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增长理论的视角下，一些传统上被视为公共消费的支出，如政府在教育、研究开发以及法制建设等领域的支出，更适合于看作是具有生产性的公共投资。基于此，一系列新增长模型隐含地或明确地分析了公共投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突出强调了公共投资的生产性质及其同私人部门投资的互补性。同时，大量的实证研究对新增长模型的理论预言进行了检验。新增长理论的进展为解释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工具和新的见解，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制定均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公共投资；经济增长；新增长理论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3-0008-05
[收稿日期]2008-05-06
[作者简介]尹后顺，男，山东济宁人，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齐鹰飞，男，辽宁朝阳人，东北财经大学富虹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经济波动、货币政策。
一、引言
公共投资一般指政府为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投资性支出，它是政府的公共支出中扣除公共消费支出的剩余部分。根据Devarajan等，公共消费是“可以直接进入家庭效用函数的公共物品和服务”，而公共投资则是能够“对私人部门生产发挥互补效应(从而应该进入企业生产函数)的公共物品和服务”。[1]之所以需要将公共支出进行这种划分，是因为其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也不同。公共消费虽然直接为家庭提供了效用从而改善其福利，但其增加却需要更多的税收来支持。税收扭曲会给私人部门的生产带来负向激励，因此公共消费通常被认为会抑制经济增长。而政府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投资会对私人部门的生产产生正向激励，因此通常被认为会促进经济增长。
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为经济学家解释公共投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工具和新的见解。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公共支出(包括公共投资的增加)通过乘数效应扩张总需求，从而刺激短期产出的增加，同时也通过提高利率而“挤出”私人部门投资。但无论如何，由于凯恩斯主义理论是一种短期理论，因此不适合分析公共投资与经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在Solow开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由于不能模型化公共投资的生产性质，因此公共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没有影响。[2]新增长理论的很多模型则考虑了公共投资的生产性质以及与私人部门投资的可能的互补性，从而在报酬递增假设下讨论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逻辑影响，极大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
可以说，公共投资在新增长理论中始终是一个重要从而倍受关注的议题。也正因为如此，试图将相关领域的所有研究进行完整总结将大大超出文章的讨论范围。在此，文章的策略是选择其中关键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简要的概括。不可避免地，我们的选择会体现自己的偏好。
全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中，公共投资的内涵所经历的发展；第三部分分析在新增长理论的不同分支模型中，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联系究竟如何；第四部分介绍一个明确将公共投资纳入分析的新增长模型——Barro模型[3]以及对该模型的后续扩展；第五部分介绍关于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最后是结论及对中国的借鉴。
二、公共投资内涵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中的发展
尽管进入私人部门的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为区别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提供了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远不像乍看起来那样清晰。事实上，随着经济思想的演变，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之间的界限在不断移动。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投资主要包括政府在公路、供水、供电等有形的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随着新增长理论家的一再强调，人们日益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研究开发投资等无形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4-7]由于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将教育支出视为公共投资的一个领域也逐渐为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所接受。而对于研究开发而言，无论是基础性的还是应用性的，知识在其中都具有溢出效应，因此也都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投资。这部分支出也应该计入公共投资。近来，很多新增长理论家、新制度经济学家以及新政治经济学家纷纷指出，可靠且可执行的产权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它也为私人部门生产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正确激励。然而，严格保护产权需要政府持续地投资。正如Holmes与Sunstein指出的，“所有权利都对国库具有求索权”[8]因此，某些在传统上被视为公共消费的支出项目，如政府在维系立法机构以及警察、法院等执法机构运行方面的支出也可以列在公共投资之下，它是对“制度资本”的投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公共支出几乎全部的项目均定义为投资——只要我们愿意扩展资本的含义，比如包括进安全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或社会基础设施①等。
标准的模糊带来了划分的差异。Grier与Tullock等将教育和军事支出划归政府消费[10]，但Barro与Sala-i-Martin及随后的很多研究却将其视为公共投资[11]。SNA1993试图为各国进行国民经济统计提供一个共同的指导性框架[12]，但即使在OECD内部，标准也远未统一。例如，根据SNA1993，对武器及其运输系统的购买应计入政府消费，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公共部门统计均照此处理，但在美国，这些购买却被计入政府投资。
三、新增长理论中的公共投资：概括性描述
由Romer和Lueas开创的新增长理论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在几乎所有的新增长模型中，经济都能够不依赖外生变量而维持持续的增长。[4,13]换句话说，在新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技术进步不是外生规定的，而是由经济系统内部的机制决定的。
为了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新增长模型用报酬递增取代了报酬递减假设。尽管不同的模型讲述的可能是不同的故事，在细节上会有很大差异，但从对报酬递增的处理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模型可以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类模型直接强调了产品生产中的规模报酬递增，其核心假设可以用如下密度形式的生产函数简单表示：式中，y表示人均产出，A表示技术参数，K表示人均资本，0＜a＜1是产出的资本弹性，x表示能够同资本产生互补效应的任何一种要素。实际上，这一类模型是AK模型的一种简单推广。注意到，如果令x代表k本身，则(1)式就回到AK型的生产函数。这也正是Romer等采用的假设。[13]当然，x还可以代表其他要素。比如，在Lucas中，x表示人力资本[4]；而在Barro中，x表示公共支出[3]。
第二类模型假设某类核心要素的生产技术为线性形式。同样，令x表示这种要素，则该要素的积累方程可以表示为：式中，互表示变量x对时间的导数，μ为技术参数。
诸如Luens、Romer等很多模型都需要这样的线性技术假设以产生内生增长。[4,5]正如Jones与Manuelli等指出的，不管x在此代表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或者是其他什么，只要经济中存在着这样一类核心投入，它是由线性技术生产出来，那么其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经济也将沿着一条均衡路径持续地增长下去。[14]
第三类模型将增长和发展视为一种协调问题，代表性的研究包括。Murphy等、Acemoglu、Rodrik等。[15-17]这些研究强调，很多对发展而言极为重要的活动——如创新、投资、诚实交易等——都会产生外部性。和第一类模型不同，现在报酬递增被处理成一种金钱外部性，而非技术外部性。正如Hoff与Stiglitz在对这些研究的一个综述中指出的，这些外部性受很多因素控制，如信念和信息的改变、个别决策主体对技术的影响、现存市场集合的改变、市场规模的改变以及搜寻成本的改变等。[18]这些外部性影响了活动的报酬，而且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那些低水平的均衡往往被解释为“陷阱”。
所有这些模型中都隐含着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如果像Lucas等认为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力量[4]，则政府进行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在教育领域的投资)就是必要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私人投资者不能获得全部的投资回报，因此竞争经济中的人力资本投资会低于Pareto最优水平。或者像Romer、Grossman与Helpman以及Aghion与Howitt等强调的，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研究开发活动，则政府对研究开发进行补贴性的投资可能是有益的。[5-7]这是因为在研究开发活动中知识具有外部经济性，研究者的工作不能得到全部补偿。从而分散经济本身不足以提供充分的激励，使人力资本在研究部门的就业达到帕累托最优水平，所以均衡是非帕累托最优的，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改善经济绩效。又或者，如果像协调模型所揭示的，私人部门的协调失灵是导致低增长陷阱的重要原因，则政府的公共投资可能是刺激经济跳出陷阱、达到高水平均衡的一个备择工具。
当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在Barro中更是得到了直接阐释。文章将在下一部分对此进行专门介绍。
四、Barro模型及其扩展
Barro试图在一个内生增长系统中为公共财政分析建立一个基本框架。[3]该模型假设政府购买一部分私人产出，然后利用这些购买向私人的企业部门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令g表示人均政府购买，是非竞争和非排他的，即它是一种公共物品。则私人部门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假设政府维持预算平衡，其购买由以税率r征收的比例收入税来融资，即g=τy。假设经济的其他方面满足标准假定。家庭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其瞬时效用函数为CRRA型，其中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用σ表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简单起见，假设资本不需要折旧。由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我们可以解得稳态经济的增长率。令γ表示该增长率，则有：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