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张长文
Text/ images by ZHANG Changwen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深圳始终站在最前沿，见证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深圳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建立特区以来，深圳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多项奇迹，也创造了经济的飞跃式增长。1979 年，深圳市GDP 仅1.97 亿元人民币，人均0.06 万元人民币；
2021 年，深圳市GDP 为3.07 万亿元人民币，人均17.40 万元人民币。GDP 年均增速超过20%，创造了世界罕见的深圳速度。
在2019 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深圳被定位为大湾区核心城市之一，被要求“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同年，中央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更加彰显了中国全面扩大开放、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心。两个文件都对深圳的“创新创意”“创新驱动”的努力予以肯定，同时也对深圳提出了更高要求——经济特区也应承载文化使命。
作为快速发展城市规划建设的典范，《深圳城市总体规划》于1999 年获得世界建筑师协会（UIA）颁发的城市规划工作最高奖——“阿伯克隆比奖”（Sir Patrick Abercrombie Prize）荣誉提名。评委们认为，深圳不仅可以作为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范本，而且可以成为世界城市快速增长的典型。近年来，由于历史文化保护观念的发展，国家已逐步将改革开放的城市发展纳入历史文化保护的范畴。也有学者谈到，深圳城市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应该向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现在看来，深圳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保护，并非虚拟构想，而是大有可为。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一直呈现出接纳与包容的姿态，深圳的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开放化的特征。在深圳接受的诸多外来文化中，境外建筑设计占有重要一席，1且对深圳城市的发展影响巨大。境外建筑师在深圳的设计实践非常频繁，2也因深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的独特性而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境外建筑师进入深圳，带来了很多新思想和新理念，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既给深圳的城市建设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也为深圳的城市发展带来深刻的思考。
深圳境外建筑设计史，是境外建筑设计在深圳生长及发展的历史，是建筑史视角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史，也是深圳城市设计发生与成长的历史，更是深圳本土建筑师的崛起史，二者相伴而生、相随成长，关系复杂、影响巨大。深圳境外建筑设计史，既包括对境外建筑设计优势的经验总结，也包括对其局限性的深刻反思。
与境内许多城市从半殖民地时期的建筑文化输入相比，深圳的境外建筑设计传入相对较晚，历史也相对简单，主要以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为主。彼时，境外的建筑文化潮流正兴盛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建筑于20 世纪60 年代由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25-2018）在《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中提出，美国建筑学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1939-2019）以《后现代建筑语言》对该时期的建筑理论和思想特点进行了系统地总结[1]。而当时境内由于多年的文化闭锁，改革开放之初正要补上现代主义的旧课，所以回顾现代主义的典型传播案例，对我们了解境外建筑设计在深圳的状况很有必要。故本章由20 世纪一战后的现代主义为起点，论述苏联、日本、中国及至深圳的境外建筑设计的引入及发展。对于中国来讲，苏联是与我们体制相同的欧洲文化圈层的国家，而日本是与我们在文化上最为接近的西方发达国家。两个国家与我们有很大不同，但又有某些相似相近之处，对他们的研究一定能对我们的建筑设计发展有所裨益。
1.1 体制相同而文化各异——政治主导下境外设计在苏联的困境
境外设计经常在政治、经济、文化多重作用下发生，有时政治作用影响最为明显，有时经济和文化作用明显。因此通过对境外设计进入苏联的研究可以发现，文化及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最大的影响要素。
1.1.1 前卫运动兴起与现代建筑引入
1917 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民众的思想获得大幅解放，从而产生了反抗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的前卫艺术运动。其中有理性主义(Rationalism)、至上主义(Suprematism)、机器主义(Mechanism)、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等。典型的前卫建筑有塔特林（Vladimir Tatlin，1885-1953）的第三国际纪念塔（图1），1925年巴黎世博会梅尔尼科夫（Konstantin Melnikov，1890-1974）设计的苏联馆等（图2）。基于资本主义阵营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猎奇，西方许多人对苏联初期的艺术、文学、戏剧、电影和构成主义非常着迷，西方建筑师也对苏联当时的建筑设计产生了浓厚兴趣。这种心理在文化层面表现为双方既警惕、对立又好奇、探究，在艺术层面则表现为相互试探与尝试合作。20 世纪20 年代、30 年代，大约有十万外国人访问了苏联，其中甚至有非常著名的建筑师、艺术家、科学家和作家等。这些人对苏联和西方之间的文化、知识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这些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库哈斯（Rem Koolhaas）曾经表示，自己的建筑学之梦开始于苏联，他的创作深受构成主义大师李西斯基（El Lissitzky，1890-1941）等的影响（图3），其代表作品如深圳证券大厦（图4）。
图1.塔特林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塔模型
图2.梅尔尼科夫设计的1925 年巴黎世博会苏联馆
图3.李西斯基的建筑方案
图4.库哈斯设计的深圳证券大厦
图5.法兰克福杂志《新法兰克福》1930 年第9 期的封面
图6.Bлaдимиp Keяин 方案
图7.Bopeц Coвeгoв 方案
图8.Vesnin brothers 方案
与文化状况相似，经济也成为境外设计进入苏联的重要基础。一战后的思想解放，催生了现代主义；
二战后的反战思潮，使得现代主义更是快速发展。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种状况持续多年，而后经济才有所复苏，文化也开始复兴。战争时期被摧毁的城市在战后都有重建的需求，物质上也有设计及生产的需要。同时资本主义的本质，即是通过资本进行扩张，所以不仅在体制之内发展，也会渗透到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经济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苏联的文化扩张也就呈现出了必然性。
政治因素对境外设计进入苏联起到关键作用，首先是相近政治体制下的吸引。1917 年苏联建立苏维埃共和国，1918年德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因此在欧洲苏、德同时发起了相近的艺术风格流派是有其政治根源的。相差一年的革命运动、相近的革命思想，使得苏联与魏玛共和国建立了特殊关系，令大量德国建筑师来到苏联工作[3]。德国杂志《新法兰克福》1930 年第9 期的封面就描绘了一位拿着图板的建筑师从黑色的德国跨向红色的苏联，标题就是“苏联的德国建筑”(图5)[4]。当时，在苏联声誉最高的是德国法兰克福的总建筑师恩斯特·梅（Ernst May，1886-1970），他负责西伯利亚西部库兹巴斯盆地、乌拉尔库兹涅茨克盆地、乌克兰、亚美尼亚和哈萨克斯坦等新镇的规划及建筑设计[5]。包豪斯第二任校长汉纳斯·迈耶（Hannes Meyer，1889-1954）于1930 年来到苏联，任教于莫斯科建筑学院，同时建立了名为“红色前线（Rotfront）”的团队进行规划及建筑设计[6]。
再者是对立政治体制下的试探。苏联之初，资本主义是以一种既猎奇又带有期望的态度看待社会主义的。正如著名的斯大林研究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说的布尔什维克应被视为一堆强有力的符号和态度、一种新的言语形式，一种持续不断的体验，通过它可以想象并努力实现一种称为社会主义的新文明[7]。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等国的建筑师来到苏联的设计实践均是这种政治试探之下的产物。其中，1928年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参加莫斯科中央局大厦的竞赛中标并实施，随后柯布西耶又参加了1931-1932 年莫斯科重新规划的竞赛。荷兰建筑师马特·斯塔姆（Mart Stam，1899-1986）负责苏联奥尔斯克市的设计及建设。荷兰建筑师范·洛格姆（Van Loghem，1881-1940），参与苏联早期的新城区实验克麦罗沃城市的设计和建设。
1.1.2 建筑思潮复古与自我反思批判
然而，政治成为境外设计的最大影响因素，会导致建筑文化的韧性变得薄弱。最重要的政治因素是苏联内部的政治变化，斯大林不愿意接受现代主义建筑，而倾向于新古典主义和罗马式建筑。他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和1933 年希特勒关闭包豪斯是同一个年代，这导致以柯布西耶、恩斯特·梅、汉纳斯·迈耶为代表的西方建筑师相继离开苏联，政治是导致他们离开的最大原因。[8]1931 年苏联向全球征集苏维埃宫建筑设计方案，收集了世界四十多个国家近百位设计师的方案。其中有多位苏联设计师的方案（图6～9），也有许多苏联之外的设计师提出的方案，例如意大利设计师Armando Brasini (1879 -1965)（图10）、德国建筑师埃里克·门德尔松(Eric Mendelsohn，1887-1953)（图11）。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柯布西耶、汉纳斯·迈耶等也参加了投标（图12～14）。斯大林亲自审阅，确定了鲍里斯·约凡（Boris Iofan，1891-1976）的方案，随后在1931 年至1937 年间经历多次修改形成了“通天塔”式的大厦，走向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结果。[9]现代主义本可以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枝散叶，却不得不面对被连根拔起的命运。
在以政治为重点的社会之中，运行效率很高。政治由于其行政力量的强大，发生时能量巨大，具有方向性强、控制性强等特点。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推翻了封建帝制的沙皇统治，确立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同时宣布退出一战，表达了爱好和平的意愿。随后在战后迎来西方建筑师的大量涌入，体现了政治制度的变革对境外建筑设计师的巨大吸引力。然而，政治为主的运作模式又具有同质化过高、韧性较差的特点。政治体现的强关系，传递了强大的影响和大量的信息，但其影响较为单一、信息较为趋同。回顾西方建筑师在早期苏联的创作实践，都是满怀激情的来到，而最终不得不铩羽而归，期间的起起落落和双方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都有密切关系。在苏联早期，多种博弈的力量一直存在。在新兴的社会主义与成熟的资本主义之间，社会主义中的前卫思想与保守思潮之间，苏联的民主体制与斯大林的独裁体制等的博弈一直都在。当政治方向转变，文化方向也就瞬间转变。
回顾苏维埃宫的方案，发现当时在一百来个方案里，前卫风格占据多数，这与当时进步的世界潮流有关、也和当时苏联早期的创作环境有关。社会主义的革命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的极权，而社会主义苏联却迎来了自己的极权。斯大林是苏联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他对苏维埃宫方案的选择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从方案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最初约凡构建的是一个复合式建筑群，而高塔和雕塑只是其中的一个组合部分，且高塔上的雕塑不是列宁，而是一个健壮的手持火炬的青年。但随着不断的修改，建筑和雕像被一步步加高，最终形成了耸入云端的摩天大楼（图15～20）。如果苏维埃宫建成，将会形成416.5 米的摩天大楼，高塔上的列宁雕塑高度也有100 余米。它将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单体建筑，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雕塑，可以超过帝国大厦和艾菲尔铁塔（图21）。总之斯大林想要的是从各个方面完全超越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这才符合他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伟大导师列宁力量的理解吧！
1953 年斯大林逝世。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斯大林进行批判。会议还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可以和平共处，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可以和平竞赛。这些观点又一次开启了跨境建筑设计的大门，但一直到苏联解体，苏联的境外建筑设计再也没有当年那样火热。政治的强力影响导致建筑文化的薄弱，使得苏维埃宫注定不能实现。苏联解体后的1995 年-2000 年间，苏维埃宫场地上原来被拆除的救世主大教堂被原样复建。
1.2 文脉相通却体制不同——文化主导下境外设计在日本的传承
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物。文化是人类族群中社会现象与族群内在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总和，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通过对境外设计在日本的研究，可以发现政治是境外设计进入日本的基础，而文化对境外设计的发展影响最大。
1.2.1 二元对立与吸纳交融
经由1853 年的黑船事件，日本被美国炮舰打开国门。脱亚入欧是一种社会文化符号，也是政治方向变化的反映。全盘西化是一种政治政策，同时又对日本的经济及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境外建筑文化的涌入就是一种必然。而日本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权利的斗争，即天皇所代表的象征权利与德川幕府代表的实在权利的制约与对立，也对建筑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幕府对天皇的制约，形成天皇生活的简素，这种简素暗合了日本性，并孕育了日本文化的现代性。德国建筑师布鲁诺·淘特（Bruno Taut，1880-1938）总结日本历史建筑价值的二元对立，“真实的”意即天皇的、即伊势神宫和桂离宫，是日本建筑的根源和基准，“媚俗的”意即将军的、也即德川幕府的日光东照宫，代表了过度装饰与点缀。淘特向西方宣传，桂离宫是功能主义建筑的杰作，与西方现代建筑相通，而伊势神宫则比肩于雅典卫城，站在了世界建筑学的原点。这些对西方建筑师进入日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图9 .Moisei Ginzburg 方案
图10.Armando Brasini 方案
图11.埃里克·门德尔松方案
图12.格罗皮乌斯方案
图13.柯布西耶方案
图14.汉纳斯·迈耶方案
日本民族的诸多民族性之一，就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日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大的高潮：大化革新前后吸收中国唐代文化，明治维新之后吸收西欧文化，二次大战后吸收美国文化。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是日本近代明治维新后的政策，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对于建筑文化，则是全面引进与吸收（图22）。近代最早来到日本的建筑师，是英国的约赛亚·康德尔（Josiah Conder，1852-1920），他于1877 年作为东京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创始人而来，同时撰写了《Landscape Gardening in Japan》，不遗余力地向西方推介日本建筑文化[10]。1915 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受邀到日本进行东京帝国饭店的设计。安托宁·雷蒙德（Antonin Raymond，1888-1976）作为赖特的助手与赖特共同完成帝国饭店的设计。雷蒙德于1921 年在东京成立事务所，对日本现代建筑的贡献巨大，被尊称为日本现代建筑之父。1933 年，布鲁诺·淘特以建筑教育家及建筑师身份开始在日本活动。当然，如果说起对日本现代建筑影响最大的大师，应该是柯布西耶，他不仅进行了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的设计，也为日本培养了大批建筑设计人才。
1.2.2 全盘西化到影响西方
日本建筑的现代化是全盘西化的结果，日本近现代建筑文化发展的脉络清晰，西方建筑师到日本建筑师的传承谱系非常完整。康德尔在东京大学培养了第一代日本建筑师，其中辰野金吾（Tatsuno Kingo，1854-1919）接替他成为东京大学建筑教育的掌门人。师从柯布西耶的前川国男（Maekawa Kunio，1905-1986）、坂 仓 准 三（Sakakura Junzo，1904-1969）和吉阪隆正（Yoshizaka Takamasa，1917-1980）在东京西洋美术馆协助柯布西耶实施完成。前川国男将现代主义的设计手法传授给了丹下健三，丹下健三又带出弟子谷口吉生、矶崎新、大谷幸夫、桢文彦、黑川纪章等。而后弟子们又传承渡边诚、坂茂、宫崎浩等。所以，柯布西耶的思想通过了前川国男渗透到日本主流的建筑脉络。当然，日本建筑师并非只有这一条核心脉络，还有以村野藤吾（Murano Togo，1891-1984）为代表的边缘派。村野藤吾曾遍历欧洲，也深受柯布西耶的影响。他之后的传承是菊竹清训（Kikutake Kiyonori,1928-2011），而菊竹清训的弟子是伊东丰雄(Toyo Ito)与长谷川逸子（Hasegawa Itsuko）。妹岛和世（Sajima Kazuyo）师承伊东丰雄的轻快和飘逸之后，又增加了精致细腻及浮游之感。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Nishizawa Ryue)又是亦师徒亦伙伴的关系（图23）。
在日本文化脉络中，节点的连接是双向性的。一方面是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对中国唐代文化、对西欧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吸收，都反映了文化网络下的外来文化的引入方向；
另一方面，日本建筑文化的兴盛又反过来对西方建筑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查尔斯·詹克斯曾经论述，近来的日本建筑扩展了现代建筑的语言，并重新打通了先前曾被割断的联系过去和传统的途径。因此，日本很可能成为被追随的榜样。正如1890 年代和1930 年代西方影响东方那样，东方将反过来对西方产生影响。
1985 年，在东京举办的日本与东亚近代建筑国际研讨会上，村松贞次郎（Muramatsu Teijiro，1924-1997）提出对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批判。他认为只有普遍性和固有性兼备的建筑，才谈得上现代化。现在已经到了与西欧文明决裂的时候了，西欧文明已经死了，它只不过是世界上已有的若干文明中的一个而已。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一评价的基础上展开的，我们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展望今后数千年的历史[11]。敢于对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思想进行批判，一方面源于日本建筑文化的快速成长，更重要的是来源于日本人对内的文化自信。日本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有着天生的共通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传统建筑也有，只是日本建筑的现代性更加彻底。日本建筑的日本性与现代性可以通过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得来。移走障子的桂离宫，除了坡屋顶不能产生屋顶花园之外，现代建筑五原则的其他四个原则均可以达到。其间蕴含着与轻盈通透、构造精致、内外统一、形式简洁、材料本原的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特点的高度契合。由于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使其在引进外来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护自身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使外来文化为己所用。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他们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吸收有益的部分，并加以创新改造，最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表现出文化的开放性、选择性和创新性等特点。
1.3 被动输入到主动吸纳——多维要素下境外设计在中国的波折
中国建筑现代化的路途曲折蜿蜒，经历了由被动输入到主动吸纳的过程。通过对境外设计在中国的研究可以发现，多维度共同作用是境外设计在中国的最大特点。近代，受西方的冲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包括建筑文化在内——都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境外设计的进入更是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的全面体现。
1.3.1 被动输入的近代遗产
不可回避，中国建筑文化的现代化历程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入侵而来的。很多近代时形成的城市、建成的楼宇遗留至今，成为现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说输入时被动而屈辱，但不能不承认这也应该是中国的[12]。正如列宁所说，商业、工厂、城市、铁路的发展，提出了对完全不同的建筑的需求，与家长制时代的旧式建筑全然不同[13]。
西方建筑师来华有如下作用，即带来西方古典主义风格、导入钢筋混凝土及钢结构等现代技术、引入现代主义建筑及思想等。在此，主要探讨现代主义的风格及技术。1908 年，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在上海建造中央电话交换所，是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建筑[14]。1916 年，公和洋行（Palmer &Turner Group）设计的上海有利银行大厦建成，是我国第一座钢框架结构的建筑[15]。对于这两栋建筑，我们暂且忽视其形式，形式是包括政治、文化、历史和社会等反映的，所以在移植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表里不一的状况。但现代主义的技术是客观事务的反映，可以穿越政治、文化等的限制而传播。1938 年落成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L.E.Hudec，1893-1958）在上海设计的吴同文住宅，被认为是彻底的现代主义[16]（图24）。因为以柯布西耶的现代建筑五原则来对应，都是基本吻合的。
1.3.2 主动吸收的建国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苏联政府对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援建。在l949 年-1960 年间，苏联向中国派遣的专家超过2 万人[17]。在建筑界，苏联设计理论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受依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建成的莫斯科“七姊妹”楼的影响，中国建国初期许多公共建筑多是尖顶高塔的斯大林式建筑。同时，苏联的建筑思想经过中国化之后，演化为“民族形式”的新浪潮，催生了许许多多的大屋顶。而后由于民族形式造价高，被冠以“复古主义”而在“反浪费运动”中被彻底清算。而反浪费运动中又发生了以降低使用功能为代价的“节约”，从而造成新的浪费。基本建设的浪费与反浪费层出不穷、循环往复[18]。
在规划界，出现了北京规划理论之争。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M.G.Barannikov）否定了梁思成、陈占祥等人的“梁陈方案”（图25），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图26）。他认为首都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文化、科学、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工业化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初期，林立的烟囱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标志，毛主席就曾说过，从天安门望出去应该处处都有烟囱[19]。现在看来，无疑梁陈方案是更合适的。但再深入研究，竟然发现该方案借鉴了日本侵华时期制定的“北京市城市规划”[20]。虽然在感情上难于接受，但事实如此，日本的设计对北京城的规划产生过巨大影响（图27）。朱涛在其著作《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中提及过梁陈方案未能实施的一些原因。1950 年至1952 年，梁思成先生被各种运动席卷，在专业上绝对服从苏联专家已经成为政治任务。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与政权更迭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过于复杂，使他构筑起的“中国建筑”体系也在政治潮流的冲击下分崩离析。而那段历史远没有结束，政治任意化导致的建筑任意化，仍然主导着中国的空间图景[21]。
图15.约凡苏维埃宫竞赛方案初稿
图16.约凡苏维埃宫过程稿（一）
图17.约凡苏维埃宫过程稿（二）
1.3.3 改革开放的全面引进
虽然1958 年周恩来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但把中国建筑从政治之下解脱出来还要等到20 世纪80 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22]。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历程而兴起的。改革开放给全球的资本和技术提供了大市场，境外建筑师和事务所也伴随境外投资进入中国，至今已有40 年。境外建筑师在中国的设计，快速地推动了中国建筑的发展，是中国当代建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国际设计竞赛的开展和境外设计的常态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各种建筑思潮和先进技术逐渐渗透进入中国，在我国的土壤上逐渐落地生根。
改革开放第一个境外设计的引入是贝聿铭（Ieoh Ming Pei，1917-2019）的香山饭店，显然是政治与文化相互作用的一种体现。当时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具体操办，可见国家对此事的重视。选择美国建筑师，表现了当时要加强与美国联系的政治方向，建筑文化交流就如同中美建交之前的乒乓外交，成为文化交流的前阵。美籍华裔又最为合适，所以师承现代主义大师格罗皮乌斯的贝聿铭便是不二人选。贝聿铭的特殊身份，就成为中国建筑设计与美国的连接，也成为中国建筑文化与世界的桥梁。由贝聿铭进行第一个境外设计，即体现了交流与吸纳的主动姿态，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某种民族文化心理。
改革开放早期以涉外酒店引入境外设计为主，如北京的建国饭店、长城酒店，上海的花园饭店和静安希尔顿酒店等，然后延展为商业、文化、娱乐、居住等多个功能。境外设计也由早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开端，向全国蔓延。设计作品也由20 世纪80 年代全国的22 件，发展为90 年代相较上一年代的三倍之多[23]，至今已不只千件。
图18.约凡苏维埃宫过程稿（三）
1.4 市场经济的文化效应——改革开放下境外设计在深圳的繁盛发展
说深圳改革开放以前是个小渔村，过于武断也近于浅薄，只要看看源于西晋的南头古城和始于明朝的大鹏所城便可知道。但若论建筑的现代性而言，深圳的建筑历史、尤其是境外建筑设计历史确实是始于改革开放。
1.4.1 市场经济的孕育
20 世纪70 年代，蓬勃发展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后香港成为亚洲经济龙头，成为全亚洲最富裕的自由贸易港。1977 年，香港总出口额达到196 亿美元，而大陆仅为148 亿美元。1980 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颁布，通过对区位优势的考虑，基于紧邻香港的独特地理位置，得益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优势，将深圳列为经济特区针对香港开放。深圳成为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践行之地。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深港之间已有频繁交流。香港同胞通过港中旅的组织到深圳的前身——宝安县来看演出，上午观看演出下午购物返回。当时宝安县也有“三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五次，每次可带回五元钱的东西、五公斤的物品[24]。经济特区成立后，深圳从香港引进“三来一补”的加工厂，通过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大量境外的资金与技术，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尝试，开启了快速发展的进程。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在发达国家与地区之间非常频繁，设计交流也很多见。深圳境外建筑设计的输入，也是依据市场经济的模式进行。由最初的对香港、新加坡等华裔设计师的直接委托，慢慢过渡为全面的国际投标与国际竞赛等形式。1985 年，华侨城聘请新加坡设计师孟大强进行规划，费用为20 万美元。随后聘请他作为顾问，把控华侨城的规划实施及建筑设计，月薪为1.8 万美元。这个薪水在当时是深圳技术工作者的上百倍，充分体现了设计的市场经济价值。当然，以现在华侨城发展的状况来看，这个费用值得。在深圳的国际投标与竞赛中，设计费用更是逐渐与国际接轨。在西方发达建筑设计体系里的收费通常是建安费用的8%-11%，中国境内通常是3%-5%。只有经济发展了，我们的设计购买力提高了，才能有机会采购好的建筑设计产品。同时改革开放也提供了建筑设计文化与国际接轨的机会，使我们了解到国际化收费对应的也是国际化的工作数量、工作流程、工作组织模式、工作成果质量。从而提供了境内设计师与境外设计师协作、交流、学习的机会，为境内设计师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也为境内设计师走向国际奠定了基础。
图19.约凡苏维埃宫过程稿（四）
图20.苏维埃宫中标方案终稿
图21.维埃宫方案终稿宣传画
1.4.2 文化活力的催生
20 世纪80 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建筑设计已达到很高水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高技派等均有巨大的发展。政治改革推动了经济特区的建立，市场经济又引入了境外建筑设计文化，从最初现代主义的进入，发展到如今的百花齐放。境外建筑设计直接作用于深圳建筑，由此产生了对深圳城市发展格局的影响，进而产生了对深圳城市文化的影响。
2008 年，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成为中国第一个“设计之都”，从而成为中国的设计重镇和现代设计的核心城市之一。深圳设计行业的发展最初由香港设计行业所带动，逐渐形成一些独特的优势，目前拥有实力较强的设计企业 6000 多家，专业设计师逾十万人。深圳设计行业拥有为数众多的享誉全国的设计名师以及影响世界的设计精英，同时创造了许多优秀的设计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多次在境内获奖，也在国际上获得许多大奖。近年来，深圳设计行业发展势头愈发强劲，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以年均超过20%的速度稳健发展。
同时，深圳拥有全球唯一一个以城市或城市化为固定主题的展览——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该展览从2005 年第一届开始至今历时17 年，已成功举办了八届。深港双城双年展一直致力于探讨及反思城市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及建筑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先锋性及公益性。每届双城双年展对深港城市都是一笔有待继续开发利用的矿藏资源，对深港城市共荣、对珠三角区域的产业升级、对新城的启发及区域合作发展，以及对未来世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境外建筑设计进入深圳完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与学界境外设计进入中国的划分相近，但也有深圳的独特之处。在此以改革开放、城市设计处的设立、加入世贸、特区扩大为关键节点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划分。首先是历史背景的分析，从世界、中国、深圳三个层次分时期进行研究，然后着重进行各个阶段境外建筑设计的综合性论述，对境外建筑设计进行数理统计总结、挖掘运行机制、发现内在规律、借鉴资源优势等方面的研究。然而历史本身是持续的，未必有明显的可供分期的时间阶段，故只是为论述方便而设定。
（未完待续）
图22.日本吸收文化示意图
图23.日本建筑师谱系简图
图24.吴同文住宅
图25.梁陈方案
图26.巴兰尼科夫北京规划方案
图27.日本侵华时期制定的“北京市城市规划”
图片来源：
图1、2：引自《被遗忘的神迹 | 前南斯拉夫、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筑》https://www.sohu.com/a/431210446_200550
图3：引自https://cn.bing.com/images/search?q=lissitzky&form=BDCN16&cc=cn&id=7191224113A4146E0F6D486670ADD428BF2D69AD&first=1&disoverlay=1
图4：引自《悬浮的基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总部大楼》城市环境设计.2014,(06)
图5：引自参考文献[4]
图6、7、10、15-21：引自《苏维埃宫——未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美梦》https://www.sohu.com/a/139184779_659274
图8、9、11、12：引 自《Quest for an Image to Serve a Revolution: Design Competitions for the Palace of the Soviets》（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2014）
图13：引自南京大学董金明硕士论文《斗争与妥协——勒·柯布西耶再莫斯科的建筑实践与理论》（南京大学，2007）
图14：引自《The Influence of Hannes Meyer and the Bauhaus Brigade on 1930s Soviet Architecture》（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2018）
图22：根据《设计中的设计》改绘
图23：参考文章《传统再现的技术途径——日本的建筑形态与结构设计的关系及脉络》（时代建筑,2013 年第5 期）内容绘制。
图24 ：引自《绿房子》（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
图25、26：引自《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篇·城市规划（1949——1995）》第二卷上册（北京，1998）
图27 ：引自《北京的都市计划》（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学报，1987）
注释：
1 所谓“境”为关境而非国境。从关税制度来看，对特殊区域设立的关税区相对中国大陆属于“境外”，如香港、澳门。从历史变迁及地理界限来说，属于国家领土的地区但未实施管辖权的也称为“境外”，台湾属于此例。本文中境外建筑设计通常是指境外建筑设计师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建筑设计。论及其他国家的境外建筑设计时，也以此概念指代境外设计师在非本国（本地区）的设计。
2 境外建筑设计师并非以国籍而论，而是以基础专业教育在境外完成来界定。即专业性质的本科教育及之后教育在境外完成，从而行成了不同于境内教育体系的建筑专业价值观。
猜你喜欢建筑师苏联深圳胖胖的“建筑师”新作文·小学低年级版(2022年5期)2022-08-30深圳欢乐海岸喜茶LAB店现代装饰(2020年11期)2020-11-27当建筑师小学生导刊(2017年19期)2017-07-19深圳汽车与安全(2016年5期)2016-12-01深圳医改破与立中国卫生(2016年9期)2016-11-12梦想成真之建筑师儿童故事画报·智力大王(2015年12期)2016-01-23深圳“去编”激起千层浪中国卫生(2015年7期)2015-11-08苏联出版节的由来及其变迁新闻前哨(2015年2期)2015-03-11苏联克格勃第五局俄罗斯问题研究(2012年1期)2012-03-25挥之不去苏联人心态俄罗斯问题研究(2012年1期)2012-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