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远胜 朱泓宇 王 童
[提要] 乡村创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创业是一种较高风险的投资，农民的风险偏好水平是如何影响农民的创业决策呢？本文用BRET赌博性实验、DOSPERT综合报告和SOEP简单报告三种不同的方法，设计了一个客观与主观风险测度法相比较的分析框架，对中国西南地区669个农村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及风险态度测度和分析，采用Probit模型估计了风险态度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代际差异”和“互联网使用”这两个变量对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BRET赌博实验法和综合报告法得出的高风险偏好者比例和风险偏好均值都远低于简单报告法的比例，这意味着SOEP简单自主报告法中被调查者有夸大其风险偏好的倾向；
第二，风险偏好水平越高的农民，越可能选择创业，也越可能采用企业家方式创业；
第三，不管是客观测度法还是主观测度法，都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都能较好地预测农民的创业行为。本文不仅验证了风险态度是预测农民创业决策的关键因素，而且对风险偏好水平的测度做出了方法论上的边际贡献。
创新是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创业是创新的重要实现途径。[1](P.21-28)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提出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农业发展制度和技术等基本要素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增长，创业等活动是农业发展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3]。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放开搞活农村经济，推动乡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新动能”[4]，乡村创业是推动传统农业产业升级和促进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在宏观层面，创业不仅为乡村建设留住必需的货币和人力资本，还有助于在农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我国乡村创业类型更加丰富，各类农业和非农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较快，乡村创业新情况不断出现：一是“农业创业”和“非农创业”共同发展[5](P.15-18)；
二是“自雇创业”和“企业家创业”同时兴起[6](P.19-22)；
三是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代表的创业农民群体规模迅速扩大。
风险厌恶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被广泛地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对风险的“偏好”，即受风险厌恶影响较小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诱发创业活动的“个体特质”。[9]同样，农民个体的风险态度也在农民的创业选择过程前后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据《中国家庭金融研究报告(2012-2013)》的调查显示，有22.1%的受访家庭表示“喜欢冒险”。①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调查数据揭示城乡创业率分别在15%和13%左右。②这意味家庭个体风险态度与最终的创业选择在统计上存在差异。
然而，当前针对中国农民风险偏好的研究较少，在对农民群体进行风险偏好测度时使用的研究方法也较为单一，且存在对最终理论关系和理论机制的争论。所以，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借助行为经济学实验的研究方法来展开风险偏好测度与农民创业决策的深入研究就具有了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风险偏好及其测度方法
风险偏好理论属于众多风险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弗里德曼和萨维奇在1948年明确提出了该理论[7]，马科维茨在1952年对该理论的运用进行了展开分析[8]，Pratt接着讨论了对风险偏好的度量[9]，Arrow对风险偏好的度量进行了更多的完善[10]，后来Ross对风险偏好的相关内容又作出了改进[11]。弗里德曼和萨维奇试图以风险厌恶的概念来解释人们为什么进行小概率大收益的赌博(买彩券)的同时，又会购买某些保险。[7]中国学者如夏玉珍和卜清平也对风险偏好进行了界定，特指交易活动中个体的风险态度，是风险个体主义方法论的主要体现方式。[12]从个体判断的基本原则出发，新古典经济学学派用人的主观偏好替代了人的经济目的，认为人的经济行为是为了满足自身主观效用。③所以在本文的定义中，风险偏好是指主动追求风险，喜欢收益的波动性胜于收益的稳定性的态度。
依据被调查者所处的测度环境以及测度问题设计的差别，可以将现有文献中测度风险偏好的方法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主报告法。自主报告又可分为三种具体方法：简单报告法、情景提问法和综合评价法。(1)简单自主报告，即通过几个有关风险态度的问题直接问被调查人的风险态度。例如，Caliendo等基于德国社会经济调查数据(GSOEP)中的预设问题测度是否有风险厌恶，“你如何看待自己：一个完全准备好承担风险的人还是试图避免冒险的人？”[13]简单自主报告也被认为是与个体真实风险偏好误差最大的一种风险测度方法。(2)情景提问法，即通过提出不同风险水平的选项，让被调查人进行选择，从而引出被调查人的风险态度。如国外文献中的“创业动态跟踪研究数据库(PSED)”问卷中设计的问题：“假设你是唯一的产权所有者，你更喜欢哪种情况下的经营发展模式？其一，企业失败可能性低，但也严重缺乏未来成长性，能提供稳定生活；
其二，失败风险大但成长性大，更有机会成为高产阶层”。④(3)综合评价法，即采用生活、财务、健康安全等多方面的间接测度风险态度的指标进行提问。
第二类为替代变量法。出于对自主报告方法的不信任，一些学者使用个人或组织在具体生产经营环境中的显性变量对风险厌恶水平进行近似替代。譬如，Brown使用创业者投资组合，并构建能表达风险厌恶的替代指数。[14]又如Hvide和Panos利用股票市场参与度、个人杠杆和投资于股票市场的财富比例来衡量风险厌恶。[15]Lazear使用个人第一份工作与所处行业收入的标准差来衡量该人如何愿意容忍与收益相关的风险。[16]该方法有效地避免了人们在进行自主报告的时候与真实自我不一致的问题。
第三类为控制实验法。即提供一些彩票选择或实验性赌博给被调查人，而被调查人可以根据选择直接得到相对应的支付。当前较为主流的测度风险厌恶的实验方法主要有“彩票选择实验”和“风险博弈实验”两种。其中，Holt和Laury的“彩票选择实验”方法被广泛借鉴。[17]Eckel则采用实验性赌博选择法，分成确定事项和另外四个风险与支付线性增加的选项，测量了美国261个大学生的风险厌恶水平。[18]控制实验法由于“收益与风险匹配”的激励设计，而且会真实获得赌博选择的收益(赢得赌博的支付)，从而比较真实地反映其风险偏好水平。
(二)风险偏好与农民创新创业的关系
早期研究认为大多数农民都是风险厌恶者，风险越小时农民才越能采纳新技术和开创新产业。Mason和Halter研究表明，风险厌恶的农民更有可能采用创新的替代方案，用于继续有潜在的终止可能性的农业项目。[19]后期研究成果却对早期观点产生了冲击。部分学者认为，风险厌恶并不一定阻碍新技术采纳和农民创业。Knight等基于埃塞俄比亚农村家庭数据发现，尽管风险厌恶降低了新技术采纳的可能性，但教育可降低风险厌恶和鼓励创新。[20]Akinola分析了尼日利亚阿贝奥库塔家禽农场主的风险偏好，调查对象中约53%农场主是相对的风险爱好者。[21]
风险厌恶与农民创业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已有学者进行了探讨，但总体上这一类研究还并不多。陈波通过研究发现，越是偏好冒险的人，由于期望投资较大，回乡创业难度增加，返乡创业的可能性反而减小。[22]杨娜研究发现偏好风险的居民选择工商业创业的概率较大，而厌恶风险的居民更可能选择农业创业。[23]此外，风险厌恶程度与工商业创业收入呈倒U型关系，与农业创业收入不存在倒U型关系。王勇基于321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认为风险承担偏好对创业倾向有着显著正向影响。[24]罗明忠和张雪丽发现农民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将正向影响其选择独立创业，风险容忍在这一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25]
(三)文献评论
综上可知，风险偏好在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多样的测度方法，“风险偏好与农户经营”这一命题也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内容，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其一，对风险偏好的测度以主观的自主报告为主，少数采用替代变量法，很少采用控制实验的测度。大部分与创业和风险偏好相关的文献都基于公开的调研数据库，所以使用的一般都是简单自主报告式风险态度测度法，由于控制调研成本的需要，鲜有在针对农民群体的研究中采用真实、客观的方法测度其风险偏好。其二，关于风险态度与农民创业特别是创业方式的研究非常少见。国内相关研究中并未对农民创业类型等创业内容进行细致划分，一般限制于是否创业和创业绩效，缺少对农民创业方法选择的深入研究。第三，鲜有文献对主观和客观风险偏好测度方法下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与评价。因此，本研究创造性地设计了赌博性实验法，即风险态度诱导法——BRET赌博实验来显现农户的客观风险偏好，与DOSPERT综合报告和SOEP简单报告的主观风险偏好进行比较分析，对中国西南区农户及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主体进行田野调查，测度农民客观风险偏好和主观风险偏好的差异，并研究其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风险偏好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创业研究的经典内容。一般而言，经济人理性假设都要求参与市场交易的人均为非风险偏好型的个人，其中主要是“风险厌恶”类型。在实践中往往基于“阿罗-普拉特度量函数”(AP)衡量绝对风险厌恶(ARA)或相对风险厌恶(RRA)的水平来探讨风险态度与经济行为的关系。[9]
(1)
当R(y)<0的时候代表个体属于风险喜爱型；
R(y)=0则是风险中性；
R(y)>0则属于是风险厌恶型的。相应地，有不变相对风险厌恶(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效用函数：
(2)
(3)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对风险偏好的理论度量均使用的是“不变相对风险厌恶”。以CRRA作为理论模型的基础有两个优点：其一，不失一般性。通常而言，经济学理论并不认为农民群体的风险态度是特殊的。自舒尔茨之后，理性小农说就成为学术主流，认为农民与一般个体一样，是理性风险厌恶的。尽管在理论研究中还在存在着递减相对风险厌恶DRRA、递增相对风险厌恶IRRA、双曲线绝对风险厌恶HARA等不同形式。但是在研究实际问题的时候，使用CRRA仍然是当前学术界研究各类风险问题的主流。其二，短期不变性。本文所论及的农民属于创业农民，均是在三年或三年以内开展过或正在进行创业的农村家庭。创业理论强调创业是一种创新性和开创性的行为，具有一定前瞻性。与创业有关的风险态度在短期内可变性较小。综上，本文不考虑风险厌恶边际递增或者递减的情况，主要使用CRRA作为风险厌恶的理论度量。
中国的农村发展实际上是建构在镇域经济基础之上而非传统家庭。[26](P.5-11)伴随着社区重构过程中传统规范逐步被现代化所替代，农民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异质性水平持续提高。现代市场允许农村劳动力的超额供给[27](P.37)，意味着农村边缘群体可被产业工人所替代，也就是说创业者与务工者的均衡是可以建立在完全雇佣市场基础之上的[28]。因此，现代市场情景下的农民创业既是异质性的，也是可以充分就业的。事实上，很早就有学者就异质性风险厌恶对市场创业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Kanbur在分析了同质性风险态度之后，基于异质性的市场风险态度分布进行了理论阐释。他将市场中个体异质性的风险态度看成是市场总风险态度的密度分散(Dispersion)水平，认为当异质性水平越高的时候，市场风险态度的离散水平就越大。[28]本文基于Kihlstrom和Laffont的模型设定假设[29]，作出如下理论分析:
农村是由农民个体的集合(Set of Agents)定义的，其中任意农民个体a来自于区间[0，1]，与此同时，有由a定义的VN-M函数U(I，a)，I是个体或家庭收入。代表农民个体风险厌恶的是ARA。当有两个异质性农民个体a，b∈[0，1]，且a≥b，则必有风险厌恶水平符合Ra≥Rb。农民个体有两种职业选择：创业和打工。
(4)
(5)
根据以上方程组的情况，可以发现必然存在一个边际安全工资w(a)使得a成为边际创业者。这个w(a)就被称为边际创业者的“确定性等值工资”(Certainty Equivalent Wage)。如此一来，比较不同风险态度个体间的职业选择问题，就等同于任何一个个体与a个体在确定性等值条件下的期望值进行比较的问题。
u[A+w(a，b)，b] (6) (7) 所以当b>a的时候就会有： (8) 根据上述结果，可以画出两个不同风险偏好个体的示意图。如图所示，更低风险厌恶水平的个体b有相对更高的均衡工资水平w(b)>w(a)，也有更高的创业期望效用。当市场局部存在均衡工资水平w(a)时，个体b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差w(b)-w(a)属于自己的利润空间，就会选择创业。所以，个体风险偏好水平越低则倾向于务工赚取工资收入。 图1 风险偏好与均衡工资 本文以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四省市为样本区域，调研时间为2018年6月-12月，调研过程中采用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与判断抽样(Judgmental or Purposive Sampling)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样本抽样，发放了700份问卷，通过对问卷进行矛盾内容和缺失内容筛选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数量669份，占比95.57%。 研究人员通过结合了一种客观性的赌博实验与两种主观性的自主报告共三种测度方法。第一种为炸弹格子风险引导任务(The Bomb-box Risk Elicitation Task，BRET)，后文简称“BRET实验”。该方法利用赌博性实验来测度农民的风险偏好水平，每个受访者都有1-5次试玩机会和一次正式游戏机会。第二种为DOSPERT自主报告方式，问卷包括社交、财务、健康与安全、休闲、道德五个风险领域，18个有一定风险的行为方式，然后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从非常不同意为1到极度赞同为5共5个等级)进行询问，要求农民自主选择作答。第三种为SOEP简单自主报告，通过自我选择直接报告风险偏好程度，可选项为“0-10”，共计11个选项。 1.BRET的实现机制 本文借鉴Crosetto和Fillipin对风险偏好测度的方法[30]，研发了一个“翻格子游戏”应用程序APP，安装在调研人员的手机上，以方便调查过程中把手机拿给被调查者进行游戏和测试。为给予游戏参与者真实的激励，为每个参加游戏者提供了与得分对应的游戏奖金。(1)游戏的结构：游戏界面有一个10×10共100个格子的方形矩阵，在这100个格子当中，隐藏着一个且只有一个随机分配炸弹的格子。(2)游戏的规则：测试开始后，受试者会在单位时间上以1格/秒的速率翻格子，每翻开一个“无隐藏炸弹格子”得1分，游戏者可以在格子数[1，100]的区间上自由选择停止翻格子和结束游戏，得分则为已打开格子的个数，奖金则为打开格子数乘以每个格子的单价； 2.BRET实验结果统计描述 根据CRRA假设，对风险态度呈常数假设且CRRA函数单调递增，在CRRA效用模型的假定中，打开格子数与效用函数参数r存在着严格的线性转换关系，本文借鉴Crosetto和Filippin提供的推算方法进行了进一步数据处理。[30]因此，本研究可以将格子数看成是风险偏好水平的正相关参数，并使用BRET指数来完整代表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即数值越高，农民的风险偏好越高。如表1所示，通过BRET指数将样本分成三组，其中最大的组群是“中风险偏好”组，有被调研农民样本326个，占据总样本的48.73%； 表1 BRET指数风险态度分组统计 通过区分创业群体和非创业群体，发现二者风险偏好值分别为50.03和33.70，且高风险偏好比例分别为24.43%和0.37%，差异非常显著。 1.DOSPERT自主报告内容设计 特定领域风险态度度量(A Domain-Specific Risk-Taking，DOSPERT)是由Weber等首先使用，它是一种基于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的复式自主报告的风险态度测度方法[31]，每个人参与特定领域风险活动的可能性用五级(1-5级)计量，数字越小，越厌恶风险，数字越大，越爱好风险。DOSPERT是显示风险偏好的一种规范实现形式。该量表涵盖五个不同的风险行为领域：道德、财务、健康与安全、娱乐和社交。为了减少量表问卷出现“学习效应”，调研时把问题打乱为随机顺序。 2.DOSPERT综合报告统计描述 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并进行加权平均求得DOSPERT的评测得分，并将评测分数区间划分为三个等距组别作为分组依据，即[1，2.333]为低风险偏好组，(2.333，3.667)为中风险偏好组，[3.667，5]为高风险偏好组。如表2所示，就总体而言，DOSPERT的评测均分在省略小数点前的实际值为2.9954，视作近似等于风险中间值3； 表2 DOSPERT综合报告分组统计 在该方法的测度时，通过自我选择风险偏好程度，可选项为“0-10”，共计11个选项。0为极度风险厌恶，5为中数，完全风险中性，10为极度风险爱好。为便于与其他两种风险偏好测度法进行比较，研究人员采用等均分组法，将选项为“0-3”(包含首尾数，下同)归为“低风险偏好”组，将选项为“4-6”归列为“中风险偏好”组，将选项为“7-10”归列为“高风险偏好”组。测度结果如表3所示，总体的风险偏好平均值为5.41，略高于代表[0，10]的风险中性值5； 表3 SOEP简单报告分组统计 进一步将样本分为创业和非创业两个群体，两组内的SOEP风险偏好分层有较大的差异。创业群体中的46.1%的农民属于高风险偏好型，而在“未创业”群体中这一数值仅为2.94%。 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三种不同测度方法下对农民风险态度评测结果带来的差异，本文对三种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9) 表4 标准化测度数据描述性统计 将表1-4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三个发现：第一，BRET法和DOSPERT法的样本均值低于风险中性，而SOEP法略高于中值。第二，把风险态度按照等距三分法进行高、中、低三个组别的划分后，三种风险态度测度法的结果是：BRET法和DOSPERT综合报告法的高风险偏好率远低于SOEP简单报告法。其中BRET为较均匀的倒U型分布，DOSPERT法的样本农民则高度集中在中风险偏好组。根据心理分析可以解释，SOEP简单自主报告法由于是直接测度被调查者是否愿意承担风险，被试者既不需要承担成本，也希望自己在调研人员面前表现得敢于冒险(勇敢)，有夸大风险偏好的倾向。第三，高风险偏好在创业农民中的占比远高于非创业农民，创业农民的风险偏好水平比非创业农民明显更高。 基于上文的数理分析，可知在CRRA基本假设前提下，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与农民参与或者退出创业相关。从宏观视角看，市场风险变化会将原来已经创业的低风险偏好者挤出创业市场，与此同时相对风险偏好者则会选择创业。同质性个体受风险态度的影响进而影响整体市场创业均衡数； 假设H1：风险偏好水平越高的农民就越倾向于创业。 假设H2：风险偏好水平越高的农民就会越倾向于采用企业家创业的形式。 根据研究假设及变量特征，本文将使用多元回归模型作为基本计量模型，并将其基本形式定义为以下式子： Entrepreneurship=α0+α1·Risk+αcontrol·Controls+ε (13) 其中，Entrepreneurship是因变量代表农民的创业选择； 变量的选择、释义和统计描述如表5所示。 表5 实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被解释变量。将农民是否创业、是否企业家创业，以及企业家创业中的类型分别作为不同的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将三种方法测算的农户风险偏好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一是家庭赡养抚养率。家庭人口特征是影响个体创业的重要因素，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收入结构，也会影响农村个体的职业选择。此外当代农村家庭中复杂的代际抚养关系也会对下一代青年的创业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使用“家庭总人口”“未成年人数”和“户籍内外的抚养老年人人数”等调查数据构造控制家庭人口特征的变量：家庭赡养抚养率。 二是家庭总收入。创业抉择会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反之家庭收入情况及其结构也会影响创业行为和绩效。所以本研究添加“家庭总收入”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 三是家庭主事人个体特征。由于家庭主事人是传统小农家庭生产经营的主要决策者，在调研过程中首先会询问调研对象是否为家庭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主要实际决策者，并非简单以户主身份进行界定。本文增加多个主事人的个人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有“家庭主事人性别”； 在考虑并处理好多重共线性问题与异方差问题后，借助Stata15软件，得到表6的回归结果。其中，回归1到回归3是三种风险态度指数基于Probit模型对变量“是否创业”的分析结果，该组回归的实证样本为全样本； 1.风险偏好对农民“是否创业”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从表6中“回归1-3”的实证结果来看，农民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越高则农民会有更高的概率选择创业。其中SOEP、DOSPERT和BRET指数对农民是否选择创业的影响的决定参数分别是0.408、0.728和0.031，且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符合理论构建的推理结果，且与王勇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18]，即农民的风险承受程度越低越会倾向于稳定的现金流收入； 表6 基准回归模型结果 2.风险偏好对农民“企业家创业”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同样的，风险偏好对创业农民是否选择企业家创业的形式的影响在三种风险测度方法下回归得出的结果上有较小的不同。一方面，三种指数均显示对创业的企业家形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参数分别是0.572、1.075和0.037，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承受风险偏好对农民选择企业家创业形式有推动作用。由此，假设H2得证。 3.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控制变量方面，可以发现：家庭主事人的“亲兄妹人数”越多农民则越不会选择创业。这可能和主事人童年的经历以及家庭内代际传递的可获得性资源的多寡及分配机构有关。家庭总收入越高越可能会创业。党员身份、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均会对农民的创业抉择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其“家庭抚养率”、创业失败经历，以及年龄高低却对创业选择没有显著的影响。以上结论可以扩展至创业农民对创业项目多少的选择以及是采取企业家创业还是自雇形式创业的行为决策上。较大差异的一点是性别作用特征在回归1、回归2和回归3中，实证结果显示了女性在创业活动上较强的影响力(参数-0.586、-0.510和-0.521，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在回归4到6中，现代组织创业形式仍然是男性占据主导(参数为0.469、0.425和0.580，回归6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1.标准化测度数据回归 在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上文基准回归中SOEP、DOSPERT和BRET指数分别使用了不同的标度进行风险偏好水平测度，所以其回归参数并不能直接由数值大小的比较进而得出哪种度量更为显著的实证结论。在初步的实证结果中，本文无法对三种风险态度测度的方式进行孰优孰劣最终的价值判断，而是着重于不同风险态度测度下其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及可推广性。为了可以更为直观地说明不同测度方法下得到的风险态度对于农民创业影响的差异性，再一次使用标准化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7为标准化处理数据的回归结果，表8为边际效应的计算结果。 通过表7和表8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在回归系数上呈现的结果差异缩小。并且通过边际效应对比可以发现，SOEP指数>DOSPERT指数>BRET指数。同时也再次印证了前文描述性统计中得出的初步结论，即风险偏好水平对农户是否创业以及是否选择企业家创业都带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7 标准化数据回归结果 表8 标准化数据回归边际效应 2.分组检验 由于农村家庭的代际差异和互联网接受度均存在着较大异质性，因此在本部分采用这两个变量进行农村家庭的分组检验。其中代际差异的分组标准为出生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分为老一代农民与新一代农民，由于新一代农民与老一代农民在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和对创业等生计模式的接受度存在一定不同，所以新一代农民的风险偏好可能对创业选择有着更大的影响作用。互联网使用以是否有网购经历作为其代理变量，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新的沟通媒介和新经济业态的接受与融入，并且还具有较强的现代社会互动性，所以可能使用互联网的农户的风险偏好对创业选择有着更大的影响作用。具体实证结果见表9与表10，均使用了Probit模型与未标准化测度数据。 表9 代际差异分组回归与检验 表10 互联网使用分组回归与检验 在代际差异的分组回归与检验中，可以发现三种测度指数对创业选择的回归均呈现了类似的结果，即新一代农民的风险偏好对创业选择有着更大的显著正向影响。在互联网使用的分组回归与检验中，也印证了本文的理论预估，有互联网使用经历的农户的风险偏好对创业选择有着更为明显的正向影响。并且分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本研究创造性地设计了赌博性实验法，即风险态度诱导法——BRET赌博实验来显现农户的客观风险偏好，与DOSPERT综合评价和SOEP简单自主报告的主观风险偏好进行比较分析，对中国西南区农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农业经营者进行田野调查，测度了农民客观风险偏好和主观风险偏好的差异，并研究其对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BRET试验法和DOSPERT综合报告法的风险偏好评测结果表明，高风险偏好的占比和风险偏好度均值都显著低于SOEP简单报告法的。而基于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考虑，简单自主报告法会高估自身的风险偏好水平，测度的准确性不够，而客观的试验法和复式自主评测法能更好地测度风险偏好水平。第二，农村家庭主事人的风险偏好水平，会显著影响农民个人或家庭的创业选择，三轮数理和统计上的分析过程均表明：风险偏好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可能创业，也更能接受和采用企业家创业的方式。第三，通过对三种方法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尽管三种方法测度的风险偏好度有一定差异，但无论客观测度法还是主观测度法，都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都能很好预测农民创业行为。本文不仅验证了风险态度是预测农民创业决策的关键因素，而且对风险偏好水平的测度做出了方法论的边际贡献。据此，也可得出相应的政策性启示。 第一，把创业人才作为乡村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乡村人才振兴带动乡村产业振兴。地方政府积极出台多种激励政策，既要吸引和培育农民工、大学生、复员军人等乡村创业人才，也要让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本地农民能够接受创业能力培训，引导科技、信息、资金、管理等创新创业要素向乡村配置和聚集，提高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的风险认知，引导农民了解不同生产经营模式和组织管理方式下的创业风险差异。 第二，多措并举，降低农民创业的风险。可采用在现代农业园区划定创业园、强化农业农村局的创业指导功能、成立县级创业辅导机构和聘用导师、增加农业产业引导基金对创业的适当支持等方式，在乡镇一级政府挂牌创业服务中心，为农民创业者提供一条龙式的创业服务，从而降低农民创业的风险，从而鼓励更多的农民创业。 第三，优化农村创业环境，探索“市场+政府+农户”创业风险共担机制。县级政府可以按照公共产业担保公司的模式成立农民创业专项担保基金，并通过“政银对接平台”引入信贷资金，其中信用贷款额度部分可由公共担保平台统一承保。积极支持民间自发成立各类专有性资产合作组织，鼓励创业农民通过资产合作社提供的专用型资产租赁服务，降低创业的资产门槛成本的同时降低农户专用性资产的排他性占用风险。 注释： ①参见：吴卫星《中国家庭金融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②作者使用CFPS2016公开数据计算所得。 ③参见：苏振华《新兴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渊源比较》，《求索》，2005年第10期。 ④详见：GSOEP数据库， https://www.diw.de/en/diw_01.c.600489.en/about_us.html，2016年8月13日。 ⑤不变相对风险厌恶CRRA描述的是创业者风险厌恶水平与家庭禀赋资产水平的一个关系。当我们假定这个变化是一个常数，则意味着不适用边际递增或递减规则。 ⑥创业能力(Entrepreneurial Ability)的相关观点参见：LUCAS R E.“Asset Prices in an Exchange Economy”.InEconometrica，1978(6)。他们认为创业者并非仅仅简单对两部门期望效用进行判断，而是作为约束条件影响一种随机变量，该随机变量会同时受到内生和外生条件的影响，这个变量就是创业能力。一般而言，假定创业能力均大于0。 ⑦参照Pratt(1964)的定理1(Theorem 1)进行推导计算，详见：Pratt J W .“Risk Aversion in the Small and in the Large”.InEconometrica,No.1-2,1964。 ⑧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具体推算过程在文中省略。 ⑨由于文章篇幅有限，DOSPRET的具体评测问题在文中省略。
(一)基于BRET实验法的风险偏好测度
但是如果翻到“隐藏炸弹的格子”，游戏结束，总得分为零，奖金也为零。(3)游戏的本质：游戏者是在做一个风险-收益权衡，考察的是游戏人是否愿意为了增加一个单位的货币收入而冒着已有收益被清零的风险。
其次是“低风险偏好”组，有被调研农民样本245个，占据总样本的36.62%。属于“高风险偏好”的被调研农民样本仅有98例，占比14.65%。BRET总样本的取值均值为43.39，低于[0，100]的风险中性值50，略高于Crosetto和Filippin在位于德国耶拿的马普经济学研究所(Max Plank Institute of Economics)对大学生测试者的测试结果(40.05)。[30]这表明，大部分的样本农民(85.35%)都是中低程度的风险偏好，且测试结果是可信的。
(二)基于DOSPERT复式自主报告法的风险偏好测度
创业群体和非创业群体的评测均值分别为3.08和2.87，两组农户样本中为中风险偏好的占比分别为81.36%和96.64%，与另外两种评测方法所得的结果相比，区别是DOSPERT的风险评测数值绝大多数都在中风险偏好组，共同点是创业农民的风险偏好水平高于非创业农民。
(三)基于SOEP简单报告的风险偏好测度
有16.89%的样本农民属于低风险偏好，有55.46%的样本农民是属于中风险偏好，27.65%则属于高风险偏好。
(四)三种测度方法的标准化比较
(五)描述性分析小结
(一)实证假设
从微观视角看，风险态度会影响农民个体在“边际创业”行为上的决策。当市场均衡工资上升时，异质性的低风险偏好者更容易会选择使用工资性收入去替代经营性收入。而且企业家创业形式可能会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因此针对风险偏好与农民创业选择方面提出两条假设。(二)实证模型设定
Risk是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农民个体的风险态度，使用风险偏好水平来表达。α1是Risk的回归系数；
Controls代表的是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其他控制变量的矩阵，而αcontrol则是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三)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家庭主事人的“亲兄弟姐妹人数”；
家庭主事人是否具有“党员身份”；
家庭主事人的“健康水平”；
创业选择不仅仅受制于个体当前的社会、生理等状态，更受制于曾经的个人经历。变量“创业失败经历”所表达就是这种曾经的创业经历。如果一个家庭主事人曾经创业过但是失败了，那么他所经历的这些经验和教训会提高他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而过去的创业选择会和个人经历相关联，比如务工经历等，家庭主事人是否拥有“创业失败经历”。除此之外，本文也将家庭夫妻平均年龄和家庭夫妻平均教育年限置于控制变量组当中。(四)基准实证结果分析
回归4到回归5是基于多元Logit模型对变量“企业家创业”的分析结果，该组回归的实证样本为全样本。
风险偏好水平越高的农民越会倾向于未来期望收益更高的投资方式。由此可知，假设H1得证。
(五)稳健性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