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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业异质性导致出口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采取不同的企业行为：被动型的“制度管理”或主动型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同的调整效应。本文将环境规制的“抵消效应”与“补偿效应”参数引入Hausman模型中构建环境约束下出口技术复杂度调整的理论模型，并在测算1995-2012年三位编码下27个工业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及间接影响。此外，本文还利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吸收能力的替代变量在环境规制的出口技术调整机制中的门槛效应，进而估计出我国工业行业人力资本的最优“门槛阀值”。研究结论显示：在“补偿效应”与“抵消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表现出先负向抑制、后正向促进的U型特征；行业异质性导致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还取决于行业自身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禀赋。其中，行业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是环境规制技术调整效应的门槛条件，即当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阀值（行业员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49年）时，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环境管制将促使企业选择主动性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补偿效应”；反之，即使在适度的环境管制之下，企业在行业吸收能力及调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容易选择被动性的“制度管理”，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抵消效应”。
关键词 环境规制；出口技术复杂度；行业异质性；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08-0125-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8.016
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是否是一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命题。早期的理论文献认为，环境规制必然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因为环境规制成本的上升会加大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消极诱导企业减少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来控制成本，严重妨碍厂商的生产率水平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抵消效应”[1-3]。但这些结论大多建立在企业技术水平、生产过程及消费需求不变的假定下。随着“波特假说”将动态创新机制引入企业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环境规制中的“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效应得到了更多学者的重视。越来越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证实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认为环境规制成本的上升会加大出口企业的竞争压力从而正向激励出口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尤其是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发生，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补偿效应”[4-9]。到底是“抵消效应”还是“补偿效应”？实际上取决于出口企业在环境管制中所采取的差异化行为：一是被动性的“制度规避”，即通过更严厉的制度管理或更多的罚单承受来被动规避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的影响；二是主动性的“技术创新”，即通过原有技术工艺的升级来突破环境规制的约束。在实际经营中，企业到底是选择被动性的“制度管理”还是主动性的“技术创新”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力度，还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要素禀赋、技术特征、产品性质及节能减排适应程度等先定条件。这些条件差异不仅会导致企业在面对环境管制时采取不同的应对行为，还会在环境规制约束下自动调整其技术效率，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业技术进步效应。鉴于此，本文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出发，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影响及间接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行业异质性所引发的门槛效应。相比以往文献，本文的主要特色体现在：①在企业异质性框架下，引入环境规制变量的二次项、交叉项考察环境规制与出口技术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避免了直接采用线性模型的先验性错误。②本文以人力资本作为拓展点考察了要素禀赋、创新投入、吸收能力等行业条件在环境规制技术调整机制中的重要性，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估计了各行业人力资本在环境约束下技术调整的最优“门槛阀值”，避免了环境规制政策的“一刀切”，也强调行业要素及企业能力自我优化、自我提升的重要性。
余娟娟：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年 第8期
1 分析框架与理论假设
Hausman模型[10]中的“成本发现”原理假设出口投资商进入一个全新的项目时会在模仿进入和创新进入两种生产模式之间进行选择。本文假设企业在面对环境管制时，同样面临着“自主创新”和“制度规避”两种行为选择。假设某出口企业的技术水平为A，服从[0，B]之间的均匀分布，B为该行业生产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的可能性边界。如果该产品最具优势企业的出口技术水平为Amax，市场上共有m家企业从事该产品的生产，则最优生产效率Amax的期望值为mB/（m+1）。当企业以“自主创新”进入市场时具备最大的生产效率为Amax，选择“制度规避”进入市场的企业生产效率将受到规避效应参数μ的约束，最大生产技术效率表现为μAmax，0<μ<1。这里的制度规避效应参数μ反映的是企业采用制度管理模式规避环境规制时对出口技术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是环境规制变量ERS的函数。当环境规制不恰当时，企业更多地选择制度管理的方式而不是技术创新的方式去应对，从而对出口技术进步表现为较强的“抵消效应”，即μ/ERS<0。
在实际生产决策中，企业面对环境管制时进行自主创新还是进行管理制度的规避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若企业自主创新生产率A大于μAmax，则选择自主创新应对环境规制。否则企业将选择制度规避来进行生产决策。因此，当企业生产效率为μAmax≤A 假设不存在环境规制时，企业产品的单位可变成本为c；存在环境管制时，企业若选择“技术创新”应对则需要增加更多的研发投入、人才投入等创新成本，使得产品成本函数表现为c+k1μ；企业若选择“制度规避”应对需要支付更多的管理费用、环保罚款等规避成本，使得产品成本函数表现为c+k2μ。其中，参数k1和k2分别表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规避的费用弹性。另外，假设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导致消费者难以辨别创新技术和传统技术下的产品质量，产品的价格统一在p的水平。那么，在已知成本价格的情况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规避”两种不同选择时所面临的利润期望值分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