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敏 胡 强
（北京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24）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鲜明特征，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这一表述既强调了现代化的普遍性意义，更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特色。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成功领导了延安社会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无产阶级政权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实践，形成了一系列创新理论，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延安社会革命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相融合，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相协调，坚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自强和守正创新，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
实现现代化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必然体现，也是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中成功领导了边区社会革命，初步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规定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脚踏中国大地，传承中华文明，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延安时期到新时代，我们党由弱变强，成功开辟了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在现代化探索中赓续相继，成为贯通历史和现实的极富活力的中轴线。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选择
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延安社会革命，实现了延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延安道路。毛泽东充分肯定延安道路，说它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贫穷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2]932。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探索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延安社会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指南。
延安社会革命的成功，关键是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积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正确处理了人民战争、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的生存、发展问题，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大发展。党全面领导新民主主义政权，团结带领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展开全方位、全领域的社会革命。政治上，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了边区人民的政治民主权利。经济上，进行以互助合作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建设，发展多种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破除了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思想文化上，开展整风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坚持文化创作的人民主体性方向，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延安社会革命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雏形，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自觉的历史发展必然。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革命举措，不仅在实践中协调了根据地政权机构和群众的相依关系，还有效确保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成功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根本规制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和中国特色。
（二）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范式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延安社会革命中，不断加强党员自身的党性修养，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塑造了以自我革命推动边区社会革命的价值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属性和内容是共产党人同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格局上虽“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3]。但是，党内存在或“左”或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侵害党的肌体，严重影响党的建设。如何消除这种不良影响，进而将“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政纲同目前的行动口号和行动政纲，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4]，成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刘少奇强调共产党员只有在革命锻造中加强党性修养，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5]。毛泽东强调加强党的整体性建设，他面向全党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3]，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与此同时，共产党同步推进边区的社会治理，通过创新戏剧、秧歌等大众性文化形式，广办学校等群众教育方法，在社会上倡导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氛围。从重视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两者的协调推进，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就是共产党人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理论与价值自觉。
中国式现代化循着延安道路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价值规定性，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了伟大社会革命新局面。新时代新征程中，共产党人“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6]，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和号召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探索中，不论是延安社会革命，还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延安社会革命期间，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革命理念，成功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人民民主政治和以延安精神为核心的革命文化等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延安道路。延安道路为共产党人一以贯之推进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自信依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7]。
（一）延安道路是一条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现代化之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展经济建设，成效斐然。延安农工商领域均获得迅速发展，有效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解决了红色政权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共产党紧密团结广大工农兵人民群众，奋勇投身社会革命进行经济建设，上至党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群众，不论职位高低，都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呈现出党群关系血肉相连、军民关系鱼水情深的良好样态，成功走出了一条在革命战争年代推动中国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新路子。
延安道路真正发挥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从“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生产运动开始，边区根据地广泛开展了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这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陕甘宁开始、迅速延展至其他根据地的生产组织和人民动员运动。互助合作运动、机关团体生产和向劳动英雄学习运动，都是其中重要举措。这些革命举措，不仅创造了“南泥湾，陕北好江南”的佳话，让南泥湾成为艰苦奋斗和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
更让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同舟共济的互助情怀深入人心。通过大生产竞赛，涌现出的劳动英雄成为基层群众的典范，他们与基层群众一体，被有效组织、动员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延续了延安道路独立自主的路径选择。1954年周恩来首次明确“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8]，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启了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197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9]，强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的现代化”要从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呼之欲出。经过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共产党领导团结中国人民在更为宏阔的世界历史时空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力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
（二）延安道路是一条坚持人民民主的现代化之路
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在陕甘宁边区的局部执政中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指导，将民主理念与革命实践结合，探索出一条“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民主之路。在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民主既是革命的重要方法，也是革命的根本目标。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10]。以此为遵循，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红色政权建设中，始终把人民民主的政治原则贯彻于各项制度的建设和执行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是政权形式、是制度举措，也是政治文化。1937年陕甘宁边区开始实施普选活动。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三三制”政权体制模式，不仅体现了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11]，更发展了中国式民主政治制度。围绕“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民主选举、建设廉洁政府等行政措施，形成了独具革命特色的政治体制运行模式，无产阶级人民民主特质得到初步展现[12]。1940年，边区政府以林伯渠、高自立的名义，就建立统一战线模范政权情况函复王维舟、朱开铨时强调：“民主政权，必须切切实实的尊重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13]。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政治建设，不仅切实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提升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也极大提升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号召力、组织力、战斗力。
党在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始终坚持对人民民主的自觉维护、自觉实践和自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是共产党人在国家体制上对人民民主的政治坚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进入新时代，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创造性提出了以“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14]为特征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建构起真实有效的中国特色民主形式。
（三）延安道路是一条以延安精神为文化引领的现代化之路
延安道路是以延安精神为文化引领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生发出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的主体内容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自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坚定党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以及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展了面向“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15]。在此次教育活动中，党内开展了一场普遍地、理论联系实际的整风运动，重点突破“协调个人的‘自觉行为’和完善的社会纪律之间冲突”[16]问题，实现了全党政治思想统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文艺是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2]854，广大文艺工作者应“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到工农兵群众中去”[2]861。
延安精神引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走向成熟，它强调党内政治文化与社会思想建设相统一，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北大荒精神等精神的不断涌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了基本精神共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根基。新时代，共产党人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时守正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以期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自立自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与实践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从来都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复制品，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自主实践，并逐渐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超越性发展。
（一）开拓出中国“跨越式”现代化发展新道路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意在说明各民族国家可以在不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实现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而走出一条区别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现代化发展新路径。这也赋予了东方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政治自觉、坚定“四个自信”。针对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建设现代化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分两个阶段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一战略部署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旨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不仅是其主要特征，也是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坚持五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突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全方位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还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共产党人在建构民族文化—政治实体过程中积极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7]。
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生产力单线发展的固有模式，以注重社会整体的并联式发展，在世界历史中实现了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开辟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在实践中充分证明了并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用几十年时间便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世界性奇迹。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8.5%，稳居世界第二位。
（二）创造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新活力
西方现代化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资本化和殖民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都好似必须是“西方化”的同质化。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宣称，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将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走向西方资本主义终点。他预判，世界历史的未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相较之下，“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18]根本不会到来。福山论点本质上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价值张扬，是“普世价值”的彰显。这一所谓的价值形式力图使资本主义在“一体化的世界”中超越历史时空界限，永葆世界历史的主导权。因而福山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厢情愿地认为“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19]。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完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深化、拓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住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果使“历史终结论”的谬误不攻自破。中国式现代化是统筹协调的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统筹联动，整体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发展，大大提升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的世界影响力和说服力。
中国式现代化重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活力，破除了现代化模式的单一性，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重新焕发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也是推动世界历史走向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全面进步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既坚持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全面提升，又遵循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以及清洁美丽”[20]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为社会主义、也为世界各经济体发展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良策。
（三）探索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历经了从低到高、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过程。现代化文明是目前为止人类文明的最新形态，它包含了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两大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创造了“侵略性的文明体系”[21]，实质上是以私有制为前提，以资本逐利为内驱力，通过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情压榨获取利润，是一种不平等、不平衡、不协调的“文明畸形样态”[22]。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造成了人之主体地位的“异化”，以及民族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不平等交往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23]，而是以构建和谐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进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以人为本、超越资本文明的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坚持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新形态，在逐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基础上，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新形态，坚持“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24]，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文明新形态，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以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坚持公平正义的社会文明新形态，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着力推动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新形态，推动美丽中国繁荣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包容并存与共同发展，树立了中国“和而不同”的世界性文明新形态。当今世界，“两种现代化的道路并存，两种现代制度并存，两种现代文明并存”[25]，仍是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形势。社会主义文明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共存中，创造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整体性文明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着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全面增强人民主体性地位，大力提升人民从价值观念到生活方式的现代文明新高度，这一逻辑理路内含的科学性、包容性、创新性，是生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动力。
从延安社会革命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现实背景下，鲜明回答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以及“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与此同时，面对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债务危机、治理危机等世界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以解决“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为己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的文明发展理念，自觉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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