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藏族与汉族先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和条件截然不同，这造就了藏汉民族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在这种影响下，先民们在不自觉中创造出的神话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其中如藏汉民族的始祖神话，在不同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表现中，就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和特点。
关键词：藏族神话；汉族神话；始祖神话；民族性格；文化心理
作者简介：张媛（1991.10-），女，西藏大学文学院2013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7--02
神话是以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表现的初民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最原始、最朴素的理解。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从开天辟地到创生万物，从风雨雷电到漫天诸神，每个不同民族都有独特的关于世界万物的神话。生活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先民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在面对未知的世界时，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对于同一个事物或者自然现象的解释和想象。建立在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在以神话为表现载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上也有很大的区别。本文试从不同自然环境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心理出发，对比藏汉民族不同的创世神话。
一、藏族先民与藏族始祖神话
藏族先民的主要活动区域即为西藏地区。西藏是世界上最大、最年轻、最高的青藏高原的主体，地域辽阔，地势高峻，高原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并有许多耸立于雪线之上高达六千米至八千米的山峰，西藏南部边境一带是喜马拉雅山脉，海拔超过八千米以上的山峰就有十一座，珠穆朗玛峰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点一三米，被称为“世界第三极”。高原空气稀薄，尘埃和水汽含量较小，大气透明度好，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能量很多，高原气温较低，藏北高原在-2℃左右，藏南谷地在8℃左右，藏东南地区在10℃左右，而西藏冬季不太冷，夏季气温又不高，所以年温差不大，而气温日变化较大。
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先民，生活对于自然的依赖性很强，并且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与外界交流甚少，高原条件并不适宜农耕，随着放牧生活的发展，牦牛也就成为了藏族先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先民在长期的放牧生活中，常常需要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自然状况，在自然灾害面前，藏族先民生存下去的依靠就是自己所放养的牦牛。在逐水草而居的过程中，雪山脚下和湖泊周围是能够放牧的首选，因此，雪山和湖泊在藏族先民的生活中就显得十分重。常年面对严寒的环境和居无定所的生活，无法将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人们逐水草而居，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反复着四处游走，这样的条件下，部族的观念就不那么强烈，也就形成了藏族先民自由、勇敢的民族性格，藏族先民在生活中慢慢将居无定所不断地转化成了自由自在，用一种对美好的向往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来鞭策和鼓励自己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藏族先民关于自己的来源，有这样的说法：
在很久远的年代里，西藏山南地区，雅隆河谷的穷结地方，气候温和，山深林密。山上住着一只猕猴。后来这只猕猴和岩罗刹女结为夫妻，生了六只小猕猴。老猴把它们送到果实丰硕的树林中去生活。过了三年，老猴再去看时，已经繁衍成五百多只猴子。因为吃的不够，都饿得饥肠辘辘，吱吱悲啼。看见老猴来了，便围上来呼号：“拿什么给我们吃啊？！”。其状至惨。老猴看见这种情景，心中十分不忍。于是领他们到一处长满野生谷类的山坡，指给猴群说道：“你们就吃这个吧！”从此，众猴便吃不种而收的野谷，身上的毛慢慢变短，尾巴也渐渐消失，以后又会说话，遂演变成人类。[1]
这则神话在不少藏文历史著作如《玛尼全集》、《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等中均有详略不同的记载。这个猕猴化人的故事与进化论的观点不谋而合，藏族先民认为，自己就是山中猕猴和岩魔女的后代，这一点，清楚地表现了藏民族认为万物众生皆平等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究其原因，在青藏高原上生活，自然环境恶劣，藏族先民在辛苦、努力地生活的同时，看到身边的其他生命体比如牛羊、猴子或其他，也认为它们在和自己一样地在生存，自己和它们共享了这一片土地，因此并没有以万物主宰自居，没有高其他生物一等的优越感。
在藏族的创世神话中，无处不有高原生活的特色，这些形象和藏族先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在高原严寒环境中的长期生活，使得藏族先民形成了对事物感恩的民族性格。
猕猴和岩魔女结合繁衍了人类。藏族先民的生活热情和乐观态度也由此显现，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创造出美好的环境，可以快乐的生活下去。
二、汉族先民与汉族创世神话
汉族先民不仅包括今天的汉族，还包括其他很多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在文化的不断交汇融合中形成了汉族先民，比如活动在西部陕甘高原的古羌人、活动在东部黄河下游和江淮流域平原上的九夷、北方的戎狄等，而汉族先民的活动区域大多在河流冲积平原或河谷地带，如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片区域地处亚欧大陆的东部，太平洋西岸，温带地域广阔，由于季风环流的影响，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再加上光照充足，因此适合作物生长。一方面，由于陆地比较广阔，即使在东南部有很长的海岸线，汉族先民的活动也仅局限于内陆地区，另一方面，由于西南的崇山峻岭和充满瘴气的大森林，西北部则是漫漫黄沙，因此汉族先民也并没有与其他文化中心形成文化交流，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对闭塞的文化心理。
在这样的条件下，汉族先民以农耕生活为主，在农耕这种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同样的土地要负担的人口逐渐增加，人们的生存压力导致向自然的更多索取，久而久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慢慢对立起来，在人们的认识和生存能力逐渐提高之后，这种对立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人们征服自然的欲望会越来越强烈。同样的，在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汉族先民逐渐形成了安于现状的心理，这种心理根植于稳定的生存条件和相对安逸的周边环境。
以部族聚居为主要形式的社会生活，会产生带有明显区别于个人意识的集体意识。为了能获得更好的生活，先民聚集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个部族，在每个部族内部，都会形成因为生存的渴望而产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力量会体现在最原始的宗教仪式上。这种最原始的宗教仪式会成为先民们联络感情和维系感情的重要场合，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联系会更加紧密。这是明显的农耕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
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2]
俗说天地初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縆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縆也。[3]
这个记载见于《太平御览》，“俗说”二字，表明这个说法在当时也是广为流传并被人们所熟知的，抟黄土造人这一说法可见十分古朴，至于后面几句富贵与贫贱的区别应该是阶级社会出现以后附加的。女娲是汉民族神话中十分伟大的一位大神，她不仅造人，还有补天的功绩。黄土是这个神话中十分值得注意的要素，黄土广泛见于西北，这个神话取材黄土，当是西北的部族先流传的。
在造人这一伟大功绩中，黄土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而黄土是汉族先民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黄土不仅可以种植作物，收获粮食，还在先民的世界中担任了创造人类的重担，可见，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汉族先民对于土地的重视，土地在农耕文明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汉民族农耕文化的特点在此表现十分鲜明。
三、小结
藏族先民在农牧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与性格，与汉族先民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和性格存在较大差异，从上文的始祖神话中可见一斑。自然环境对于一个民族或文明的影响是巨大的，自然环境决定了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则把对文化产生影响的主要的地理因素概括为三种类型：1.干燥的高地和广阔的草原；2.巨川大江流经的平原流域；3.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4]藏族先民生活的地区应属于干燥的高地和广阔的草原这一类，而汉族先民生活的地区应属于大河流经的平原地区，这样看来，藏族先民和汉族先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广阔的草原和严寒的天气教会了藏族先民勇敢、向往自由、乐观、感恩的生活态度，沃的河流冲积平原则带给了汉族先民安土重迁、勤劳、集体观念强烈的民族性格。
藏族先民怀抱着感恩的心情，在高寒的草原上真挚地传颂着自己的先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猕猴和岩魔女的子孙，豁达地面对颠沛的生活；他们的神话中满满的是对自然的敬畏，是对万物的包容，生活在他们眼中总是可以让人欢欣的，即使明天又要重新出发。在高寒相对艰苦的环境中生存，藏族先民们相信，只有足够强、足够有力量才可以生存下去并且生活得更好，由于自然环境相对恶劣，他们对于自己所能享受到的一切都是来自自然之神的恩赐，勇敢、热情、乐观、感恩，这是从人类开始在这片高原生存就积累下来的品质。
汉族先民的创世之歌，是勤劳、善良的大神女娲补天并创造人类，这正是汉族先民的思维中最值得崇敬的伟大女性的形象，抟黄土造人是世代根植于黄土地的人们对黄土地最深的感情，这片土地不仅养育他们，更是他们血脉的来源，作为农耕文明的部族，在相对安逸的环境中生活，汉族先民没有对武力的崇尚，也没有更大的对远方的向往，对他们来说，脚下的土地就是他们理想中的乐土，他们对勤劳和善良世代传颂，对脚下的黄土地更是有着深厚的感情。
藏汉民族不同的情感体验、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形成于他们长期以来的生活、生产方式，神话作为民族最原始的情感、思想表达，传递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深刻体现了成长于不同地理条件下的不同民族不一样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注释：
[1]佟锦华：藏族民间文学[M]. 1991年版，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第20页.
[2]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M]. 2011年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2页.
[3]同上.
[4]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 2004年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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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佟锦华.藏族民间文学[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
[5]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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