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基于关系网络或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开展的研究，正在成为农业技术扩散研究的新兴和前沿领域。在影响农业技术扩散的因素中，社会网络的影响不容忽视，社会网络主要通过技术获知、社会学习和互惠互助等机制影响农业技术扩散。多数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是正面的。
关键词：社会网络 技术交易 农业技术扩散
农业技术创新与扩散，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研究领域。一项新的农业技术，即便优点众多，且已具备市场、技术、财务等诸多方面的可行性，但要在某地实现新技术扩散以及本地化基础上的再创新，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尤其是影响农业技术扩散因素的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参与探讨。其中，基于关系网络或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开展的研究，正在成为农业技术扩散研究的新兴和前沿领域。我国农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关系导向或关系取向型社会，以亲疏差序原则为取向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98）影响深远，社会网络对于农业技术扩展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影响农业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
国内外文献对影响农业技术扩散因素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国外早期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对杂交玉米尤其是美国衣阿华州杂交玉米技术扩散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研究“创新的扩散”著称的罗杰斯（2002）就已经与他的合作者开始重点研究衣阿华州的杂交玉米种子扩散及其影响因素；Ryan and Gross（1943）以衣阿华州杂交玉米种子的扩散为研究对象，探究衣阿华农民与邻居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农民采用杂交玉米的决定，发现人际关系网络在玉米技术扩散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ZviGriliches（1960）对杂交玉米技术扩散的研究发现，同一技术的扩散速度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倾向于加剧地区经济不平等。Matthew（2005）发现，一项技术能否成功扩散，取决于初始用户的多少，初始用户若大于某个“阈值”，则该技术可以成功扩散，反之采用这项技术的人会越来越少直至消失。在对衣阿华州杂交玉米技术扩散的研究中，Sutch（2008）分析了关系网络与行政网络对玉米杂交种子扩散所发挥的作用。
国内对农业技术扩散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朱希刚、赵绪福（1995）和李季、韩一军、夏文来（1997）为重要代表。刘笑明、李同升（2007）对两个技术扩散失败的案例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影响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的主要因素包括区域基础设施状况、农业生产规模及专业化程度、农业技术市场的发育程度、政府推广部门职能的发挥程度等。徐玖平、陈学志（2001）；国亮、侯军岐（2012）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论。王雅凤等（2015）定量分析了相关因素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程度。胡虹文（2003）；常向阳、姚华锋（2005）；赵丽丽（2006）；王永强、朱玉春（2009）从阻碍农业技术扩散的因素入手，对农业技术扩散进行了分析。关于影响农业技术扩散的因素，虽然并不存在一致的研究结论，但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以超小规模的小农户（或小微家庭农场）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农业技术扩散的“社会网络”基础。实际上，正如鞠洪云等（2004）所指出的，试图深化对技术扩散的理解，必须将社会网络引入技术扩散过程。Chris and Alvarez（1982）也持类似的看法。
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机制
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就已经开始基于社会网络对技术扩散进行研究（旷浩源，2013）。叶敬忠（2004）通过案例研究法，从社会网络的扩展与信息的流动、社会网络对信任与信用的维系以及社会网络内化外部干预等角度剖析了社会网络在农民发展与农业创新中的影响。旷浩源（2013）从社会网络的“可靠性”信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技术交流和社会网络中的民间信贷等角度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的作用。后续相关研究都反复验证了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影响（胡海华，2016）。胡海华（2016）将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的机制总结为技术获知机制、社会学习机制和互惠互助机制三个方面，下文借鉴这一基本框架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
第一，技术获知机制。一项农业技术成功扩散的基础，就是相关行为主体对新技术的获知。Roger（2002）在其经典名著《创新的扩散》中提到创新-决策过程包括认知、说服、决策、实施和确认等五个阶段，认知是整个过程的起点。Matuschke（2009）表明对于农户尤其是教育水平低、地处偏僻、通讯技术欠缺的农户而言，社会网络是获知技术创新的有效渠道，有时甚至是唯一渠道。刘亚（2012）基于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民的社会网络及其对信息交流影响，结果显示，社会网络是农户进行信息获取和耕作经驗交流的重要渠道。Ramirez（2013）在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灌溉技术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农户通过各种社会网络获取技术信息，以提高技术采用率，并且已采用新技术的农户主要通过社会网络本身具有的网络结构，即关系的亲疏程度，将这一技术信息扩散出去。旷浩源（2013）认为由于新技术采用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基于信任机制，农户在技术选择时往往更倾向于选择自己信任的亲戚或朋友已采纳或介绍的技术。
第二，社会学习机制。社会网络中的农业技术扩散往往并非一次性完成的。在采用新技术之后，农户仍然需要学习相关的知识以提高技术使用绩效（Moser and Barrett，2006）。这个复杂的交互学习过程要求成员之间要密切交流，建立长期的相互信任关系。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有助于促进组织间的交互学习，同时又能增强成员之间的信任，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顾新、郭耀煌、李久平，2003）。比如农户通过社会网络可以学习到诸如投入产出价格、投入产出比、最优化投入等与生产销售相关的知识，这有效降低新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转换的风险（胡海华，2016）。还有一些学者将基于主体的计算机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ABM）应用到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方面的研究，如朱月季等（2014）利用多主体计算机仿真方法，基于农户个体的异质性，考察社会规范和农户间的学习在农户技术采纳动态过程中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依靠社会网络的互动学习是新技术扩散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互惠互助机制。农业技术转换常意味着较高的成本投入，如新种子或种苗购买、灌溉系统改造、大棚搭建等。农户可通过社会网络，获得资金、实物或劳力的支持和帮助，显著降低农户技术转化的成本压力，这将有效促进采用意愿向实际采用行为的转化（Manson、Jordan、Nelson，2016）。社会网络有助于建立社区成员间的互信、互惠和互助规范，减少机会主义或“搭便车”等行为（刘杰、郑风田，2011），可以减少交易费用（顾新、郭耀煌、李久平，2003）。Narayan、Pritchett（1999）；Tumbo（2013）、Geuins（2014）；郑继兴（2015）都表明，社会网络可通过互惠互利并分担风险的方式增加农民收入。
基于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机制，关于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大部分研究所得结论都是积极的。通常认为一个更大的网络可能表明更多的信息交流，获得更多的技术信息，付少平（2004）对拥有不同技术关系资源的农户在农业生产投资方面的差异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技术关系资源丰富的农户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投资比率高。还有学者从农户社会网络强度高低入手，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强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和网络中其他农户共享技术信息，同时农户的个体网络中若存在已采用技术的人能够提高其技术的采用率（Bandiera and Rasul，2006）。与此类似，Foster and Rosenzweig（1995）在研究农户采用新型高产量种子时发现，当其邻居有过购买经历时，农户购买这种新种子的概率增加。社会网络中采用者越多，农业技术的网络外部性效应越强，社会规范效应也越强（Conley，2010；Munshi，2004）。基于社会网络高密集度和短传播路径的特点，技术扩散速率大大提高（Watts and Strogatz，1998），并有效缩短了采用的等待时间（Wang，2013）。还有学者提出社会网络中人际关系结构对技术扩散的速率分布有重要影响（曾明彬、周超文，2010）。徐振宇（2011）以天星村葡萄种植技术的演化为例，指出技术的跨区转移、区域内的扩散都完全依赖于小农和商人谋取个人利益的需要和关系网络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有农业技术推广理论和实践的一种重要补充。
另外，学界还注意到关系强度对于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美国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創新性地提出了关系强度的概念，若干年后，关系强度在农业技术扩散相关研究中获得了较大关注。一部分研究支持“弱关系”强度假说，如Ramirez S、Dwivedi P、Ghilardi A（2014）；胡海华（2016）。他们认为强关系通常代表农户间具有高度的互动频率和相似态度，因此通过强关系所产生的信息、知识通常是重复的，容易形成封闭系统。越是关系紧密的朋友，提供信息的广度越小。相反，弱关系是不同农户群体之间沟通的有效桥梁，在异质性信息、知识传播方面具备显著优势，因此弱关系能够促使农业技术快速、大范围的扩散。Roger（2002）在《创新的扩散》中对扩散网络中的同质异质性也有详细的描述，他认为同质性是技术扩散的无形障碍。1973年，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暗示异质沟通有其潜在的信息提供优势。何君和孙丽（2007）通过对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X村内的奶牛养殖技术传播与扩散情况进行分析，阐释了“弱关系”社区网络较之“强关系”结构网络在面向主体的广泛性与技术传递的辐射性等方面更能保障奶户对技术知识的需求满足并发挥较好的实际效果。也有一部分研究支持“强关系”强度假说。如Munshi K通过探讨印度“绿色技术革命”扩散过程发现，社会网络异质性将使信息流快速减弱；旷浩源（2014）和王格玲（2015）也认为异质性会阻碍农业技术扩散。因此，现有研究对于社会网络的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曾明彬和周超文（2010）的观点值得注意，他们认为，对于相对复杂的技术来说，弱连带的影响力很有限；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强连带的优势，利用具有“意见领袖潜质”的农民（如创新领导者、村支书等）带动当地那些在意见领袖的地缘、血缘或业缘等人际网络之中的农民运用新技术实现技术扩散。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尚待进一步检验。
简评
综上可知，迄今关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不断深入，作为一项非制度性因素，社会网络的作用已不容忽视。关于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机制已大致形成统一，随着“弱关系”等因素的引入，对于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影响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充分利用强弱关系各自的优势，找到政府推广与人际关系网的结合点，拓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路径，从而提高农业技术采用效率。
基于以上文献综述，今后的研究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一方面，以上文献多数只从时间维度考虑社会网络对于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而忽略技术在时空维度的扩散，这两者是同时进行的，片面考虑其中一种会造成研究结果不完整，说服力有待提高。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作为影响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不能和其他影响因素割裂开来考虑，要注意社会网络对这些因素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没有对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综述，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的结论也会出现差异，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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