重点支持对国家战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研究投入不足的基础学科，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价值而亟须抢救的濒危学科，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具有重要作用而有待加强的特色学科等”。(6)参见全国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http://www.nopss.gov.cn/。其中，冷门主要是指那些具有独特学术价值却又具有较大研究难度并且研究群体较小的一些学科或研究问题，并对边疆史、边海防史、周边外交及中外交往史、中小国家国别史等学科领域予以倾斜。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旨在打造国家级高端学术品牌，集中推出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反映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体现相关学科领域最高水准的学术力作。其特点是如果入选的成果此前未被立项，则即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予以立项。
通过对全国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十年来各种项目立项情况统计，有关朝鲜(韩国)学研究的立项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朝鲜(韩国)学立项数目统计表(2012—2021年)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冷门绝学启动于2018年，之前没有立项。结合上述各级项目的立项情况，以下拟从课题研究趋势、立项单位、立项队伍来说明朝鲜(韩国)学立项的几个特点：
(一)立项课题呈现多种研究趋势
其一，朝鲜(韩国)学所立课题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地区环境因素，根据国情发展需要而探讨问题，主要是围绕政经热点、历史渊源、地缘政治三大方面。究其原因，政经热点是因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标准之一便是其是否具有时代性，是否反映当前的社会需求。历史渊源是因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具有天然的区域地理优势，很早就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相通文化(“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地缘政治是因为朝鲜半岛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而中国如何根据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化做出政策调整，这既是维护自身安全也是涉及东亚地区能否保持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关中国对周边国家朝鲜(韩国)对策策略的研究是国家智库所需要重点关注的。
具体立项情况举隅：政经热点包括2013年詹德斌的“中韩建交后韩国主流对华认知的转变与对华政策研究”，是探讨中韩建交后韩国对华政策的课题；
而2017年郑继永的“新形势下朝鲜半岛状况与我国对策研究”，2019年朴银哲的“新形势下加快推进中朝罗先经济贸易区建设研究”，则是结合时代发展探讨新时期中国与朝(韩)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课题。历史渊源包括2012年孙泓的“古代中朝移民史研究”，2014年彭怀彬的“朝鲜移民与近代东北社会变迁研究”，皆是有关历史上移民方面的研究选题。地缘政治包括2014年任明的“朝鲜国家战略调整及我国对策研究”，是针对朝鲜国家战略调整研究我国对策的课题；
而2015年赵立新的“围绕朝鲜半岛的大国地缘政治冲突与中国的地缘战略抉择研究”、2016年王晓波的“朝鲜核战略和半岛安全环境与中国的应对研究”，皆是结合朝鲜半岛核问题等探讨中国如何寻求应对解决方案的选题。
其二，课题立项具有注重基础研究的特点。基础研究作为研究的根本，是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近年来，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是朝鲜(韩国)学立项的一大特色。以重大项目为例，典型代表分别有王平的“韩国传世汉字字典文献集成”(2014)，石云里的“中日韩古天文图整理与研究”(2016)，金柄珉的“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2016)，陈尚胜的“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2017)，金永寿的“朝鲜汉字字源文献整理与研究”(2018)，黄仁瑄的“中、日、韩汉语音义文献集成与汉语音义学研究”(2019)，贾丽英的“中韩日出土简牍公文书资料分类整理与研究”(2020)，孙卫国的“韩国汉文史部文献编年与专题研究”(2021)。这些文献基础资料的整理研究项目，对于促进朝鲜(韩国)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课题注重以问题为导向，对“旧问题”进行“新研究”，拓展研究的新视域。正像瞿林东教授所言：对一些“老问题”“似曾相识”的问题，适当开阔一下研究视野，“其成果却容易取得研究上的突破性进展，推动学科的发展”。(7)瞿林东：《关于如何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几点认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2年第5期，第6页。这方面的例子，如2019年孙卫国的“东亚视野下的壬辰战争研究”，就是对于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专家学者开始研究的壬辰战争问题，以“东亚视野”的新角度重新审视老问题。2012年高艳林的“明代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关系与东亚国际秩序研究”，2016年刁书仁的“东亚视域下中朝宗藩关系与中朝疆界历史研究”，都是以东亚视域为立足点，对国际关系、宗藩关系以及疆界判定进行了再认识，避免了此前单纯探讨中朝或中日双边关系的视野偏颇性。而2020年李宝龙的“中国文化视域下的朝鲜半岛古代《诗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和2019年姜清波的“中华文化价值观视域下的唐代中韩关系研究”则都以“中华”为研究的切入点，为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提供了支撑。
(二)立项单位的分布较广
由于很多单位以立项级别、立项数量作为本单位参评各级评价体系的依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的数量和级别，能够充分反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能力和综合实力，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8)时培磊：《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研究趋势与发展走向——以近十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为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5页。因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省(市)委党校、军队、党政机关等社科学界的各系统部门，纷纷争相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而就这十年朝鲜(韩国)学的立项情况来看，各级社科院及“双一流”院校是立项的主力，如中国和省市社科院(9项)、延边大学(26项)、南开大学(8项)、吉林大学(6项)、山东大学(6项)等，这些高校共同的特点是拥有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正是具有此研究优势，立项较多也是顺理成章的。
西部项目的设立，使地处西部地区的院校获得立项的机会增多，这一点也推动了朝鲜(韩国)学的立项，比如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其作为“双一流高校”，本身具有很强的科研实力，但西部项目的设立又给它们带来了优惠，因此获得相应立项。更明显的是“双一流高校”延边大学作为朝鲜(韩国)学研究的重镇，其同时享受西部高校政策，在此有利条件下，十年间西部项目立项21项，平均每年立项2项之多。
近年来，有更多的高校获批朝鲜(韩国)学项目，这除了上述传统的立项高校外，还有很多地方性的普通高校，如盐城师范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宝鸡文理学院、宿迁学院、潍坊学院等，这说明在全国各地的高校院所中含有诸多对朝鲜(韩国)学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和研究人员。
(三)立项队伍年龄多层次化
能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是学者个人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被肯定的一种表现。十年来，在朝鲜(韩国)学项目立项的队伍中，年长的学者仍然在为繁荣本学科研究做出贡献。例如，南开大学80多岁高龄的曹中屏先生，于2019年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重点资助项目“朝鲜半岛通史”；
南开大学70多岁的赵季先生，于2014年获批重大项目“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系年”；
另外，60岁以上的学者，延边大学的金成镐、金柄珉先生以及山东大学的陈尚胜先生等先后获批朝鲜(韩国)学相关的重大或一般项目，他们在促进本学科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一些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青年学者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相关问题的深化研究，学术思想已较成熟，成长为朝鲜(韩国)学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在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的申请、立项方面成为突出代表。这方面的例子如南开大学的孙卫国教授，十年间申请到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并且于2021年申请到国家重大项目“韩国汉文史部文献编年与专题研究”；
华东师大的梁志教授先后申请到青年项目、重点项目，同样于2021年申请到国家重大项目“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45—2001)”。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学者异军突起，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的有生力量。可以看出，有很多年轻学者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得以立项，十年来立项40项，这在前述统计220项中所占比重较大，甚至一些年轻学者获批2项，如鲁东大学的黄修志、宁波大学的屈广燕、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的张钧波。从青年学者的立项课题来看，他们的这些立项项目大多与其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相关，借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他们推出一批有影响的力作，而正是这些学术成就，使他们逐渐成为朝鲜(韩国)学领域的中坚力量，为本学科发展补充了新鲜血液；
同时，对个人发展而言，他们正是由于优秀的成果受到学校的重视，从而改善了物质条件，为其营造了人才成长的学术生态环境。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视，虽然支持经费大幅增加，研究队伍逐渐扩大，朝鲜(韩国)学立项数量有所提高，但经过笔者分析，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一，朝鲜(韩国)学年度常规立项项目分布不均匀，且相较于其他国别史方向难以等量齐观。我们注意到，本学科所立项目大多是一般项目，当然这也与一般项目占年度项目的70%比率有直接关系(在此把西部项目也作为一般项目看待)。经过统计，年度项目(重点、一般、青年、西部项目)中，朝鲜(韩国)学的立项与总立项数量对比如表2所示：
表2 年度立项情况(重点、一般、青年、西部项目)
可以看出，十年来，朝鲜(韩国)学立项项目平均为每年18项，具体而言，2012和2014年立项数量较少，仅有14项，2017和2019年则立项较多，皆为22项，这反映出朝鲜(韩国)学立项数量年度分配不等。尽管2019年以来的最近三年，每年立项数皆在20项以上，但相对于美国史、欧洲史甚至日本史等方向的立项数量，朝鲜(韩国)方向的立项数量还是偏少。
年度项目中的“重点”项目数量较少，2013、2014、2017年各1项，2015年2项，合计5项，这一比重相对较低。而青年立项项目尽管有一定数量的占比，但如前文所述，主要集中为几位青年学者，总体来说能够立项的研究队伍体量还是较小的。
其二，朝鲜(韩国)学年度常规项目之外的其他立项类别不理想。一是重大项目的立项占比过低。十年来，有相关朝鲜(韩国)学的10余项重大课题得以立项，其中典型代表除了前文所述，还有杨军的“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2013)、赵季的“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系年”(2014)以及梁志的“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45—2001)”(2021)等。应该说这样的成绩还算理想，但是相较于包含了历史、文化、艺术、体育、国际关系等学科方向的这一庞大体量而言，本学科的立项数量并不是很突出。
二是作为国家级高端学术品牌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朝鲜(韩国)学方面的立项数量实在太少，仅有2016年东北师大刁书仁的“东亚视域下中朝宗藩关系与中朝疆界历史研究”一项，当然这与有关“朝鲜问题敏感”是分不开的，国家出版部门对于涉及“朝鲜”二字的书籍出版一直是管控较严的(2013年杨军教授的重大项目成果《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和2019年曹中屏教授的国家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朝鲜半岛通史》迟迟未能付梓发行)。这些有可能进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书籍无法出版，不仅对本学科的宣传推动是不利的，而且对学科内成员成长的引领带动也会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
三是冷门绝学课题立项偏少。从2018年开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冷门绝学研究专项项目，有关朝鲜(韩国)学的研究属于冷门，仅有2019年姜龙范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1948-2018)”、宫健泽的“明清时期中朝边务问题域外文献整理与研究”、杜慧月的“中国历代使朝鲜录整理与研究”3项，之后再无立项项目。
四是后期资助项目中的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空白。有关朝鲜(韩国)学后期资助项目，自2014年开始，每年保持了3项以上的立项，这说明本学科学者越来越重视以后期资助项目的申报，但作为后期资助项目的组成部分，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的申报却不理想。究其原因无外乎是该项目立项的硬性要求是获得校级优秀博士论文称号的才有资格申报，实际上这一要求并不是很高，是有利于申报的，但结合该项目自2019年设立以来的立项情况来看，并没有朝鲜(韩国)学课题得以立项。
其三，虽然朝鲜(韩国)学立项呈现出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考古学等“多点开花”、各学科齐头并进的趋势，但是跨学科、交叉性的特点不强。根据笔者统计，在十年间的年度项目中，以文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和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角度立项的占比最大，分别有57项、52项，其他以关注当代朝鲜半岛政治问题的国际关系学角度立项的有27项，以语言学(朝鲜语、中朝语言对比)角度立项的有25项。另外，哲学(5项)、考古学(3项)、新闻学与传播学(3项)、体育学(2项)、宗教学(1项)等学科皆有不同数量的立项，这些选题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比较的研究方法，从多角度的视域全方位观察解读焦点、重点、难点、盲点问题，体现出朝鲜(韩国)的涵纳性及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在当今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时代，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愈发频繁，所以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需要体现出创新性，呈现新气象。而创新性的一个体现是学科研究的交叉性，通过交叉研究，横向整体分析、纵向历史研究，拓宽研究领域，走向新的研究广度。但是，当前朝鲜(韩国)学的立项并不具备这一特点。
未来，中韩关系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中国的韩国学研究也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要求和目标。(9)张美红、胡静：《中国韩国学研究现状及发展分析——以〈复印报刊资料〉(2011—2016)转载来源刊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25页。所以，朝鲜(韩国)学研究在中国很受重视，每年一次由全国各重点大学韩国研究中心轮流举办的韩国学国际大会，还有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学术年会、中国韩国(朝鲜)语教育研究学会学术年会，其中涉及很多朝鲜(韩国)学研究的内容。学术刊物在历史文化方面有《韩国研究论丛》(复旦大学)、《韩国学论文集》(北京大学)、《韩国研究》(浙江大学)、《当代韩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在语言教育方面有《韩国(朝鲜)语教育研究》、《东北亚外语研究》(大连外国语大学)、《韩国语教学与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以及延边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还会不定期以出版刊物的形式发表专题论文。这些学会、期刊和高校对朝鲜(韩国)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当前，区域与国别研究方兴未艾，已经被确立为国家一级交叉学科，而朝鲜(韩国)学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为了促进这一学科的有益发展，结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情况，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明确学术意识，加大与国情发展、社会需要相联系的研究项目申报，以此提高朝鲜(韩国)学年度立项比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要求中明确提出，各类国家项目的立项要展现时代特征，为国家处理内外关系决策提供服务。结合十年来所立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学科项目情况来看，大多数项目体现出了这一特点。在新的时期，国家愈发重视文化自信，提倡中华文化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地位，这就需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各条思想战线上表达自己的话语。
中国的朝鲜(韩国)学作为研究国别的学科，其研究课题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如果在具体问题上不明确其本质，学术研究最终可能会沦为自我独白。因此，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在问题的具体性中把握问题的普遍性，加强纯粹的学理性研究，不断深挖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现象，并具备看到其本质的学术意识，才能推进中国的文化发展，为建设国家正确的政治、经济、外交制度提供理论依据。(10)蔡美花、宋雪梅：《朝鲜韩国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意义》，《东疆学刊》2021年第3期，第15页。这就要求各学科发挥其自身优势，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在促进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做出本学科应有的贡献。具体到朝鲜(韩国)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而言，以往很多选题是要求注重契合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加强与现实社会的紧密结合，与当今的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紧密联系。例如，金香兰的“兴边富民行动与中朝边境民族乡村振兴战略研究”(2018)和朴英爱的“中国‘一带一路’与韩国‘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新北方政策’战略对接研究”(2019)。在今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报中，仍然需要进一步选取更多与时代相呼应、适应当前国情发展需求的课题进行分析、研究、评价，赋予其现实意义，以便对国家建设及对外交往发挥其特殊借鉴作用，由此既可以为本学科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也可以增加本学科课题研究的立项数量。
鉴于朝鲜(韩国)学研究涉及边疆历史等敏感问题，很多著作难以出版，但国家社会科学办公室还是注重项目扶持的，因而对于此问题，一是要充分利用好“冷门”这一立项平台，推动一些敏感问题的研究，为国家处理边疆问题、对朝(韩)关系提供决策参考；
二是希望出版部门本着“百花开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放宽有关朝鲜史书籍的出版，以期能有更多的朝鲜(韩国)学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一高端学术品牌。
第二，优化老中青科研梯队结构，强化研究团队合作，积极申报重大项目，由此带动朝鲜(韩国)学向纵深发展。
一个学科发展的影响力，需要有一些标志性的重大项目来体现。而重大项目的申报和完成，自然需要有一个优秀的团队来开展。国家第五轮学科评估也明确提示了学术团队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注重学科团队共同合作的原创性、前沿性、突破性创新内容和学术贡献。因此，要推进朝鲜(韩国)学学科的向前发展，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能够引领学科建设的领军人才和学科带头人，以此在各地区形成众多学术研究团队和研究学派，形成一个有效连动全国朝鲜(韩国)学研究的局面。(11)蔡美花、宋雪梅：《朝鲜韩国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意义》，《东疆学刊》2021年第3期，第15页。而一个重大项目往往能够带动、凝聚特定方向的中坚力量。例如，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2017年有关“壬辰战争文献搜集翻译整理研究”的重大研究项目，汇聚了博士生导师、教授、副教授以及具有语言背景的青年讲师等国内该领域的专业人才，体现了这一问题研究的较高水平。而通过参加重大项目，也有助于个人拓展研究视野，探寻新的研究方向，如孙卫国教授在参加此项目的同时，2019年成功申报了另一项国家项目“东亚视野下的壬辰战争研究”。
在申报国家重大项目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国内外力量。国家设立重大招标项目的初衷，就是鼓励跨地区、跨单位联合投标，以争取产出具有重大学术创新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因而需要动员国内相关领域的骨干力量合作攻关。每年的韩国学国际大会、朝鲜史研究年会、中国韩国(朝鲜)语教育年会，汇聚了诸多国内及韩国的朝鲜(韩国)学专家学者。因此，应利用这难得的学术平台凝聚科研力量，组织相关学者联合攻关，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整合朝鲜(韩国)学研究的团队力量。当然，除了主要依托国内的研究队伍以中国学者的视角“发出中国声音”，还需加强与国外相关领域的合作，发挥域外力量。就朝鲜(韩国)学研究而言，完全可以与韩国学者联合申报项目，发挥他们的资料及专业作用，共同促进朝鲜(韩国)学的发展。
另外，一个学科的良性发展，固然需要老一辈学者在此领域的引领作用，但更广阔的发展未来，还需要培养大量青年人才，因为只有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才能为学科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继力量。十年来，有关朝鲜(韩国)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不乏老学者，如上述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曹中屏教授、赵季教授，以及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陈尚胜、孙卫国等中生代学者，但应该注意的是，一批年轻人异军突起，他们给朝鲜(韩国)学的研究带来清新的学术之风，这其中既有大量从朝鲜(韩国)留学归来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生，还有一些身在国内却多次到朝鲜(韩国)进修的青年学生，他们有朝鲜(韩国)语言背景优势，具有与朝鲜(韩国)学者交流的学缘优势和人脉关系，容易获取国外的一手资料，了解最新的研究动态信息，是未来朝鲜(韩国)学研究的生力军和主要力量。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一些到英语国家如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莱顿大学的亚洲研究所取得学位或进修过的学者，比起闭门造车、书斋式研究，他们的西方留学背景及经历赋予了他们一种审视问题的崭新视角。因此，对于这些崭露头角的朝鲜(韩国)学未来中坚力量而言，应该认真研读相关申报精神，利用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等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尽快成长起来，从而确保朝鲜(韩国)学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
第三，加强跨学科、交叉性的综合研究项目申报，从而推动朝鲜(韩国)学的整体研究。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快速发展，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愈发频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需要体现出创新性，呈现新气象。创新性的一个体现是学科研究的交叉性，通过交叉研究，横向整体分析、纵向历史研究，拓宽研究领域，走向新的研究广度。朝鲜(韩国)学的研究同样具备交叉性研究的优势，与之相关联的一级学科有世界历史、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理论经济学、法学五个学科。但是，中国开展朝鲜(韩国)学研究以来，各学科还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始终缺乏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尚未形成共享学术资源和研究方法、开展学术批评的局面。上文所述每年所举行的多种学术大会，基本上是分学科进行发表和讨论，即使邻近的学科组成一个分科，也只是各自发表个人的论文。因此，各学科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应打破专业壁垒，加强宏大论题的系统研究，而最近如火如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更为朝鲜(韩国)学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因此，韩国学的研究应加强内部各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运用比较研究等方法，建设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针对同一个具体问题，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论进行深入讨论，“加快推进中国朝鲜韩国学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形成步伐”。(12)蔡美花、宋雪梅：《朝鲜韩国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意义》，《东疆学刊》2021年第3期，第15页。此前申报的重大项目中，2013年吉林大学杨军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内容涉及历史、政治、民族学、国家关系、社会学等问题，就吸收了上述领域的众多学者参与研究。
另外，数字人文研究法在推动朝鲜(韩国)学交叉研究方面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在新文科战略建设中，数字人文研究法为历史研究带来诸多亮点，朝鲜(韩国)学研究完全可以通过立项的方式，联合历史、考古、档案、艺术、计算机等专业的力量，挖掘、剖析中国和朝鲜(韩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构建专题数据库，创新研究范式，推动这一学科的广泛发展。
如上所述，笔者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方面提出了推动朝鲜(韩国)学研究的看法和建议，尽管只是一家之言，“对于解析韩国学研究现状、特征及发展趋势不过是管中窥豹，难免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13)李忠辉等：《中国韩国学研究的现状、特征与趋势——基于1998—2010年的CSSCI数据》，《当代韩国》2012年第3期，第119页。但期待通过本文的探讨，能够对此领域的研究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当然，推动学科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只是一个方面，希望学术界的同仁多多思考，提出更多的建设性意见，以进一步促进朝鲜(韩国)学研究的深化和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朝鲜(韩国)学研究。
猜你喜欢社会科学朝鲜韩国韩国“第一步”环球时报(2022-08-06)2022-08-06聚焦韩国大选金桥(2022年4期)2022-05-05《云南社会科学》征稿征订启事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1期)2022-03-16《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理论纵横(2022年1期)2022-02-16《河北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喜报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6期)2021-12-29在韩国走马观花少儿美术(快乐历史地理)(2019年3期)2019-07-23朝鲜国庆"轻松"阅兵显自信环球时报(2018-09-10)2018-09-10朝鲜试爆氢弹,中方坚决反对南方周末(2016-01-07)2016-01-07朝鲜平静度过“金正恩生日”环球时报(2012-01-09)2012-01-09韩要求朝鲜为泄洪道歉环球时报(2009-09-09)2009-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