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是反映工业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主战场，因此提高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关系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
2012年，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按照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中国政府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工业经济仍然回落到中速增长区间。在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的过程中，工业增长效率没有提高，工业增长效益明显恶化。
一、2012年中国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状况
（一）工业增长效率
工业增长效率衡量的是工业增长过程中要素投入转换为产出的效果，基本上等同于生产率的概念。一般而言，对生产率水平的评价既可以从单一要素的投入产出关系入手，也可以从多要素的投入产出关系入手。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分别以新增工业增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规模以上工业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工业部门资本、劳动的产出效果。2012年，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产出水平下降幅度很大，但劳动生产率保持了持续提高的态势。综合两者的变化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状况，可以认为2012年中国工业增长效率没有显著提升。
第一，以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新增工业增加值来衡量，2012年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产出水平大幅下跌，非常接近2004年以来的最低值。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计算，2012年新增工业增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为0.074。也就是说，2012年工业部门每增加100元固定资产投资，只能带来7.4元的增加值。实际上，2004年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新增增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值基本呈下降态势。其中，2009年的新增工业增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最低，仅为0.06。尽管在2010年工业部门的资本产出水平回升至0.26，但2011年又开始下降，2012年更是跌至接近2009年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很可能会导致资本产出效率下降。
第二，以规模以上工业劳动生产率来衡量，2012年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产出水平保持了近九年来持续提高的态势。按2003年不变价格计算，2012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劳动生产率为15.06万元/人，比2011年提高了8.5%。实际上，2003年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年平均增幅为8.65%。与2003—2010年间7.31%的劳动生产率增幅相比，2012年8.5%的增幅略高一些。尽管很难由此推断2012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劳动生产率进入了加速增长通道，但至少可以说劳动生产率稳定提高的趋势得到了巩固。
第三，综合考虑资本和劳动产出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状况，可以认为2012年中国工业增长效率没有明显提高。尽管2012年中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稳定提高，但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既可能是资本/劳动比提高，也可能是技术水平提高，还可能是两者同时提高。一般来说，技术水平提高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2012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9.9%）远高于从业人员增速（1.35%），因此其资本/劳动比要高于上一年。在此条件下，如果技术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工业增加值增速应该会高于上年。但是，实际上，2012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9%，比上年低2.5个百分点，并且是2004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这就意味着，中国工业部门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二）工业增长效益
工业企业效益是工业增长质量的静态描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工业增长效率。目前，评价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主要有五个，即总资产贡献率、工业成本费用率、资产负债率、产品销售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它们分别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经营风险、产销衔接状况等角度反映了经济效益这一综合概念的不同侧面。2012年，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5个经济效益指标中，除资产负债率上升之外，其他4个指标值都出现了下降。因此，从整体上判断，2012年中国工业增长效益明显下滑。
第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和降本增效能力都有所削弱。2012年，反映企业全部资产获利能力的总资产贡献率为12.44%，比上年下降了3.65个百分点，并且是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变得更差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尽管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总资产税金率分别从上年的9.09%、5.77%下降为6.32%、4.84%，但是总资产利息支出百分比却由上年的1.23%提高至1.35%。这可能是因为货币政策取向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之后，企业贷款成本上升导致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2012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还没有落到实处。此外，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指标，即成本费用利润率2012年跌落至6.14%，比上年下降1.57个百分点，并且为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这个指标也反映了企业降低成本取得的经济效益，因此可以认为2012年在工业增长环境复杂多变的条件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降本增效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
第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销衔接水平降低，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放缓，企业经营风险明显增加。2012年，反映工业产品已实现销售程度的产品销售率为96.43%，比上年降低了1.62个百分点，并且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这意味着，工业企业将面临巨大的去库存压力。在市场需求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这很可能会导致部分行业出现“价格战”等低层次竞争现象。产品销售率下降、库存增加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变慢。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为2.24次/年，与上年相比下降了14.5%，并且是2005年以来的最低值。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放缓，使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更加依赖银行贷款等外部资金，这就会提高资产负债率。事实上，2012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8.5%，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并且是2005年以来的最高值。持续提高的资产负债率，使工业企业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在货币供应量已经高速增长数年的背景下，为防范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可能会继续保持稳健取向。工业企业如果既不能从市场销售中获得足够的现金流，又难以通过新增贷款来弥补资金缺口，那么它们中的一部分将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巨大风险。
二、导致中国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
2012年中国工业增长效率没有显著提高，工业增长效益明显下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其中既有市场需求增速下降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更有关键要素投入不够、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等多年来累积的体制性因素的作用。
（一）市场需求扩张速度下降
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复苏步履维艰，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此外，欧美等国政府出于政治考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祭出各种限制措施。受此影响，中国工业产品出口规模快速扩大的势头被遏制。2012年中国货物出口额比上年增长7.9%，此为中国加入WTO以来第二低的出口增速。就国内投资需求而言，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投资收益预期下调的背景下，私人投资意愿减弱，而政府及国有企业投资受财政预算的约束难以持续超高速增长，因此2012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0.3%，为2003年以来最低增速。在国内消费需求方面，受收入增长速度放缓、消费结构升级不畅等因素的影响，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4.3%，这是2007年以来最低增速。
多年来，中国工业在快速增长的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已经形成了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方式。在此增长方式下，尽管从长时间段来看，随着中国工业技术水平逐步向技术前沿靠拢，工业增长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受技术水平、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这一趋势也有较大的波动性。如果技术水平、市场需求无法匹配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工业产品的市场实现就会出现问题，这会导致工业增长效率跌落至趋势线以下。另外，工业增长效益的静态特性决定了其更容易受到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因此，在2012年国内外市场需求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中国工业增长的效率没有明显改观，效益水平更是逆转此前数年持续提升的态势调头下降。
（二）关键要素投入明显不足
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的提高离不开资金、高素质人力资源等关键生产要素的支持。然而，在政府广泛干预经济运行的情况下，这些关键生产要素更多配置到了依附于工业发展的部门。原因在于，政府对一些服务业部门人为设置的进入壁垒，在保护其免受国外竞争对手压力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巨额垄断租金。这极大地扭曲了要素配置机制，使得许多充分竞争的工业部门无法获得必需的生产要素。例如，政府对银行业的进入管制，使其获得了远高于工业的利润率。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运行报告（2012年度）》，2012年中国商业银行合计实现净利润1.24万亿元，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9.8%。与之相比较，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2年1—11月合计实现利润总额4.66万亿元，按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估算，净利润为3.5万亿元，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1.4%，不及银行业的六成。
工业利润率相对较低，一方面影响未来发展预期，使得企业家等重要生产要素从工业流向其他产业；另一方面也为工业企业获取资金等要素增加了难度。《中国银行业运行报告（2012年度）》中的数据显示，2012年制造业新增贷款占当年新增贷款总额的比重是22.9%，比上年降低了0.6个百分点。由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30%，并且考虑到间接融资是我国制造业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因此可以判断制造业的货币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贷款难的直接后果就是部分企业因为资金短缺而陷入经营困境。此外，在货币政策紧缩过程中，银行等金融企业的定价能力明显增强，实际贷款利率和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因此，对于许多融资成功的企业而言，也因为融资成本不菲只能惨淡经营。
（三）企业创新动力激发不够
在要素驱动型增长面临越来越多硬约束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近年来，有关部门为推进自主创新制定实施了许多政策措施，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产业创新的体制、机制还很不完善，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受到很大制约。这是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产生和转移的法制环境还需要加以优化。特别是，现行的政策体系，基本上以支持GDP增长为主，缺乏支持自主创新的明晰导向。有些政府部门把有限资源用于规模扩张，实际操作中的有些做法更多是鼓励技术引进，这就在无形当中抑制了自主创新。
此外，由于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能保护企业家利润动机的机制和规则，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制度和利益机制不健全，导致生产经营中的短期行为，重当前、轻长远，缺乏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12年10月联合发布的《2011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1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研发）经费投入5993.8亿元，投入强度为0.71%。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为0.78%，比上年降低0.32个百分点，降幅高达29%。根据OECD 2011年9月发布的产业研发支出数据，美国、日本的制造业R&D经费投入强度为3.4%，是中国的4倍多。
三、提高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的政策建议
2012年，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有关部门以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减轻税负、推进技改等为重点，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是，现行以应急为主要目的政策存在对财政资金的依赖程度过高、解决深层次矛盾的力度不强、促进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措施不实等问题。在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速放缓相互叠加的背景下，预计中国工业增长短期内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因此，要围绕提升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这一核心目标，延续已有行之有效的政策，针对现有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金融体系对工业经济的支撑作用、提高产业创新能力、促进各工业行业协调发展。
一是切实加强金融体系对工业经济的支撑作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着力推进金融创新，确保资金投向工业经济，满足工业部门合理的资金需求。根据工业经济的资金需求，可以通过优化信贷存量，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快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建立健全涵盖风险投资、资本市场、银行信贷等方面的完整金融服务链条，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业企业都能以合理的代价获得有效金融支持。此外，要探索完善金融、财税、土地、环保等政策协调运行的机制，为金融体系加大对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持续发展的产业的支持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二是着力提高各工业行业的创新能力。要创新研发活动的激励机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加速折旧、减免税收等手段提高技术创新的私人收益率，形成企业、科技研发机构等各类经济主体提高创新强度、加强技术学习的普遍行为模式。根据重点工业行业的需要，制定实施一揽子创新驱动发展措施，帮助企业克服技术进步的市场性和发展性障碍，引导企业强化研发投入、提高创新效率，并且在创新主体和创新路径具有多样性时，协调主体间的行为、指导创新方向。
三是积极促进各工业行业协调发展。当前工业经济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既有基础性、资源性行业垄断性较强的原因，又有下游制造业行业产能过剩、过度竞争的问题。因此，破解工业经济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协调的难题，一方面要切实放宽市场准入，真正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性行业，增强上游行业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下游行业，也要通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等手段，适度提高产业集中度，在实现规模效益的同时增强其对上游行业的谈判能力，缓解行业利润差距过大的问题，从而使各工业行业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总量约束下的中国重化工业转型升级的动态CGE模型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203232）阶段性成果
（李鹏飞，197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产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