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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新疆于田县15个乡（镇）1200名农户的调查数据，在纠正气候变化适应性政策参与变量和气候变化适应性政策类型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后，采用三阶段回归分析模型综合检验了以政府为主导核心的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类型同时影响着生产的投入和产出。而不同的社会经济变量、空间环境变量和实物资本变量对农户生产要素支出和产出也有着显著性影响。适应性政策效果与农户的选择行为、个体特征、所在区位、资本投入等关系紧密，是影响农业投入与产出的重要因素。政府应该保证农户可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继续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户的教育和培训力度。积极推进上述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有助于提高农户应对各种极端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农业生产水平。
【关键词】气候变化；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农业生产
【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1—0113—15
一、 引言
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开始，一直居主导地位的阻止气候变化行为逐渐向强调减缓和适应并重，而气候系统的惯性，使得不管温室气体减排的规模有多大，适应措施都不可或缺。此时，基于农户自身资源属性的自我规避型适应性行为和以政府政策等为主导的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纷纷出现。其中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因其能最大程度整合外部资源，通过行政强制性或者权威性获得政策机制和资源协调的双重优势，而被各国广泛采用。我国政府也在积极实施外界干预性适应性政策，以期在有效应对各种极端自然灾害的同时，提升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但受农户个体特征、对气候变化认知程度、行为选择偏好、政策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影响，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易出现政策供给与农户需求不一致的现象。例如，Johanna Hageback et.al（2005）[1] 189-212和Anderson S et.al（2009）[2]78发现，政府干预性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并没有显著提高农户收入和整个区域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张倩（2011）[3]171-195认为，强制性推行牧户定居政策和草场承包制度增加了农牧户生产成本，降低了农户收入和自我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因此，自上而下的强制性适应性政策不能解决农牧户面临的生产约束，更无法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程度。谭灵芝等（2012）[4]67-78的对比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适应性政策并未显著提高农户生产收入，却可能因为脱离区域实际，间接降低了整个区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与上述观点相反，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对于农户农业生产具有“聚集效应”。即外界干预性政策可以更好的通过行政强制力集中优势资源，特别是在“以水定地”的干旱区，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可以加快各种生产资料的集中，进而改变农户分散居住和各种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措施分散投入的不利状态（Gwendolynne Young et.al，2010； T. T. Deressa et.al，2011）[5]17-19，[6]23-3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7]的研究表明，选择“制度”的改变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以政府或决策部门为主导的适应性措施可以更有效的改变农户收入结构。Ole M. et al（2009）[8]804-816对塞内加尔适应性政策的分析发现，政府通过转换土地利用方式和推动农户改变现有生计策略等方式，可以较为显著的提高农户收入，并可更好的适应气候变化。李西良等（2013）[9]5353-5362认为，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催生了以干旱区家庭牧场为单元积极、灵活应对极端气候的格局形成，利于草地可持续利用，增加农牧户收入。
因此，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一方面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措施保障，节省了农户自我适应的成本支出；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存在典型区域性特征，在我国现有的强制植入的自上而下决策方式下，如果政策本身缺乏很好的因地制宜调整机制，且在政策执行时，没有有效的调动基层组织和农户的策略响应，地方政府和农户很有可能缺乏继续推动和执行某种适应性政策的动机，现有政策措施则无法显著增加农户收入（齐晔等，2013；谭灵芝等，2013）[10][11]10-16。塔西甫拉提·特依拜等（2010）[12]认为现阶段在西部生态脆弱区推行的一系列适应性政策，如生态移民，禁牧定居、参与式水权管理政策等，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的层级推动模式，却因普遍存在忽视农户微观特征、区域发展现实和诉求等问题，往往在基层地方政府执行过程中出现“中梗阻”。农户在未能获得实际收益或者对收益预期过低时，多消极应对。郑艳、王毅等（2010，2011）[13]在对宁夏银川市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农业适应性政策调查分析发现，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可能因为不必然有激励机制，导致农户对政府推动的各种适应性政策普遍存在参与不足甚至抵触现象。
从上述文献综述看，直接探讨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对农户农业生产程度和影响因素的文献还十分鲜见。显然，这在中国政府提出加强农业领域适应性水平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研究方法看，多是采取农户访谈的对比分析或采取焦点小组访谈，结合气象数据，分析农户适应性行为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能结果（Hageback et al . 2005[1]；Thomas et al . 2007[14]1339-1386）。上述研究方法可详细获知气候变化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方向，但其结果往往出现各种影响单元无法确知影响程度和具体因素。此外，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对农户农业生产的模型估计中可能遇到内生性问题。产生内生性问题的可能原因在于已有研究忽略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随相生性（simultaneity）。从模型的解释变量来看，农户对适应性政策的决策选择、政策类型变量与对农户农业生产影响之间存在相随相生性。因为，农户对决策的选择偏好影响不同决策类型的选择，而选择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或降低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和主要农作物收入，反过来又会影响农户决策选择。而已有研究多由于未观测到农户自身特征（如年龄、性别、家庭收入、个人社会网络等）可能会与农户的决策行为及政策类型选择具有相关性以及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不考虑这种因素而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可能会产生内生性偏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