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天宜
民国正是中国女性寻求解放、争取独立地位的时期，《益世报·妇女周刊》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国外女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所展现的外国女性形象也成为了中国女性的一种参照物，表达了编者对近代中国妇女转型的殷切期望。著名报人史量才曾说过：“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①报刊媒体作为重要的公共资源，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对社会的积极引领作用，也需要回顾和反思历史，《益世报·妇女周刊》即是这一面可供参照的镜子。
《益世报》是民国时期四大报纸之一②，1915年10 月10 日在天津创刊。该报以“放世界眼光，谋人类幸福”为宗旨，对近代中国社会进行了比较客观的报道。该报先后创办过50 多个副刊，内容丰富多样，涉及到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宗教、教育、卫生以及抗战等，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读者群体对于报纸内容的不同需求。③
本文所要探讨的《妇女周刊》创刊于1932 年11 月10 日，到1935 年5 月30 日停刊，共出版了127 期，主编为民国女性王右家，是民盟创始人罗隆基的妻子。她在主编《妇女周刊》期间，除编辑组稿外，还以王康垒、康垒或垒为笔名，撰写了100 多篇文章。1935 年5 月后，因王右家住院动手术，《妇女周刊》停刊。④
王右家是当时典型的摩登女性，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国后又因与罗隆基的高调恋爱而广为人知，与罗隆基一起活动于社会名流圈中。1931年罗隆基受聘于《益世报》，担任社论的主笔人，王右家也随之一同来到了天津。
王右家经历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妇女运动的洗礼，在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上有着自己深刻的体会，对于20 世纪30 年代妇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也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和理解。而她的女性编者身份，也使得《妇女周刊》能够切身体会女性身份在当时社会的尴尬地位，因此能够更加坚定地站在维护女性权益这一边。正如《美光》杂志评价所说：“王右家牺牲了假面罩的爱情，去追寻真正的民主，把一个女战士的精神，表现得干脆而淋漓！”⑤
《妇女周刊》最初的创刊目的并不是想要在妇女运动中占据重要的位置。⑥按照主编王右家自己的说法，当时的社会在“女性解放”这个主题上已有了一些进展，比如富家太太小姐活跃于政治舞台、男女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等，但人们的着力点却有些流于形式。因此，《妇女周刊》“注重从妇女解放遭遇到的种种问题出发，培养和提高妇女的知识和能力，以便有步骤地解决妇女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通过渐进的方式扫除妇女们承受的压迫，从而实现妇女真正的解放。”⑦
这一思想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妇女周刊》的基调。翻阅《妇女周刊》就会发现，一些栏目的文章比较接近日常生活，例如介绍怎样灌溉花木，怎样裁制衣服，怎样烹调饮食，怎样教育婴儿。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知识性的栏目，比如法律咨询、历史典故、书籍介绍等等。
《妇女周刊》的创刊是希望通过增进普通常识，充实妇女们做人的知识和能力，从而改进妇女的日常生活，使中国妇女们从思想上、智识上实现真正的“摩登”。虽然王右家表示不敢妄言《妇女周刊》会对中国妇女运动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她也能清楚地认识到“救国”是《妇女周刊》应负的责任。
《妇女周刊》坚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立场，再加上编者的性别身份对于女性作者、读者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容易形成女性间的身份认同，也更有助于唤醒更多的女性对妇女问题产生关注和讨论。
作为天津“经历新教育的淘洗，以鲜明的主体自觉迥异于传统女性的新知识女性”⑧的编者、作者，她们通过媒体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为妇女运动、女性主动参与社会性别制度的变革、确立女性的主体性而呐喊、呼号。《妇女周刊》不仅传播进步思想、介绍了国内妇女的情况，而且还有一部分关于外国妇女的文章，介绍了国外妇女的求学、工作、婚姻以及政治参与等情况。
《妇女周刊》发刊时间虽短，但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今日讲上世纪30 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便不能不讲《益世报·妇女周刊》”⑨。对于《妇女周刊》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赵秀丽《调适与应对：天主教婚姻家庭伦理在华处境研究——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1915-1937）》借助于《益世报》上有关婚姻家庭伦理的相关记载，关注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天主教对妇女运动的立场和观点，以及对妇女运动话语权的争夺，展示了近代婚姻的转型及其与新文化运动、妇女运动的多重互动关系。⑩作者所关注的近代社会的自由恋爱、近代婚姻的改良、近代妇女运动以及女子职业教育等方面，对于本文进一步研究《益世报·妇女周刊》对国外女性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李净昉《媒体与民国时期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以天津〈益世报·妇女周刊〉为例》从经验主体、思维主体、言说主体三个层面来探讨女性是如何建立自身的主体性。⑪
《妇女周刊》依托的是《益世报》的广阔平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益世报》对于近代妇女运动的立场。也正是基于《益世报·妇女周刊》在参与妇女解放议题方面占有的重要位置，而目前学界却对该议题关注不足的现状，本文试图聚焦于研究该周刊刊载的外国女性文章的文本内容，以期进一步了解这些知识女性是如何利用报刊的话语权来塑造外国女性形象，其所呈现的外国女性形象又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什么意义。
《妇女周刊》发行的时间段，即20 世纪30 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的男女不平等现状已经得到一定的改观。一些社会团体的成立，或者是一种事业的开创，为了标榜尊重男女平等，一定要有一两个女子作为发起人。但这在王右家看来，只是一种流于表面的平等。《妇女周刊》要做的，是使自己的受众群体——中国的普通女性开阔视野、提升自我觉醒能力。⑫因此，在《妇女周刊》刊载的一些文章中，既有赞扬外国女性优秀品质的一面，也有揭露资本家的虚伪和压迫、同情全世界被剥削的劳动妇女的一面。以下将从《妇女周刊》对外国女性形象的塑造策略以及具体内容展开分析。
（一）于褒扬中见典范
王右家认为过去的女子“要仰仗男子的终身豢养，往往不能不泯灭了自己的意志，去逢迎男子的意志。倘是不以男子的好恶为转移，随时都有断绝经济来源的可能”，“所以几千年以来女子所受的种种不平等待遇，完全是因为我们妇女不能自给”，而过去的女性运动也证实了女子获取经济上独立的权利，是“使女子在经济上和男子有平衡的进展”的缘故，因此编者大力提倡女子应当充实自己谋求经济独立的本领。⑬
有两位在专业领域享有极大成就的外国女性就是女子充实而独立的典型。穆里根女士是一位画家，在中国生活已经将近14 年，平日游览中国名胜之地研究建筑及绘画，此次受邀到南开大学做演讲。⑭
另一位是一个侨居中国的俄国女声乐教师。她在俄国音乐学院取得音乐硕士学位，现任河北女师音乐系教授，教授声乐已有23 年的历史。她在瑞士、法国、意大利都做过教授声乐的教师，所教授过的学生也有一些享有盛名。⑮
这两篇文章所展现的外国女性都是自信且独立的代表，她们知识储备丰富，专业造诣深厚。《妇女周刊》利用自己的媒介优势将她们的成就及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拉近了普通人与她们之间的隔阂，读者通过报纸来了解这些新时代女性，从而在她们心中树下了自己的标杆。
除了个人典型模范之外，如何改善社会整体女性风貌也引起了编者的注意。“苏联通过‘一五计划’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的事实对中国知识界的触动是巨大的。国难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对‘强国梦’的追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他们努力地从苏联身上寻找着可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⑯知识界将目光转向苏联，期冀从中寻找救国的办法，而知识女性也将目光看向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妇女周刊》高度赞誉了30 年代苏联的社会改造。《革命后俄国妓女的职业》一文中写道，俄国推翻旧帝国后，便严格取缔了娼妓制度及其他伤风败俗的事业。苏联的建设可以用惊人来形容，不仅宪法上特别为她们制定了保护女工的条文，而且政府还设立了“禁妓院”，学院的设施良好，一进去先学习药物治疗学，之后按照身体健康状况分配“作工”的任务，待遇完全和工厂的工人一样。这些妇女出院之后便能拿到一个证书，从此以往的行为作废，任何人都不能对她进行侮辱。⑰此时，中国的娼妓问题也亟待解决，这篇文章的刊载是知识女性在深刻反思中国社会现状的基础上，积极为国内的废娼运动出谋划策的体现。
以《妇女周刊》的视角来看，苏俄的妇女解放工作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并且将苏俄的妇女作为我国妇女解放工作的榜样，希望能够以苏俄妇女为鉴。
在实践上，“苏俄妇女界现时从事各种男子之工作者颇多”，以下是报刊的数据统计：苏俄妇女服务于卫生机关者占工作人员75%，学校教员56%为女性，大学学生女子占33%以上，任医学教师之女子人数是男子的三倍，有凭证的妇女科学家总数有7000 人，差不多是男科学家的一半，妇女作技术发明而获登记者计有2 万起，还有妇女因发明而获得苏联最高级之列宁勋章等等。⑱苏俄妇女的这些成绩，足以用来反驳男子轻视女子的言论。
作者希望以苏俄妇女为鉴，先从认知上意识到，科学的发明、社会的领袖，这些不是男子的专利，并不是女子先天就不可能的事。只要女子努力，男子可做到的事，女子照样可做到。只要我们中国妇女努力，俄国妇女们可以做到的事，我们照样可以做到。“倘真能做到苏俄这样，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总有一个人的用处，国家不强盛，当然亦无此理”，作者鼓励以苏为师，向中国妇女发出呼吁：苏俄妇女这种成绩，是我们中国妇女的榜样，是我们中国妇女的鼓励。⑲
在精神上，苏俄的妇女天天都处在变转之中，她们完成了一个双重事业：纠正他们自己到一个完全改造的物质世界，并且到一个新的心灵的地位，去和私产制度传下来的物质文化去奋斗，并且和她们自己物质上的心理决定去奋斗。苏俄革命对于女子的意义，或许比对于男子的意义还要重大。不仅仅是关乎到政府的改变，买卖价额的改变，伟大精神的提起，更是动摇了她们整个的社会。“苏俄妇女的那种精神，实在不是中国的妇女们所能望其项背的”，而苏俄人民的精神，也是支撑苏俄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恰逢中国国难，《妇女周刊》期冀“爰译此文，借为我中华妇女的他山攻玉的资助”。⑳
（二）于披露中见弊端
《妇女周刊》发行期间，正值经济大危机席卷西方之时，该刊大量地披露了此时期西方妇女受到的压迫与不公平，揭露出资本家的虚伪。
《一个英国失业妇女的生活》描写的是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穷苦家庭的女主人如何精打细算地过着早已潦倒贫困的日子。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她丈夫在船上的工作没了，而全家包括四个孩子只能靠微薄的救济金度日子。这位妇女表示：“这种生活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再活了，虽然我们为了食粮问题艰苦的奋斗，而结果是生活仍然难以维持。”㉑社会经济的崩盘，受影响最深和最长远的往往是普通大众，对经济危机下普通民众生活的揭露，打破了社会舆论中以往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美化，引起妇女读者的同情和思考。
《国际劳动妇女状况》一文分析了妇女由家庭走向工厂的社会原因：在工业上因为机器的使用，以致于成年的男工被排挤，又因为资本家的榨取，使工人们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的基本开支，妇女在家庭的工作也部分地被代替，于是妇女便不得不由家庭内走向工厂了。因为传统观念的残留，妇女的负担较成年男子为轻，她们外出工作不过是为了补充家庭收入之不足，所以她们的工资也低于成年男工；
另一方面，妇女对于社会的认识较弱，组织力不强，这种种的条件，都很适合成为资本家雇佣的对象，故妇女大批的进入工厂，代替了成年男工。然而这些劳动妇女的现状却很令人同情，她们工作时间长，所得到的报酬却少，平均男工与女工工资之差达50%。英国、日本的纺织工业也是建立在妇女童工贱价血汗之上的，随着经济恐慌的加剧，资本家便将损失转嫁到劳动妇女身上。㉒
基于人人平等的社会而言，“八小时的教育、八小时的休息及八小时的劳动”理念的提倡与实施，无论是在人道上、人类的生理上以及人类的进化上都是必需的，然而在现行资本主义社会内却是普遍的难以实行，其事实是：专为自己盈利的资本家，却不顾什么人道，反而对于劳动妇女加以污蔑、难堪与歧视。“劳动妇女……应当在产前二星期产后四星期休息期间内，工资照给，但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内，虽有明文优待办法的规定，至今多未施行，即有施行的，也不能按月支付，甚至因此而有被除名之危险，所以劳动妇女在产前后的期间内，也要免强服役，所以早产，及婴儿死亡率增加了。有很多的劳动妇女因身体疲劳，内虚及生疾病而致死亡。”㉓
在另一篇文章《现世界妇女职业状况》中，作者不禁发出感慨：“因为妇女劳动力低廉，各国都是逐渐增加的运用着，但是我们怎么的来适当形容妇女的不幸和被压迫的残酷事实呢？”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推动下，妇女们正逐渐摆脱“家庭主妇”这一个词语对她们的束缚，逐渐摆脱对丈夫的经济依赖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现实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却给正在觉醒的妇女们以沉重的打击。国际上妇女同胞们的经历，也可能会成为中国妇女们的遭遇。在《一个英国失业妇女的生活》的篇头语中，作者便已表明：失业恐慌既然弥漫全世界，自非偶然之事实，而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同时，问题本身已含有解决之前提，即本问题之解决，亦必须以历史的发展的法则为基础是也。㉕
资本主义制度的诸多弊端暴露，《妇女周刊》及时抓住了这一现象进行讨论，揭露了西方劳动妇女此时的艰难处境以及在社会劳动中所受到的压迫，并且能够从本质上对这一场经济危机进行探讨，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编者所具有的政治立场倾向，即在对比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妇女生活状况的前提下，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从而更倾向于苏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三）于类比中见反思
妇女解放运动不仅使妇女走出了家庭，也使她们走向了社会，走向了政治。中外妇女们在家庭内外的遭遇既有相似性，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妇女周刊》则通过对国外某一现象的评论，对标国内的相关情况，以达到传递编者态度、引发读者思考的目的。
在争取政治权利方面，20 世纪30 年代各国积极开展军备竞赛，引起了人民的反对，使法国妇女也走上了反对战争的实际道路，她们要用同居封锁的办法来阻止战士，即不与参与战争的战士同居。由法国妇女这一举动，作者想到了中国妇女们最近的一桩事：为了寻求在法律上的性别平等，上海的闺秀们打算组织一个女子不嫁同盟，借此向南京立法院的立法老爷们示威，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认为造成战争的原因是国际间市场的竞争和掠夺，制止战争须从源头解决。而男女不平等则需要女子取得经济上的独立，不依靠男人，就不会有男女不平等的事情出现，女子即不会再受男子的气。用妇女特殊的生理上面的性工具作为武器，这只是表示妇女的低能，此种方法实质上是妇女把自己当成了性的奴隶。女子应该懂得造成国际间经济矛盾的根本原因，以及妇女经济不能独立的原因，从这方面讨论解决的方法，才是唯一的彻底途径。㉖
在女大学生的求学方面，当时有一批女子进入大学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她们在学校中打扮摩登、虚度光阴，毕业后用学士文凭去换结婚证书，不愿意从事工作。㉗这一些人对于女子教育和大学生活持有错误的观念。作者素“看到国内大学的女生日常生活状态，往往有误解的效尤”，㉘于是将自己的亲身所闻所见写成文章。比如美国大学有的是用功读书的学生，她们半工半读，并且十分尊敬师长，遇到先生请安已经成了每一个人都很自然的习惯。“美国人不认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相比于几年前的大学生，现在的学生不仅在课程上用功，此外她们还对经济和政治一类的事情感兴趣，她们更加上进、求知。㉙
在家庭方面，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中，女子被视为男子的附属品，她们在家庭内外都处于失声的地位。受传统纲常伦理的影响，妇女们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传统的中国女性要勤俭持家、辅佐丈夫、教育子女、孝顺公婆、为夫家传宗接代，她们承担了家庭内务的重担，却享受不到相等的地位待遇，可以称作是“家庭奴隶”。
与中国女子情况相类似的是波斯的妇女，她们的性别不平等、落后制度的残余与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在着装上，波斯妇女必须穿黑色长装，作者认为这“是两性分野的表征，是女人的被征服，是男人的侵略”，并且这一着装打扮已经在社会、在妇女心中成了理所应当的遮羞布。㉚在婚姻制度方面，波斯也是传统而落后的，他们实行的仍是一夫多妻制。㉛
但是波斯也在迅速改变，处于传统和现代的杂糅中。电影的出现成了波斯妇女们认识和了解一个新的、奇异的生活的途径，并对黑袍产生了攻击；
㉜一些受过教育的、有自由思想的妇女开始信奉一种主张男女平等、教育机会均等的新宗教。㉝
在作者看来，波斯的变革首先需要注重的是“爱好的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要单独的，尽力的先改良她们那小的团体”，因为波斯社会传统上的力量非常强大，如果采用西洋人那一套方式进行变革，难免会出现令人失望的情况。㉞此时的中国社会亦是如此，“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妇女运动在打破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束缚，赢得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㉟像刘清扬、李峙山等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女性在其中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她们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心中埋下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完成了作为女性主体的自我解放与自我认同，而后又勇担女性解放之大任，以报刊等公共平台为基地，为中国万千女性而奔走。《妇女周刊》的编者们便是那已经受过改良的“小团体”，她们也呼唤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到中国女性的变革中来。
《妇女周刊》在展现中外女性形象时的方式有所不同，这既是受现实条件所限制而导致的差别，也是编者们主观选择上产生的结果，而当我们再翻阅起这份周刊时，也能够从这些差异中看出编者的一些态度和倾向。
第一，关于外国女性的文章多为译著，偶尔附有译者的一些评论；
有关国内女性的文章则多为议论性质的，是在“有意识的将一些原本属于女性私人领域的隐秘话题置于公共空间之内，使之在读者的阅读消费中变为公开讨论的内容”㊱。
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存在极大的差异，在通讯还并不发达的30 年代，国外的情况难以真实而及时地传达至国内，因此，《妇女周刊》上的这些文章大多是译著。但编辑在选择文章时，一定会有价值预设并且选择与自身价值观相近的内容，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编者截取的片段内容看出编者的态度及倾向。
因为亲身经历才会更加有所感触，《妇女周刊》的编者们正身处中国妇女解放的潮流之中，她们作为新一代的知识女性，自觉承担起了为其他阶层女性代言的任务，借助报刊这一传播媒介，以笔杆子的形式向落后的社会发起了斗争。比如《马厂中的妇女》一文批判那些“摩登女郎”们未能将在马场上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和做事的认真态度，用在社会服务上；
㊲《我的教育儿童的经历》是一位将近40 岁的女性讲述其教育儿童的经历，她批判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下忽视对女性的教育，因此该女性在管教自己的孩子时，注重从孩子的身体、性格以及智识等多方面进行培养。㊳这些议论性文章带给读者的实践性指向是相当明晰的，从细节处批判社会妇女问题弊端的同时，也给读者划出了一条通向新女性的道路。
第二，关于外国女性的文章存在很明显的贬欧褒苏倾向；
有关国内女性的文章内容则是关注社会时事、反对落后陋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恰逢在《妇女周刊》发行的这段时间，欧美国家正遭遇经济大危机，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混乱，难免不会让国内知识分子有所反思。但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关于欧美国家的文章都是展示的负面情况，欧美妇女们身上所具有的一些适应近代化的特质仍是为编者所赞扬的。
解放前的俄国，与中国的情况类似，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苏俄妇女的解放以及苏俄女性取得的伟大成功，成为了中国先进分子倾慕和学习的对象。也正是借由《妇女周刊》对国外妇女状况的一褒一贬，使得一般受众从盲目崇拜西方的桎梏中脱离出来，间接地参与进了政治道路的选择当中。
关于国内女性的文章则大多是针砭时弊，是编者群体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一些落后观念习俗而大呼男女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女子合法权益的口号，是向压抑女子个人人格的落后社会发出的宣战书。著名新闻教育家徐宝璜认为媒体“应善用其势力，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而纳人事于轨物焉”㊴，因此该刊对社会问题进行评论、发表意见，从而形成舆论气候。在民国时期，娼妓的存在是阻碍中国妇女解放的一大难题。《妇女周刊》特别关注娼妓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废娼之后她们的出路等问题。尽管娼妓问题不容易解决，但《妇女周刊》的编者们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再现娼妓的悲惨生活，呼吁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们不要忽视“一般痛苦无告妓女们，正在引颈地渴望着你们去解放呢！”㊵
《妇女周刊》定位的受众群体是“普通的境况不大充裕的妇女们”，为的是增进普通常识，充实妇女们做人的知识和能力。基于这一定位，不可避免的关于国内女性的文章占了大部分，且这部分文章的思想程度更深。介绍国外女性形象的文章是《妇女周刊》编者们参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补充，两者共同成为这些知识女性为妇女运动和整个国家的近代化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的见证。
《妇女周刊》刊载外国女性的文章，不仅只是为了开阔读者的视野，同时也是编者在对国内女性进行反思，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进国内妇女的变革。《妇女周刊》对国内妇女运动的寄望是实现“妇女从思想上、智识上的真正摩登”，这一种“真正摩登”是要“重视我们的自由意志”㊶，需要妇女们不再将妻子、母亲作为自己的首要身份，而是从自我需求出发，将自己这个独立个体视为自我世界的中心，从做一个独立人格的自由人开始，培养现代社会所需的思想和技能。
妇女“没有精神上的解放是不完全的解放，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女性解放意识是女性自身追求解放、解除女性内心枷锁的内在动力，是女性解放的根本目的，也是妇女解放的最高境界。”㊷思想上的独立是中国女性摆脱传统“男尊女卑”束缚的前提。
几千年以来的“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模式，在社会中影响至深，以至于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容易遭受社会舆论和现实环境的“镇压”。作为承担了重大使命的传播媒介，《妇女周刊》坚定的站在争取女性独立的一边，做女性主体的发言人，同时也担负着为广大女性指引方向的责任。
处于经济大危机背景下的美国，罗斯福夫人出版了《怎样才是贤妻良母》，书中把女性的角色重新拉回家庭，呼吁女性既要做丈夫的贤内助，成为丈夫事业上的帮手，又要“有机智和直觉”地处理好与子女的关系，做好家庭教育，减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鸿沟。贤妻的另一面即是良母，“贤妻良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且不说罗斯福夫人是出于何种目的而写出这一本书，但在女性尚未取得独立的中国社会，这对积极推动妇女解放的无数进步人士来说，无疑是社会的退步。罗斯福夫人的这种论调，“很有‘夫唱妇随’和女子只是丈夫与子女的依存者意味”，很明显编者是反感这种论调的，连续发出几个疑问：女子当真只是家庭的人吗？难道真的不能和男子一样的是社会人吗？妇女的最高理想应该不是贤妻良母吧？㊸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对于女性身份和角色产生了争论，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主义获得了一部分舆论支持，新生活运动开展更是由官方倡导新贤妻良母主义。《益世报》是由天主教徒创办的，虽然拥有宗教背景，但《妇女周刊》并没有被天主教伦理以及世俗政权所束缚，她们在报刊上讨论和批判贤妻良母的回归，在讨论中引发读者的思考，从而促成女性自我意识的提升。
技能上的独立是实现男女平等地位的必经之路，技能独立离不开思想上的独立，这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下层妇女职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快速的时期。这一时期，其职业领域大大拓展，就业人数急剧增加。”㊹民国时期女性从业人数增加、就业种类扩大，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妇女周刊》的编者也注重从多个职业角度来扩充读者的眼界，鼓励不同职业女性撰文讲述自己的从业经历。妇女靠自己的劳动和能力培养生活技能已是时代所趋，若女子没有将自己置身于妇女解放潮流这一大背景中，仍沉溺于父母或丈夫为之提供的经济支持时，那么她是不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的。
前文所述女大学生，她们读书是为了拿到文凭去交换结婚证，或者是又回到父母的怀抱，这一类女学生是作者所批判的；
另有少部分的人始终努力上进，学校生活只算是她们生命史中的一段过程，她们的努力是一刻不停止的，这种女子的生命才是因为自己而有了意义，“她们的精神才永远是快乐的，积极的”。后一类人是编者对当时女大学生的深切寄望：我们希望女子之自觉，同时更希望教育能纠正她们错误的观念。㊺
正如学者成淑君的研究表明，“天津的报刊媒体等对当时下层妇女的就业基本都持肯定、赞赏甚至是鼓励的态度，认为她们打破了中上等社会太太小姐那种讲求虚荣、不事生产的观念。”㊻《妇女周刊》为女性读者走出家庭、增强自身素质、提高社会参与能力做了引领者，也正是报刊媒体以及一些进步人士推动下形成的妇女解放和妇女独立平等的社会思潮，及其所营造出来的对妇女更为宽容的社会环境，为女性争取人格独立、获得精神上的解放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撑。
关于妇女问题和民族解放问题的两者关系素来多有讨论，《妇女周刊》以女性刊物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舆论之中，发表了大量关注女性需求的文章，将妇女问题置于民族问题的宏观角度下进行探讨，认为“妇女问题不图解决，社会诸问题也不能健全的解决”㊼，“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㊽，因此《妇女周刊》的创立便是这群知识女性的“救国”探索。而置于民国时期30 年代的社会背景来看，五四运动以来的妇女解放似乎进入了低潮，舆论上又掀起了一场关于女性身份和角色的讨论，“社会又在活跃着妇女应该回到家庭去的论调”㊾，以此观之，《妇女周刊》的创立以及对女性解放和独立的呼吁也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妇女周刊》真实地见证和记录着一批女性编者的历史活动原貌，她们希望“一班从事出版业的人，此后认识妇女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此后费相当资本，相当精力，经营一些真能增进妇女的智识与学问的刊物。”㊿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妇女周刊》仅出版了不到4 年便停刊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妇女周刊》的编者们通过对国外女性的报道来塑造国外女性的形象，从而为中国女性提供帮助和作出示范。
其一便是国外那些尚处于受压迫地位的妇女，向读者展示了她们因为社会的不平等而遭受的委屈和生活上的痛苦。但是她们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对前路的信念，在广大倡导自由、平等理念的人们的推动下，以及妇女自身的参与，这些不平等也在一点点地被改变。
其二是国外已经得到翻身的妇女，典型表现为苏联妇女。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给中国妇女解放指向了一条明晰的道路——即苏联式的道路，《妇女周刊》有意地将其作为中国妇女未来状况的标杆。
在社会混乱、中国女性处于转型的过渡时期，以王右家为首的一批编者在对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主动扛起报人的责任，影响着普通妇女的思想转变。《妇女周刊》在近代社会转型中自觉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对处于转型中的女性的帮扶作用，对于当代报刊、杂志、网络媒体等提供了借鉴和示范；
同时，当前中外文化处于交流与融合时期，《妇女周刊》如何平衡近代中国妇女的传统性和变革性，对于当今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 史量才：《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申报》1933 年4 月20 日。
② 民国四大报纸分别是《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益世报》，另有其他关于民国四大报纸的说法，比如《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
③ 马艺：《天津新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29 页。
④⑨ 孙喦：《杜兰香去未移时——记大姨邹钧和王右家的交谊》，载刘小磊主编：《历史的反光镜》卷1，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91—194、192 页。
⑤ 佚名：《论赛金花与王右家》，《美光》1947 年第1 期。
⑥ 王康垒：《篇头语》，《益世报·妇女周刊》1932年11 月10 日。
⑦㉟ 赵秀丽：《调适与应对：天主教婚姻家庭伦理在华处境研究 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1915—1937）》，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 年版，第207、210 页。
⑧ 何玲华：《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1919—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3 页。
⑩ 参见赵秀丽：《调适与应对：天主教婚姻家庭伦理在华处境研究 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1915—1937）》，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 年版。
⑪㊱ 李净昉：《媒体与民国时期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以天津〈益世报·妇女周刊〉为例》,《南方论丛》2009 年第1 期。
⑫ 王康垒：《男女平等的真义》，《益世报·妇女周刊》1932 年12 月8 日。
⑬ 王康垒：《男女平等与女子经济独立》，《益世报·妇女周刊》1932 年12 月22 日。
⑭ 静：《一个女画家眼中的中国建筑——穆里根女士讲》，《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3 月8 日。
⑮ 萱：《介绍一位侨居中国的俄国女声乐教师》，《益世报·妇女周刊》1935 年3 月21 日。
⑯ 郑大华、张英：《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 世纪30 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世界历史》2009 年第2期。
⑰ 白云雪译：《革命后俄国妓女的职业》，《益世报·妇女周刊》1935 年3 月28 日。
⑱⑲ 尹蔼鲁：《苏俄妇女的成绩》，《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6 月21 日。
⑳ 敬卿译：《苏维埃的妇女》，《益世报·妇女周刊》1933 年1 月19 日。
㉑㉕ 周德惠译：《一个英国失业妇女的生活》，《益世报·妇女周刊》1935 年1 月24 日。
㉒㉓ 浩：《国际劳动妇女状况》，《益世报·妇女周刊》1935 年5 月16 日。
㉔ 梅非：《现世界妇女职业状况》，《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10 月25 日。
㉖ 萤：《关于法国妇女——反战运动所牵扯的片段感想》，《益世报·妇女周刊》1935 年1 月17 日。
㉗㊺ 涯：《大学毕业的某种女生》，《益世报·妇女周刊》1935 年3 月7 日。
㉘ 素：《美国大学女生的生活片段》，《益世报·妇女周刊》1933 年3 月2 日。
㉙ 寄归译：《一九三三美国大学女生之状况》，《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1 月4 日。
㉚ 刘学诗译：《波斯妇女生活的种种》，《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6 月7 日。
㉛ 刘学诗译：《波斯妇女生活的种种》，《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6 月21 日。
㉜ 刘学诗译：《波斯妇女生活的种种》，《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7 月12 日。
㉝㉞ 刘学诗译：《波斯妇女生活的种种》，《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7 月26 日。
㊲ 曼：《马厂中的妇女》，《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5 月17 日。
㊳ 一个母亲：《我的教育儿童的经历》，《益世报·妇女周刊》1933 年3 月30 日。
㊴ 徐宝璜：《新闻学》，参见丁淦林、商娜红主编：《聚焦与扫描：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5 页。
㊵ 德民：《关于妓女之种种》，《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5 月17 日。
㊶ 蔓：《我国妇女问题的认识》，《益世报·妇女周刊》1933 年1 月19 日。
㊷ 王小波：《再论女性意识与妇女解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4 期。
㊸ 梅非：《妇女名著谈薮：怎样才是贤妻良母？》，《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8 月9 日。
㊹㊻ 成淑君：《近代天津下层妇女就业状况述略(1860—1937)》，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城市史研究》第26 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年版，第310、311 页。
㊼ 振庭：《从生产关系论到中国的妇女问题》，《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11 月15 日。
㊽ 梅非：《贤妻良母是出路吗？》（续），《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11 月15 日。
㊾ 梅非：《贤妻良母是出路吗？》，《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11 月8 日。
㊿ 尹爱鲁：《关于妇女刊物》，《益世报·妇女周刊》1934 年3 月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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