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型经济时期政府管理及金融体制的制度性缺陷使得民营企业必须采取非市场策略以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聘请具有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属性的高管人员成为企业的重要策略选择。文章利用沪深两市792家样本企业经验数据实证考察了高管政治关联程度、金融关联程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总体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政治关联程度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但受董事会与经理层战略分工的影响，市场化进程对不同类型高管政治关联价值效应存在不同的调节效果。研究结果同时表明高管金融关联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有限，研究结论对于指导中国民营企业基于高管背景的非市场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营企业；非市场策略；政治关联；金融关联
一、 引言
任何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非市场环境，非市场环境主体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支持、援助往往可以使其获得优越的竞争条件和有利的发展环境，而中国转型经济时期制度环境的特殊性使得非市场环境对于民营企业发展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其中企业与政府、金融机构的关系又是非市场环境的最主要构成部分（邬爱其和金宝敏，2008）。相关研究一方面表明，转型经济时期行政管理不确定性的制度缺陷已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最重要非市场环境因素，它给企业带来的不可预见风险迫使企业必须采取非市场策略以保证企业自身的社会合法性、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特定问题和关键障碍（张建君、张志学，2005），另一方面行政过分干预下的国有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一直存在着歧视现象，使得融资约束成为民营企业在高速发展时面临的最直接约束，导致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难度远高于国有企业（罗党论、甄丽明，2008）。但相比较于其他非市场策略，国内外学者有关民营企业非市场策略的研究多集中于企业政治策略等维度，而且依据实证研究需要，多借鉴高阶梯队理论从民营企业创始人政治背景或职业经历等角度探讨其对公司非市场策略的重要意义。基于先前已有研究，本研究主要从董事会与经理层等团队层面探讨高管政治关联、金融关联等背景属性对于民营企业改善经营绩效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对不同类型高管非市场策略价值效应的影响。
二、 研究假设
依据资源依赖理论，嵌入于转型经济制度环境中的民营企业对外界环境的依赖将降低自身的自主性，而董事会作为“边界管理者”可以通过吸纳外部重要关联组织的代表进入董事会，从而成为组织应对外界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工具（Preffer，1972）。Zahra & Pearce（1989）指出董事会通过帮助企业与外界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相接触，不仅巩固了与其他公司的联系，而且确保公司之间进行合理的交易，进而增加了组织间的合作并拓宽了获取关键信息和资源的机会（Bazerman & Schoorman，1983）。肖作平等（2009）研究认为，相对于市场导向的社会，政治关联在我们这样关系导向的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董事会的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公司发展的制约，为公司在融资和市场准入等方面提供有效的支持。任兵等（2008）在研究连锁董事时认为，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连锁均体现了企业所嵌入的资源依赖关系以及企业为克服依赖而设置的战略选择安排。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有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1：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研究假设1-2：董事会金融关联程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经理层作为公司高管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明茨伯格倡导的“管理者角色理论”认为经理层要承担“挂名首脑”、“联络者”等与外界环境接触的职责，但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董事会与经理层的战略分工差异导致经理层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集中在利用自身专业知识提高组织内部资源运营效率上。Muller（1981）认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治理是董事会的工作，而管理则是经理的事情，公司治理涉及公司战略方针的制定、控制和监督，以及公司与外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而管理则是运用一定的方式来指导或监督某一活动，以达到特定目标，其重点强调为达到特定目标应选择的手段、方法和管理技术（席酉民、赵增耀，2006）。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有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1：经理层政治关联程度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研究假设2-2：经理层金融关联程度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国内外相关研究同时表明，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对民营企业非市场策略的有效性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民营企业面对的私有财产被侵蚀风险不同（白重恩等，2005），资本市场成熟程度差异衍生的融资约束程度导致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同（Love，2001）。国内学者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认为金融发展越是落后的地区民营企业融资权利和渠道受到的限制越大，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资金困难越明显，因而民营企业越有动机通过寻找政府关系来帮助解决和获得融资渠道。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研究发现，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政治关联在促进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方面的作用更大，而在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政治关系对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因此本研究有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3：对于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高管层（包括董事会和经理层）政治关联程度、金融关联程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具有不同表现。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研究选择2005年~2008年沪深两市控制人为自然人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对样本做如下筛选：①剔除ST样本企业；②剔除高管背景难以判断的样本企业；③剔除相关研究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企业。最后本研究共获得792家年度样本企业。
2. 研究变量选择及度量。
（1）企业经营业绩（ROA）。由于采用资产回报率要比采用销售收入增长率度量企业经营绩效更为稳定，因此本研究选择样本企业当年资产回报率（ROA）作为企业经营业绩度量指标。
（2）高管政治关联程度与金融关联程度。借鉴已有学者实证研究变量度量的经验做法，本研究选择董事会、经理层中拥有政治身份（包括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官员、军队系统等政治背景）的人员比例作为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BoardPolitics）、经理层政治关联程度（TMTPolitics）的计算方法，进而选择董事会及经理层中拥有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等）工作背景的人员比例作为董事会金融关联程度（BoardBank）、经理层金融关联程度（TMTbank）的计算方法。
（3）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MarketIndex）。本研究依据《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中计算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衡量地区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地，由于该报告相关数据只有2005年及以往年度数据，缺乏2006年~2008年的最新数据，本研究认为由于政府干预市场程度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在短期内很难发生重大根本性变化，而且本研究只是使用该数据反映地区间的相对差异和发展水平，因此本研究假定各样本企业所在省市2006年~2008年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在全国的排名与2005年一致。
（4）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它研究变量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将如下反映企业特征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企业规模（Size，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成立时长（Age，截至到样本年份的年限长度）、资产负债率（DA，公司负债与公司年度平均资产的比值）、年度（Year，以2005年为基准的虚拟变量）。
四、 实证研究结果
1. 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及Pearson相关性分析。样本企业描述性统计及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表1结果表明，民营企业邀请具有政治背景、金融背景的人员进入高管层具有普遍性，董事会及经理层政治关联程度平均值分别为16.77%和8.08%，金融关联程度平均值分别为35.09%和32.38%，这说明在我国目前特殊制度背景环境下，民营企业非常重视非市场竞争优势的培育。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相比较于董事会，经理层的政治关联程度和金融关联程度相对较低，也反映了现代企业制度下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在战略分工上的差异。Pearson相关系数表明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与资产收益率相关系数为0.041，并且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董事会和经理层金融关联程度与资产收益率相关系数分别为-0.095和-0.072，并且一致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高管政治关联程度与金融关联程度在推动民营企业突破制度缺陷的有效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2. 研究假设检验。表2列示了针对所有研究假设的回归结果。表2中全体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董事会、经理层政治关联程度与资产收益率回归系数分别为0.033和0.011，而董事会、经理层金融关联程度与资产收益率回归系数分别为-0.028和-0.017，上述回归结果一致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研究假设1-1、2-2得到支持，而研究假设1-2、2-1没有得到有效支持。这反映了转型经济时期借用各类型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属性缓冲制度性缺陷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但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表明聘请具有金融机构等从业背景的人员进入公司高层更大程度上是出于满足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法律、法规的政策性引导要求，对于改善企业外部环境、拓展外部资源获取能力方面的作用尚十分有限。
进一步地，本研究依照市场化进程指数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低市场化水平（MarketIndex≤7.84）和高市场化水平（MarketIndex＞7.84），样本分组回归结果见表2。表2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市场化进程相对缓慢地区的企业而言，尽管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与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0.01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经理层政治关联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030，并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对于市场化进程发展相对较快地区的企业来说，董事会、经理层政治关联程度与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9和0.048，并且一致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对于政府干预相对较为严重地区的企业来说，公司在选择非市场策略时应明确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战略定位和分工差异，董事会作为联系企业与外部环境的重要纽带能够凭借其社会关系网络增强企业社会合法性、创造良好的政企关系，而经理层作为公司管理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其工作重点是在董事会确定的制度框架体系和资源约束体系下运用其专业管理和技术知识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而当外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和发达时，董事会与经理层的政治关联带来的非市场竞争优势均能够提高企业在市场环境的竞争地位，企业的非市场策略与市场策略能形成良好的“互补效果”共同提升公司业绩。此外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相一致，分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高管金融关联对于企业改善经营绩效作用有限。
五、 研究结论
中国转型经济时期特殊的制度背景和金融体制环境的特殊性，使得非市场环境对民营企业发展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影响，通过培育高管团队的社会网络成为民营企业应对制度环境缺陷不利影响、提升公司业绩重要的非市场策略。本研究选取沪深两市2004年~2008年792家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样本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董事会、经理层等高管政治关联程度、金融关联程度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总体样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政治关联与金融关联程度分别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进程水平是影响上述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在借助高管团队应用非市场策略时，一方面应注意区分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战略分工差异，另一方面应重视外部制度环境差异对非市场策略承担主体效用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指导民营企业提升非市场策略应用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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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多元化战略的上市公司治理优化研究”（70772050）；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9-0489）；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与分配改革研究”（TJGL10-980）；中国民航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中国机场企业非航业务发展战略研究”（2010QD13X）。
作者简介：薛有志，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鲁彬，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商学院博士生；李国栋，管理学博士，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MBA教育中心讲师。
收稿日期：2010-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