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修《明史》包含相当丰富的欧洲内容。这些内容虽取材于明代史料，但透过明史馆臣对明代欧洲素材的取舍、增补、修订与评赞，可以看出清人对欧洲势力东来亚洲之战略目的有了更为本质的认识，对欧洲文化的态度也更趋理性。但《明史》流露出的西学中源论以及有关欧洲内容的疏漏、错误，又说明清人欧洲观仍然存在严重缺陷。
关键词：《明史》；欧洲观；嬗变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1-0069-05
清修《明史》所集欧洲信息远较前代正史丰富，除《外国传》中专列欧洲四国传外，其他部分亦间或述及欧洲内容。这些信息既是明代中欧交流的史料汇编，又是明人认知欧洲的成果总结，更为清人表达对欧观感提供了重要渠道。透过清代明史馆臣对明代欧洲素材的筛选、剪裁、增补、修订与评赞，不仅可以窥知清人对欧认知的深度、广度，而且可以研判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扬弃了明人既有识见，进而探索明清欧洲观的时代变迁。有关此类问题，学界尚未涉及，今草拟浅见，以求就正于方家。
一
如所周知，清顺治二年(1645)《明史》纂修工程启动后，尤侗任纂外国各传，采辑明代欧洲资料，汇编为佛郎机、吕宋、和兰、欧罗巴四传，是为《明史》欧洲四传之雏形。嗣后万斯同以布衣参史局，于尤侗旧稿重加厘定，且易欧罗巴为意大里亚，欧洲四国传基本定型。及王鸿绪主持史局，据万稿而稍加调整，于史实则无更张。至张廷玉主修《明史》，复取王稿而裁定之，遂成今本《明史》欧洲四国传。在尤、万诸人对欧洲四国传编排调整过程中，分散在《明史》其他部分的相关欧洲内容亦大体确定下来。通过官修《明史》，清初诸人较为理性地表达了对欧观感。
首先，《明史》称欧洲为欧罗巴，有时写作“瓯罗巴”，别以西洋、大西洋称之。认为其地“在回回西”“去中华绝远”从欧罗巴至中华，需要“沉海九万里”“中凡七十余国”，“悉奉天主耶稣教”。“其风俗(与回回)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这些介绍不仅比明人简要，而且大体能够反映欧洲的一般特征。
其次，《明史·外国传》易欧罗巴为意大里亚，以欧罗巴为欧洲诸国之总称，对欧洲内部诸国关系之把握较为明晰。尤侗纂《外国传》时，以佛郎机为首，吕宋、和兰次之，而以欧罗巴殿后；国家图书馆藏416卷《明史稿》抄本，改《外国传》为《外蕃传》，以欧罗巴为首，佛郎机次之，吕宋、和兰又次之。二书将欧罗巴与欧洲具体国家相提并论，对于它们之间的大小包含关系不无模糊。至万斯同《明史稿》，始易欧罗巴为意大里亚，基本解决了四传之间的逻辑关系。王鸿绪《横云山人集史稿》(即王氏《明史稿》)不仅继承了万稿欧洲四国传之逻辑安排，而且在论及利玛窦《万国全图》之五大洲知识时，易万稿“其说荒诞不可信”为“其说荒渺莫考”，又云：“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明史》因之。表明他们一方面基本承认欧洲为世界五大洲之一，而且把佛郎机、和兰、意大里亚、热而玛尼、依西把尼亚等作为欧洲诸国之一，已大体捋顺欧洲内部的逻辑关系。
第三，对欧洲国家东来亚洲之战略目的有了更加深刻、更为本质的认识，视欧洲殖民势力为远东政治格局之重要构成力量。在《明史·外国传》中，清人一再陈述，欧人东来，往往以商业为先导，然后伺机军事占领，拓展领土。《吕宋传》详细叙述了吕宋亡国过程，谓：“时佛郎机强，与吕宋互市，久之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而稍征其税如国法。其人既得地，即营室筑城，列火器，设守御具，为窥伺计。已，竟乘其无备，袭杀其王，逐其人民，而据其国，名仍吕宋，实佛郎机也。”事虽不尽属实，但却生动刻画了佛郎机的商业殖民形象。《佛郎机传》亦云：“其人……好经商，恃强陵轹诸国，无所不往。”不仅如此，清人对欧洲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也有不少认识。《吕宋传》云：“时佛郎机已并满刺加，益以吕宋，势愈强，横行海外，遂据广东香山澳，筑城以居，与民互市，而患复中于粤矣。”《佛郎机传》日：“自灭满剌加、巴西、吕宋三国，海外诸蕃无敢与抗者。”《美洛居传》甚至描述了佛郎机、和兰争夺瓜分美洛居的情况。都把佛郎机看作远东地区的强大政治势力。
第四，客观看待欧洲文化，赞赏吸收科技新知，批判禁绝欧洲宗教，这是清人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之西学观在《明史》纂修中的集中反映。西洋火器、天文历法是明中后期广为引进的实用欧洲技术，也是明清之际最为时人所称道的科技新知，《明史》于此多加着墨。在叙述佛郎机火器之推广过程时，《佛郎机传》云：“官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副使汪铑进之朝。(嘉靖)九年秋，鲅累官右都御史，上言……今塞上墩台城堡未尝不设，乃寇来辄遭蹂躏者，盖墩台止陈望，城堡又无制远之具，故往往受困。当用臣所进佛郎机……可坐收不战之功。帝悦，即从之。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和兰传》介绍红夷大炮，谓：“其所恃惟巨舟大炮，舟……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文志》称：“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在《天文志一》中，除“分野”一目外，余皆西洋新法，这种“兹掇其要，论著于篇”的“述天官”方式在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历志一·历法沿革》用大半篇幅叙述以西洋历法为模版的明季历法改革，借五官正周子愚之口称赞西洋历书“有中国载籍所未及者”，并以天象实测验证西洋新法较大统、回回、魏文魁之科学进步。在述及明季修历之最大成果《崇祯历书》时，《历志一》称其“多发古人所未发”，《意大里亚传》谓“其法视《大统历》为密，识者有取焉。”所以崇祯皇帝在十六年八月下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但“未几国变，竟未施行。本朝用为时宪历。”与叙述欧洲科技新知时的赞赏态度迥异，《明史》在介绍天主教时，突然改换了笔调，称天主教中有关古大秦国“为天主肇生人类之邦”的宣传“诞谩不可信”。又谓：“自(利)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有王丰肃者，居南京，专以天主教惑众，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间为所诱，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与侍郎沈?、给事中晏文辉等“合疏斥其邪说惑众，且疑其为佛郎机假托，乞急行驱逐。”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亦称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明史·沈濯传》对传主的评价本来不高，称其为“素乏时誉”的投机分子，但对其发动的“南京教案”却赞赏有加，称“识者韪其言”，褒贬之间，寓有深意。
二
在借修《明史》理性表达欧洲观感的同时，清人
适应时代变迁与政治需要，对明人欧洲观之既有识见进行了若干修正。这主要体现在《明史》对欧洲势力之来华动机以及西学源流的重新表述上。
其实，明中后期对于佛郎机之来华动机一直颇多争议。闽人林希元认为，“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酥油、沉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且其初来也，虑群盗剽掠累己，为我驱逐，故群盗畏惮不敢肆，强盗林翦横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则为吾除之，二十年海寇，一旦而尽。据此，则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我民，且有利于吾民也。”何乔远则把葡萄牙看成侵略成性的白人国家：“佛郎机，黠夷也，猫睛鹰嘴，拳发赤须……行贾无所不至，至则谋袭其国人。”许大受甚至认为，将来继贵州杨氏为患中国者，必为澳门之佛郎机人。至于来华荷兰人之为商为寇，明人分歧更大。一些人认为，荷人来此只在贸易求利，别无他图。沈有容称：“彼来求市，非为寇也。”董其昌云：“红夷之入闽，止于二舶，非有逆谋明过，不过贪汉物，而为奸商所诱耳在与两广总督戴耀商讨对荷方略时，王临亨主张像对待澳门葡人一样，别择一澳，作为开展中荷正常贸易之场所。一些人认为，荷人此来以贸易为主，侵占澎湖只是其要挟求市的一种手段。另一些人则认为，荷人“名日求市，实怀叵测”。如不善加曲处，“小之则粤东香山澳，大之则辽东抚顺城矣”但否定性意见逐渐成为明末主流。
延至清代，经过明中后期百余年的交流、观察，清人对明时欧洲国家发展对华关系的基本倾向有了更为清醒客观的感知与把握。在叙述欧洲对华关系要义时，清修《明史》突出了双边商贸关系，淡化了侵略意图。集中纪录西力东渐的《佛郎机传》、《和兰传》表现得尤为充分。
《佛郎机传》重点陈述中葡之间的商贸关系，因通商衍生的冲突、争论等间或述之。传文称，葡萄牙人于正德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中葡之间初建贸易关系。嗣因留居屯门之葡人肆行不法，引起朝野不满，“诏给方物之直，遣还”。但葡使却夤缘中贵，谋求进京，御史何鳌等坚决反对：“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及明武宗死，朝廷明令“绝其朝贡”，拒绝对“携土物求市”的葡萄牙人抽分。葡人不满，导致中葡海战爆发。嗣后广东番货鲜至，“有议复许佛郎机通市者”，巡抚林富疏陈准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二十六年，朱纨厉行海禁，佛郎机大受其制。朱纨死，“海禁复弛，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镜者，至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此后围绕澳门葡人之去留问题，明代朝野一直争论不休，但以澳门为媒介的中葡贸易却有相当发展：“番人既筑城，聚海外杂番，广通贸易，至万余人。”传文最后说：“盖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谋，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贡，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纷然。然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对部分明人的过分敏感不以为然。此种识见，虽属事后评述，但已远较明人为高。
而细读《和兰传》，我们可以发现，其通篇叙述的就是荷兰谋求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的苦心追求史。未来中国之前，荷商与福建商人转贩于大泥、吕宋、咬[嘧]吧诸处，“未敢窥中国也”。自从邻国佛郎机“市香山，据吕宋”，日获厚利，这才激起荷人前来中国的欲望。万历二十九年，荷兰进攻佛郎机控制下的香山澳，实“欲通贡市，不敢为寇”。此后荷人之占领澎湖，其主要目的也在于“求市”。有李锦与麻韦郎之对话为证：“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和兰人习。语及中国事，锦日：‘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其酋麻韦郎日：‘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宋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日：‘善。”’荷人第二次出据澎湖，筑城设守，亦为“求市计”。福建巡抚商周祚“说以毁城远徙，即许互市”。荷人从之，果于天启三年扬帆远去。但荷人撤离后，福建方面并未如约互市，荷人心怀怨恨，“复筑城澎湖”，同时进犯厦门，出没于浯屿、白坑、东碇、莆头、古雷、洪屿、沙洲、甲洲之间，“要求互市”。荷兰与明朝之间既不能在通商贸易方面达成协议，即以久占澎湖相要挟，不断巩固其在澎湖的军事存在。福建方面迫于形势，只好武力驱逐。就明朝方面而言，澎湖海战为驱逐外来占领，维护海疆安全，义正词严，无可厚非；就荷兰方面而言，乃是以战求市，谋求建立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此种谋略恰如缘木求鱼，绝不可能达到目的，但其孤诣苦心，却也值得深思。有关荷人来华，意在求市的观点，在《明史》其他传记中亦有反映。《南居益传》称：“红毛夷者……自昔不通中土……万历中，奸民潘秀引其人据澎湖求市。巡抚徐学聚令转贩之二国(大泥、咬[口留]吧——笔者注)。二国险远，商舍而之吕宋。夷人疑吕宋邀商舶，攻之，又寇广东香山澳，皆败，不敢归国，复入澎湖求市，且筑城焉。”《沈有容传》谓：“(万历)三十二年七月，西洋红毛番长韦麻郎驾三大艘至澎湖，求互市。”
以西学中源说解读欧洲科技之领先中国，是清人的首创。这一颇具政治色彩的学术命题将欧洲科技文化的真正源头置于中国，人为设定了中欧之间学术传承的荒谬逻辑。有人认为，西学中源说在明朝末年已初露端倪，实不尽然。明人在论述西洋新知时，虽也使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类说辞，引述孔子问学于剡子这样的先秦典故，但其本意是要表达先进文化不必尽在“华宗夏土”、“八索九丘”的谦谦风范以及不耻下问的虚心态度，何以引出四夷之学源于周官、西洋之学出自中土的错误解读?徐光启在比较中历西历优劣长短时说：“先生(利玛窦——笔者注)尝为余言，西士之精于历，无他谬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寒于冰者时时有之，以故言理弥微亦弥著，立法弥详亦弥简。”李之藻也认为，欧洲历法之所以精密，“盖缘彼国不以天文历学为禁，五千年来通国之俊曹，聚而讲究之，窥测既核，研究亦审”熊明遇更说：“西域欧逻巴国人，四泛大海，周遭地轮，上窥玄象，下采风谣，汇合成书，确然理解。”都在强调西洋学术的独立发展，自成体系，哪有西学中源的影子?事实上，明确表述西学中源者为清初方以智，至梅文鼎而系统化，再经康熙皇帝的演绎提倡，遂为普遍认可的钦定意见。显然，西学中源观是清人炮制的虚伪命题，反映出清人对欧洲科技文化的认知与汲取已呈衰退之势。但《明史》纂修者却秉承“圣意”，不惜违背历史事实，一再露出西学中源的强烈意向。如在分析西洋历法之独享优势时，《历志》称：“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则以蜗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日‘宅
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瓯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故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俗为之也。羲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见者，仅有周髀。而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
三
由于时代与自身局限，清修《明史》中的欧洲内容尚多疏漏、错误之处，反映出清人欧洲认知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明史·外国传》仅列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里亚四传，除天文、历法外的其他涉欧内容亦仅廖廖数语，远远不能勾勒明时欧洲全貌。有关欧洲疆域四至、山川湖海、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等重要信息竟一无所及。就重要国家而言，《和兰传》误把崇祯十年闯入广东虎门的英吉利当作红毛夷，将其侵略事宜系于荷兰名下；《意大里亚传》虽提及热而玛尼国(今德国)，称明朝末年帮助朝廷修订历法之耶稣会士邓玉函为热而玛尼国人，但对热而玛尼国却未作任何介绍；对通过陆路东来的俄罗斯、即将深入远东的法兰西等则只字未提。凡此等等，说明清修《明史》之欧洲内容存在较大疏漏。
其次，从《明史·外国传》的内容编排看，欧洲四国之位次安排不甚合理，表明《明史》纂修者对四国之大洲归属心有模糊。作为同属一个大洲的欧洲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信仰同一宗教，归属同一人种，追循同一海上航路东来，理应安排在同一卷中，或置于“外国八”，(现在之“外国八”则顺延为“外国九”)或放在“西域五”。如此则名与实符，例与义合。但在《明史·外国传》里，西班牙继承吕宋的身份，成了《吕宋传》的主角，与琉球、合猫里、美洛居，沙瑶呐晖咩、婆罗、麻叶翁、古麻刺朗、冯嘉施兰、文郎马神等主要东洋国家合列一卷；葡萄牙、荷兰则与淳泥、满刺加、苏门答刺、须文达那、西洋琐里、览邦、淡巴、百花、彭亨、那孤儿、黎伐、南渤利、阿鲁、柔佛、丁机宜、巴喇西等近处西洋国家合列一卷；意大利与古里、柯枝、小葛兰、锡兰山、榜葛剌、沼纳朴儿、祖法儿、木骨都束、不刺哇、竹步、阿丹、刺撒、麻林、忽鲁谟斯、溜山、南巫里、加异勒、甘巴里、急兰丹、沙里湾泥、底里、千里达、失剌比、古里班卒、刺泥、白葛达等远方西洋国家合列一卷，而且意大里亚又与“即汉大秦”的拂棘同在一卷，后先相属。这种编排不仅反映出清修《明史》对欧洲地理概念多少有些模糊混乱，而且说明他们对欧洲历史特别是对华关系史知之甚少。
第三，有关欧洲国家之地理方位陈述有误、国家名称前后混乱，甚至不如明人全面准确。《佛郎机传》称：“佛郎机，近满剌加。”《缅甸传》又日：“(缅甸)洞吾之南有古喇，滨海，与佛郎机邻。”皆把佛郎机看成东南亚国家。《和兰传》一开始也把荷兰当成东南亚国家，称“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但又表示怀疑，谓：“永乐、宣德时，郑和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只是在传文末尾提到，“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华绝远，华人未尝至”。《意大里亚传》提及“皆欧罗巴洲之国”的热而玛尼国、依西把尼亚国、波而都瓦尔国，如前所述，热而玛尼国即今德国，而依西把尼亚国为今西班牙，波而都瓦尔国为今葡萄牙。清人既有“干系腊”、“蒲都丽家”等音译称谓，又有依西把尼亚、波而都瓦尔等另类译名，但却未能将其彼此对应起来，或混称为佛郎机，或并列为不同国家，从而影响乃至误导了国人之欧洲认知。以《吕宋传》为例，由于清人误西班牙为葡萄牙，二者史事混为一团，既无法将二者合为一传，只好以吕宋名之，不伦不类，殊为失当。
第四，与明人一样，清人也把佛郎机、和兰谋求发展对华商务关系的行为称为“通贡市”，甚至把利玛窦进京叩献的个人行为也当作朝贡，《明史》因此留下有关欧洲势力来华朝贡、请封的不少记录，一厢情愿地把东来欧洲殖民者想象成谋求融入由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的次等外来政治势力。与明人不同，清修《明史》因过于强调欧洲对华关系的商贸因素，对东来欧洲殖民势力对明代中国的侵略意图作了淡化处理，特别是他们延续明人错误，将佛郎机等欧洲国家误作地“近满剌加”的南洋国家，未能从超远距离非传统威胁已经来临的理性层面分析满刺加、吕宋、巴西三国之亡国教训，仅把西力东渐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置于传统层面解读，对他们将要对中国造成的颠覆性冲击缺乏清醒认识，从而降低了清中前期对西力东渐的有效应对，造成了中国对欧外交的被动局面。
第五，清修《明史》有关欧洲之某些史实仍有错误。因先辈史家张维华先生《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已就部分史实正误，兹就张氏著未列者校正如次。
《吕宋传》云：“万历四年，官军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国，国人助讨有功。”从行文语境看，此处“国人”应指传统吕宋“国人”。但结合中西史实，万历四年“助讨”海盗林凤者为殖民吕宋之西班牙人，而非传统吕宋“国人”。《吕宋传》又云：“(佛郎机)乘其无备，袭杀其王，逐其人民，而据其国，名仍吕宋，实佛郎机也。”早在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西班牙殖民者又一次深入吕宋群岛，为表达对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继承人菲利普亲王的敬意，他们把群岛命名为“菲律宾群岛”，是为菲律宾得名之始。此后西人殖民吕宋，一直沿用这一称谓。因此，所谓“名仍吕宋”，只是明清国人不知菲岛新名，或不愿用其新名，而仍其旧称，西班牙人则称其为菲律宾。
《佛郎机传》云：“其时，大西洋人来中国，亦居此澳。”不确。明中后期赁居澳门的葡萄牙既为“大西洋”诸国之一国，则此处之“亦居此澳”不合适，如据传文，佛郎机与大西洋可以并列矣。
《意大里亚传》云：“其国善制炮，视西洋更巨。”不确，明中后期西洋火器之传人中国者，有佛郎机，传自葡萄牙；有红夷大炮，传自荷兰；有吕宋炮，传自西班牙。未见传自意大利之火炮。《明史》此言，不知所据。《意大里亚传》又云：“崇祯时，历法益疏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徒罗雅谷、汤若望等，以其国新法相参较，开局纂修。报可。”明末修历，广译西洋历书，以资采择，崇祯年间修成之《崇祯历书》，即依西洋新法为模版。且汤若望为热而玛尼国人，非意大里亚国人。传文谓以意国新法“相参较”，不确。《意大里亚传》日：“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凡数十人，来自欧洲数国，非仅意大利一国。其时“著声中土者”除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熊三拔为意大利人，邓玉函、庞迪我、阳玛诺等都不是意大利人，以“其国人”为引语，不确。《意大里亚传》又日：“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不确。基督教之传人中国，并非始于万历九年利玛窦来华时。据《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早在唐贞观九年，基督教之聂思脱利派——景教已经传人中国，此碑明末出土，时人多有考述，但清人未采此说。且此处传文与后引余懋孳疏言相矛盾：“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既谓“复有”，则天主教之沾染中土必早于利玛窦来华。
责任编辑 张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