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维国，廖枭懿，刘奕安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长沙，410128
随着显性绝对贫困在2020年被全面消除，隐形相对贫困开始成为我国新时代贫困的基本样态[1]。相对青年人口，老年人生理机能不可逆的退化必然导致健康脆弱性增加，基本退出劳动力市场也导致其增收空间非常有限，再加上退休、家庭地位弱化带来的心理与精神不适，老年人难免陷入健康、经济和精神等多维相对贫困窘境[2]。多维贫困是收入差距导致的生活质量、社会地位和精神等方面的多重困境[3]。老年人多维贫困可以理解为，随着生理功能日益衰退和社会角色、家庭地位逐渐边缘化而导致的老年人在身体健康、经济收入、精神面貌等方面所处的一种脆弱状态[4-5]。老年人多维贫困可分为基于身体安全需求的健康贫困、基于生存需求的经济贫困以及基于尊重需求的精神贫困等类型[6-7]。从致贫原因来看，已有同类研究大都认为多维贫困是个体、家庭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8]；
从自身因素来看，老年人在经济、社会行为等方面会呈现出特定脆弱性，且这种脆弱性易通过“沉淀效应”增大陷入多维贫困的风险[9]；
家庭禀赋是家庭成员共同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对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及身体与精神健康具有重要影响[10]；
至于影响老年人多维贫困的社会因素，学界主要聚焦于社会基本保险方面[11]。目前国内关于老年人多维贫困的研究大都基于绝对贫困视角，有关相对贫困的研究成果比较少，且实证分析不多。在消除绝对贫困艰巨任务已经完成且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本研究对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展开实证分析，对消除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和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实施的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库。CGSS采用多阶分层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随机抽样方式，对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城乡1万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是一项涉及范围广、涵盖内容多、专业性强的大型社会调查。该数据较为全面地收集了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宏、微观层面的数据，是学界用来研究中国社会现象与社会变迁规律最主要的数据资源[12]。特别是，该数据库包含相对多维贫困、家庭禀赋以及基本社会保险的相关变量，与研究主题高度契合。根据研究需要，选取1957年之前出生的老年人个案(2017年已满60岁)，在删除不符合年龄要求和回答项为“不知道”或“拒绝回答”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763个。
1.2 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相对健康贫困、相对经济贫困、相对精神贫困，均来源于CGSS问卷中所涉及的老年人健康、经济、精神等相关题项。以问卷中“在过去的4周中，由于健康问题影响到您的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的频繁程度是”“您个人去年全年总收入是多少”以及“在过去的4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这3个问题分别表征老年人相对健康贫困、相对经济贫困和相对精神贫困。因问卷回答项中的“总是”“经常”“有时”实际上是很难精准辨识的，但均具有“发生过”的意思，而“很少”“从不”具有“没发生过”的意思，故将回答选项中的“总是”“经常”和“有时”定义为“相对健康贫困”和“相对精神贫困”并取值为0，“很少”“从不”回答选项定义为“非相对健康贫困”和“非相对精神贫困”并取值为1；
为便于分析，以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2408元为标准，将原始问卷中年收入低于22408元的样本定义为“相对经济贫困”并取值为0，大于和等于22408元的样本定义为“非相对经济贫困”并取值为1。
自变量来源于家庭禀赋和基本社会保险两大维度。从家庭禀赋来看，家庭收入直接体现家庭经济能力，可能影响老年人的相对经济贫困状况[13]；
子女数量可能对老年人晚年的子代经济支持、精神慰籍等产生重要影响，但子女并不一定与老年人在一起生活，因此同住人口数量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潜在影响变量；
家庭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范围与层次，进而影响其外界资源的可及性和精神生活的充实性。从社会因素来看，老年人退休后，与社会发生密切联系的通道主要是社会保险，而老年人参加的社会保险通常只有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综上，本研究选取家庭收入、子女数量、同住人口数和家庭社会地位，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分别表征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致贫因素中的家庭禀赋和社会因素。其中，以CGSS问卷中设置的问题“您家2016年全年家庭总收入是多少？”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依据，为方便对比分析，根据2017年我国家庭收入等级划分，将问卷中家庭收入“小于8万”取值为1，“大于等于8万小于15万”取值为2，“大于等于15万”取值为3；
子女数量的依据是原始问卷中的“您有几个儿子”和“您有几个女儿”，为方便分析，本研究将其整合为“您有几个子女”；
同住人口数来自问卷中的“您家目前住在一起的通常有几人(包括您本人)”；
家庭社会地位则以问卷中“与同龄人相比，您家庭的社会地位怎样”为蓝本。社会保险主要参考受访者在问卷中回答的“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以及“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两个题项。
同时，考虑到不同老年人之间可能存在贫困异质性，本研究选取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3个常用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将问卷中受教育程度为“文盲”取值为1、“小学”取值为2、“初高中”取值为3、“大专及以上”取值为4。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1.3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 22.0，以家庭禀赋、基本社会保险维度下的家庭经济收入、子女数量等变量为自变量，以个体特征维度下的年龄、性别等为控制变量，分别以相对健康贫困、经济贫困、精神贫困为因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分析。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可知，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是比较深的，其发生概率分别为相对健康贫困(52%)、相对经济贫困(41%)和相对精神贫困(62%)。家庭年收入的均值为1.26，因家庭年收入少于8万元/年的数据赋值为1，表明绝大部分老年人家庭经济收入低于8万元/年。子女数量和同住人口数均值分别为2.40和2.42，两者数值相近，从家庭人口数上可以判断子女与老年人一起居住的情况不多。老年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只有81%，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为93%。样本年龄呈正态分布，平均年龄为69.13岁，标准差为7.23，说明样本大都属于联合国卫生组织有关老年人划分标准中的较年轻群体(60-74周岁)。受教育程度方面，大专及以上为275人(7.3%)，文盲和小学样本合计为2084人(55.3%)，表明调查样本的整体文化程度比较低。
2.2 老年人健康、经济、精神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从表2可知，家庭收入对老年相对健康贫困、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P<0.01)。表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越小。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相对健康贫困、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影响均呈显著负向影响(P<0.01)。从回归结果看，拥有n位子女的老年人相对健康贫困、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发生率分别是拥有n+1位子女贫困发生率的0.900、0.657和0.909倍，即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越高。同住人口数对老年人相对经济贫困呈负向显著影响(β=0.800，P<0.01)，但对老年人相对健康贫困、精神贫困的影响不具统计学意义。家庭社会地位对老年人相对健康贫困、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P<0.01)，即家庭社会地位越高，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越低。
表2 老年人健康、经济、精神贫困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第二，基本社会保险对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基本养老保险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相对经济贫困(β=1.908，P<0.01)，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相对经济贫困发生率是参保者的1.908倍。这说明，基本养老保险对缓解老年人相对经济贫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基本医疗保险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相对健康贫困(β=0.734，P<0.05)，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老年人相对健康贫困发生率只有未参保者的73.4%，说明基本医疗保险对老年人相对健康贫困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第三，控制变量对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年龄对老年人陷入相对健康贫困呈负向显著影响(β=0.985，P<0.01)，对陷入相对经济贫困呈正向显著影响(B=1.089，P<0.01)，对陷入相对精神贫困呈正向显著影响(β=1.013，P<0.05)。性别对老年人相对健康贫困、精神贫困均呈正向显著影响(P<0.01)，老年女性陷入相对健康贫困、精神贫困的概率是老年男性的1.212倍和1.179倍。受教育程度对老年相对健康贫困、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均呈正向显著影响(P<0.01)，即受教育程度越低，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越高。
3.1 家庭年收入、子女数量、同住人口数与家庭社会地位是影响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的因素
家庭禀赋方面，家庭年收入水平越低，老年人越易陷入相对健康、经济和精神贫困。随着身体机能衰退，老年人患需长期药物治疗慢性病的机率更高，较低的家庭经济收入可能导致老年人无法及时接受必要的保健和医疗服务，提高了健康贫困发生概率；
家庭收入越高，老年人越可能获得子代经济反哺，且老年人也可能有一定的收入，经济贫困发生概率就越低；
家庭收入越低，子代越可能忙于生计而忽视对父母的情感交流与精神慰藉，老年人也越可能对自身身体状况、治疗费用担忧而加剧精神贫困。已有研究结论表明，经济贫困是其他贫困发生的根源[14]。因而，政府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培育经济新业态等途径，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并改善分配制度，合理提高普通家庭收入水平，同时还要积极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加快延迟退休政策探索步伐，为老年人再就业、增加经济收入创造条件；
在身体条件许可的前提下，老年人要努力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既增加经济收入，也能保持适当的运动量，还能充实日常生活；
多兄弟姐妹的子代既要合理分担经济赡养责任，也要形成共同关注父母健康状况、精神状态的长效合作机制。
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越大，这与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相悖。受长辈照料孙辈传统观念的影响，子女有了后代之后，不仅减少了对父母身体健康与精神状态的关心，甚至使老年人也卷入了对孙辈的长期照料，且子女越多，这种卷入强度越大，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越差；
子女数量越多，子代间可能存在相互推诿的心理现象，导致经济赡养责任越不明确，反而减少了经济反哺。有研究指出，老年人自身通过公益活动参与等途径接触社会，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健康状况并避免陷入孤独境地[15]。因此，子辈不能以照料孙辈为由而变相啃老，相反要积极承担养老、育幼责任，在鼓励老年父母参加社区、社会活动的同时，要通过经济反哺、精神慰藉等方式构建起和谐家庭代际关系。
家庭同住人口数对老年人陷入相对经济贫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住人口既可能是需要提供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的孙辈，也可能是宅家啃老的子代；
传统家庭代际分工模式下老年人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劳动，封闭了其外出获取劳动收入的空间；
在子代、孙辈双代啃老和经济、家务双重啃老的共同作用下，难免会加大老年人相对经济贫困的发生概率。因此无论是子代还是孙辈与老年父母同住的情况，子代都要加大经济赡养力度，弥补老年父母因提供照料而产生的经济压力，避免其因开支过大而恶化经济状况。
家庭社会地位越高，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越低。英国流行病学家马默特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的“地位综合症”表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身体健康水平越高[16]。从现实来看，社会地位高的老年人，生活起居自律性通常更强，更喜欢锻炼身体，降低了健康贫困发生概率。家庭社会地位越高，意味着社会关系越广泛，老年人越可能通过再就业增加收入，进而降低经济贫困发生率。社会地位越高的老年人，越容易受到家人和社会的尊重，自我认同感也更强，具有更乐观的生活态度，从而降低了精神贫困发生概率。因此老人和子代要充分利用社区、工作单位等平台，参加公益、慈善活动，培养社会责任感，共同提升家庭社会地位。
3.2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与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显著相关
在基本社会保险方面，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更易陷入相对经济贫困，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者则更易陷入相对健康贫困。作为一种年金保险制度，养老保险无疑能增加老年人退休后的非劳动收入，减少相对经济贫困发生率。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相对健康贫困、精神贫困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养老保险的作用目标是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而非健康和精神保障。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老年人，看病住院能报销医疗费用，不会因经济担忧而出现拒绝就医、拖延病情，进而影响身体健康的情况。然而，有研究指出，因待遇水平不高，基本养老保险降低老年人相对经济贫困风险的实质效用还有待提升[17]；
因基层医疗机构数量不多且服务能力有限，基本医疗保险对预防老年人健康贫困的积极作用也有待进一步释放[18]。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通过用人单位、社区加强养老、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宣传；
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情况合理提高养老金、医疗保险报销待遇水平，并加大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投入。
3.3 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的因素
个体特征方面，年龄对老年人相对经济贫困、精神贫困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对陷入相对健康贫困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年龄越大，老年人消费娱乐、人情往来等非刚性开支逐渐减少，且获得的养老金与子女经济支持因不断积攒而变得宽裕。年龄越大的老年人到达一定年龄后，生理机能逐渐衰退，患病几率日益增大，陷入健康贫困的可能性必然相应增加。年龄越大，老年人出现相对精神贫困概率越小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增大，老年人心态日益平和，情绪更为稳定，且已经从家务和工作中脱离出来，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充实了精神生活，减少了相对精神贫困的发生概率。因此，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快走、慢跑、舞蹈、太极拳等轻、中度类运动项目，努力保持身体健康。
老年女性陷入相对健康贫困、精神贫困的概率更大。从相对健康贫困来看，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的一项研究指出因生理结构不同，老年女性更容易中风以及患心衰、阿尔茨海默症等健康疾病[19]；
还有研究表明，老年女性因常年操持家务更易引起腰间盘突出、关节劳损等慢性疾病[20]。从相对精神贫困来看，因承担家务的比例不同，男性较女性有更多闲暇时间走出家门，参加社区活动，维护社交网络，丰富精神世界；
同时，老年女性的心思相对更加细腻，在较少得到子女精神慰藉的情况下，更易出现精神贫困。因此家庭要合理分配家务劳动；
老年女性要多走出家门参与社会交往活动；
子女也要关心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女性的精神需求；
社区或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应努力创造更多适合老年女性参与的精神文化活动。
教育具有反相对贫困的多维效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拥有更全面的健康意识、良好的健康素养以及开朗的心态，更能避免陷入相对健康贫困或相对精神贫困境地。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终身学习意愿与能力越强，被社会淘汰的可能性越小。已有结论表明，老年群体通过线上、线下的终身学习有助于提升其健康素养、丰富业余生活并实现经济收入的增加[21]。因此老年人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应通过互联网教育资源、老年人培训班等载体，进行终身学习，既保持豁达心态、乐观情绪，也促进知识更新；
子代要通过家庭知识反哺的方式，增进老年父母学习新知识的意愿和能力；
政府则要努力为老年人的终身学习提供场所、设备和资源，并通过公益广告、社区宣传等方式营造出良好的终身学习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