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方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客家文化学院，广东 河源 517000）
郑州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最早兴起的地区之一。郑州西山古城距今4800—5300 年，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早期城址之一。郑州商城规模宏大，是商代早中期的政治中心。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其弟叔鲜于管（今郑州市中心城区）。春秋战国时期，管也是诸侯争锋的重镇。然而，秦汉以降，管却长期未被设为县治。直到隋唐时期，管城才再度兴起，成为县城、州城。学术界对郑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学领域，从历史地理角度对秦汉至隋唐时期郑州的研究相对较少。①秦汉至隋唐时期郑州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有陈隆文、耿晓洁：《郑州行政区划的变迁》，载《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 年第3 期，第39—42 页；
杨丽：《试论古都郑州的发展历史及特点》，载《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年第4 期，第53—56 页；
任艳、李静兰：《试论郑州地区早期运河对荥阳故城的影响》，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 2 期，第 125—128 页。基于此，笔者拟以今郑州地区中心城市在秦汉至隋唐间的迁移为线索，对管城（郑州）在隋唐时期兴起的历史地理因素予以分析。
郑州地区位于伊洛河中下游洪冲积黄土丘陵平原到黄河冲积扇平原的交界地带，以黄河冲积扇的扇顶区为核心，西部、西南部为豫西山地前缘的浅山丘陵，向东就是广袤的黄淮平原。从陆路交通看，由洛阳东出黄淮平原的成皋道东西横贯；
从水路交通看，黄河在北，蜿蜒而过，历代开凿的运河也由此引黄河而连通东南，可谓“雄峙中枢，控御险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云：“由秦而上，晋楚于此争霸；
由秦而下，楚汉于此分雄。后之有事者，未尝不睥睨此地而决成败焉。”[1]作为洛阳的东方门户，秦汉隋唐间郑州地区的州郡级行政中心始终沿洛阳通往东方的成皋道移动。秦汉魏晋时期，荥阳一直是区域内最重要的城市。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由于军事攻防的需要，虎牢（成皋）又成为军政中枢。隋唐时期，管城蓬勃而兴，成为新的区域中心。
荥阳（今郑州市古荥镇）位于洛阳东出黄淮平原的要冲，“为洛阳之门户”[1]。从荥阳向东，地势逐渐向黄淮平原敞开，因而荥阳不仅是洛阳东向防御的重要屏障，而且其地处洛阳通往黄淮的成皋道的交通要冲，是控制洛阳东向交通的门户。
从宏观地理位置考察，荥阳地处豫西山地与黄淮平原交接的山麓地带，荥阳向东，即进入黄淮平原，平坦开阔，无险可守；
而荥阳以西，豫西群山绵延交错，或断或续，只有成皋道一线孔道，迂回其间。从微观地理位置考察，秦汉荥阳城“跨倚冈原，居山之阳”[2]，北靠广武诸山，东濒荥泽，南临索水。经考古勘探，荥阳故城北窄南宽，略呈梯形，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城址面积近300 万平方米。城址南临索河，北倚广武山，城外向东为一片凹地，即古荥泽遗址。[3]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位置看，荥阳都位居冲要之地。诚如范雎与秦昭襄王论霸业云：“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
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韩国）断而为三。”[4]可知，荥阳地处洛阳东出黄淮的成皋之道与上党连通中原的太行道的交汇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荥阳不仅控扼成皋道，是古代陆路交通的要冲，而且荥阳地当黄河与鸿沟的汇合处，也是重要的水运枢纽。鸿沟是人工引用黄河水凿成的水道，由荥阳引河水向东，经魏国都城大梁，再折向东南，经由陈（今河南省淮阳区），流入颍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4]。魏惠王扩建鸿沟，使鸿沟成为当时水运交通网的骨干水系。从荥阳经由鸿沟水系连通河、济、汝、泗、淮、菏诸水，可北通曹卫，东达江淮，荥阳也由此成为水运交通的枢纽。
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 年），秦攻占荥阳之后，即在荥阳附近修筑敖仓。敖仓上连河水，下接鸿沟，位于秦汉漕运的枢纽位置，是当时最重要的粮仓。郦食其与刘邦论天下形势云：“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藏粟甚多。”楚汉相争之际，汉军之所以能保持“兵盛粮多”[4]的局面，除萧何经营关中之外，汉军占据敖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西汉建都关中之后，敖仓仍然是山东漕粮漕运入关的中转站。
由于荥阳控制东西交通的地理位置，且拥有积天下之粟的敖仓，因而秦、西汉两代，长期在荥阳驻有重兵，以此作为镇抚东方的军事重镇。秦末，三川郡守李由领重兵屯驻荥阳。《大事记》卷八《李繇守荥阳》载：“李繇，斯之子也。三川郡治洛阳而繇守荥阳者，盖控扼之要地，鸿沟、广武、敖仓、索水，皆在封内也。”胡三省曰：“秦灭周置三川郡，则其治所当在洛阳；
（李）由盖守荥阳以扞楚。”[5]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于陈县建立“张楚”政权后，即以吴广为假王，领主力大军西攻荥阳。但因秦三川守李由坚守，吴广大军围攻荥阳不下，终至功败垂成。楚汉相争之际，荥阳是楚汉两军争夺的焦点，双方在此长期对峙，反复拉锯。刘邦作为汉军最高统帅，一直在荥阳指挥前线作战，汉三年，刘邦失守荥阳。郦食其劝刘邦“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4]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 年），淮南王黥布反，薛公与高帝论天下形势，认为若黥布“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胜败之数未可知也”[6]。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也一直在荥阳驻有重兵，作为应急关东事变的战略机动部队。高祖驾崩之际，有“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4]。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 年），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会兵荥阳”，战局发展证明，汉军屯重兵于荥阳，对南面的吴楚、北面的赵、东面的诸齐都构成压力，并可审时度势，选择主攻方向予以打击。诚如周亚夫所言：“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6]可见，秦、西汉两代，荥阳长期是中央王朝镇抚东方的军事重镇。西汉王朝一直在荥阳驻扎重兵，以防备关东事变。顾祖禹论此事曰：“（高）帝以天下新定，恐易世之际人心动摇，故以信臣重兵屯南北之冲。”[1]
秦与西汉王朝都把荥阳视为镇抚东方的军事重镇，在此驻有重兵。一方面，可以凭借荥阳背后的成皋、巩等险关要隘，形成纵深防御线，节节防御，保卫河洛乃至关中；
另一方面，凭借荥阳处于东西南北交通枢纽的交通优势，屯驻重兵，向东可震慑梁宋，东南可攻击江淮，东北可威慑齐赵。一旦东方有变，可以把荥阳的战略机动部队迅速投入战场，取得时间和空间上的主动权。同时，荥阳地处黄河与鸿沟的交汇口，并建有储积漕粮的敖仓，粮食转运便利，也利于大规模军事部署的后勤保障。
汉代，荥阳虽然一直是河南郡所属的县级治所，但由于其军事、交通地位重要，时人常把荥阳与郡并称。汉元帝时，翼奉献言迁都洛阳，“建荥阳，扶河东”[6]，即以荥阳与河东郡并列为洛阳左右肱股。新莽时，开始把荥阳作为郡级治所。王莽篡汉之后，准备营建东都洛阳，在洛阳周围布置“六队”，以为洛阳畿辅辅弼之郡，其中以荥阳为“祈队”[7]。曹魏时期，荥阳正式成为郡级治所。正始三年（242 年），“割河南郡县，自巩阙以东，创建荥阳郡”[2]。曹魏末年，又省荥阳郡入河南郡。①《晋书》卷四十一《魏舒传》载：魏舒在司马昭执政时，“迁宜阳、荥阳二郡太守，甚有声称”。
说明荥阳郡沿袭至曹魏末年。西晋泰始二年（266 年），再次设置荥阳郡，以荥阳为郡治，下辖荥阳、京、密、卷、阳武、苑陵、中牟、开封 8 县。
秦汉魏晋时期，由于水陆交汇、承东启西的地理位置，荥阳一直被中央政府作为镇抚东方的重镇，其地位十分重要。
荥阳的发展，被西晋末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打断。东晋十六国时期，河洛地区战乱不止。在战争环境下，荥阳以西的虎牢以其位据险要、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取代荥阳，成为河洛地区东部的军政中枢。
虎牢，又称成皋，自古就是东西交通的要塞。虎牢建城至迟在春秋时期，《左传》载：晋悼公二年（公元前571 年）七月，“晋师侵郑……孟献子曰：‘请城虎牢以逼郑。’……遂城虎牢”[8]。虎牢在春秋时又名制，为郑国军事要地。②《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二载：“虎牢城，即共叔段之邑也。
”汉晋时在此置成皋县、成皋关。西晋末洛阳陷于刘渊，晋河南尹华荟退守成皋，又与司空荀藩等建行台于密县，传檄四方，推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晋都督河南三郡（河南、荥阳、弘农）诸军事、荥阳太守李矩，坚守于虎牢一带，与刘渊军周旋。
晋室南渡之后，祖逖恢复河南，“营缮武（虎）牢城”[9]，作为据守河南的军事要塞。东晋十六国时期，虎牢与金墉、滑台、碻磝（今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并称河南四镇，刘裕北伐，收复河洛，以冠军将军毛德祖都督司、雍、并三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司州刺史镇守虎牢。以虎牢为大本营，下领河南、荥阳、弘农三郡。元嘉年间，魏宋间几经争夺，北魏最终控制虎牢，在此设北豫州。太和年间迁都洛阳后，又改置虎牢为东中郎将府，作为洛阳东面门户。此后，东魏北齐之北豫州，北周之荥州，隋初之郑州，皆置于此，以虎牢作为河洛地区东部的军政中心。
虎牢之所以见重于各方，主要在于其既有位据险要、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优势，又有控扼东西交通要冲的地理位置优势，符合古时建城设镇“守其要害，险其走集”[10]的地缘军事战略原则。
虎牢之重要，在于其位据险要、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优势。虎牢城北临黄河，绝壁高矗，盘行峻极，“岳渎会险”，尽得山河形势，堪称“天设巨防”[11]。西汉时在此置成皋县。东晋初，祖逖北伐，又增建虎牢城，凭高设险，以为重镇。祖逖所筑虎牢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四望甚远”[9]，与成皋县城东西相望，形成虎牢、成皋二城互为呼应的双城形态。其后，各方势力相互攻伐，虎牢城几度易手，攻则损毁，守则营缮，屡有损建。刘宋、北魏对峙时期，宋司州刺史毛德祖又加固虎牢城的城防工事。时虎牢城内外有四重城、两道沟堑，其形势据《水经注》所载：“成皋县之故城在伾上，萦带伾阜，绝岸峻周，高四十许丈，城张翕崄，崎而不平。……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观，临河，苕苕孤上。……河水南对玉门，昔汉祖与腾公潜出，济于是处也。门东对临河，泽岸有土穴，魏攻宋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唯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2]可知，其城北临黄河，东临汜水，崖岸高四十余丈，孤竦高耸，形势十分险要。
北魏泰常七年（422 年）九月，北魏乘宋武帝刘裕新死，遣司空奚斤南渡黄河，向刘宋发动进攻。十一月，奚斤进逼虎牢。刘宋以都督司、雍、并三州诸军事，司州刺史毛德祖镇守虎牢。毛德祖据虎牢城力战，屡破奚斤。景平元年（423 年），魏黑抬将军于栗磾率军由河阳强渡黄河，攻取金墉城。刘宋河南太守王涓之弃城遁走。时刘宋沿河诸镇大多失守，虎牢渐成孤城困守之势。北魏援兵陆续赶来，向虎牢发动总攻。毛德祖凭借虎牢坚城固守，魏军久攻不克。四月，魏明元帝亲抵成皋，督军攻城，仍然难以破城。魏军强攻不下，又切断城内水源。虎牢城中，人马饥渴疲乏，终于在闰四月二十三日被魏军攻破。北魏遂占领整个河洛地区。毛德祖在外无援兵、内绝水源的情况下，能坚守虎牢孤城200 天，也说明虎牢城地势险要，确有易守难攻之势。
虎牢之重要，还在于其控扼东西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优势。虎牢所在的成皋道沟通伊洛盆地与华北平原，是中国古代东西交通最重要的通道，所谓“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6]。出伊洛盆地向东，北有黄河，南有嵩山，嵩山北脉向北伸延，山原相属，直逼河岸，只有成皋道穿行于山河之间，逶迤可行，东西交通，全赖此一线孔道，虎牢关正是这条孔道的咽喉要塞。
对于防御而言，虎牢自古就是洛阳的东面屏防。控制虎牢关，可以阻敌西进伊洛盆地之路，保卫洛阳安全。汉初，刘邦与大臣论雒阳形势，群臣皆以成皋为雒阳东面屏障：“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4]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 年），为防御黄巾起义，在伊洛盆地周边险要处设雒阳八关[7]，其中东面的旋门关即位于虎牢关以西不远处。晋代，又在洛阳以东设成皋关，掌控洛阳东门管钥。
对于进攻而言，虎牢是控扼交通的要冲，便于向各个战略方向展开军事行动的军事交通枢纽，被称为“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12]的战略要地。控制虎牢关，就控制了伊洛盆地与华北平原间的咽喉要道，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既可以阻塞敌方军队、给养的运输调动，又可以保障己方交通的通畅，据此主动出击，机动作战。
早在先秦时期，虎牢（成皋）就已被兵家所关注。在韩赵魏三家破智氏，瓜分智氏领地之际，段规曾劝韩王一定要争取得到成皋，以便日后以此作为攻略郑国，进图中原的前进基地。楚汉相争之时，双方都把成皋的争夺作为首要战略决策。娄敬曰：“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4]以争成皋之口作为取胜之关键。
晋成帝咸和三年（328 年），前赵国主刘曜于河东大败后赵中山公石虎，又自大阳津南渡，围攻洛阳，一时“襄国大震”。但刘曜谋虑不周，忽略了占领成皋关对控制伊洛盆地的决定性意义，倾力围攻金墉城，而没有在成皋关布置力量阻击后赵援军，终致功败垂成。相比之下，石勒在战略考虑上更胜一筹，对成皋关的防卫十分重视。在驰援洛阳途中，石勒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
阻洛水，其次也；
坐守洛阳者，成擒也。”石勒至成皋，见刘曜未派兵驻防，“大悦，举手指天，又自指额曰：‘天也！’”[9]遂兼程而进，直驱洛阳，大败刘曜，进而翦灭前赵。
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战争形势下，虎牢以其控据险阨的地理位置，成为洛阳以东地区的军政中心。以虎牢作为军政中心，是适应战争形势的特殊举措，以充分利用虎牢控扼险要的地理优势。战略进攻时则整师以出，无兵不赴急之忧，战略防守时，则壁垒森严，取易守难攻势。
隋唐时期，今郑州地区的行政中心由荥阳、成皋转移到管城。这一中心城市的转移过程，始于隋开皇十六年置管州和管城县，其间又有反复，完成于唐贞观七年，最终徙郑州治所于管城。
管作为地名，始于商周之际。《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封弟叔鲜于管”，《正义》引《括地志》云：“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城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4]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 年），晋楚邲之战，楚军“次于管以待之”。杜预注曰：“荧（荥）阳京县东北有管城。……管城，管叔所封也。”[8]虽然管城很早就见于史籍，但直到隋初，一直没有成为县级治所。秦代以后，管城或隶属其东面的中牟县，或隶属其西南的京县，盖中牟、京二县东西接壤，管城地当二县交界，隶属或有变易①《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均言管城属中牟县。《汉书·地理志》曰：中牟县“有筦叔邑”，颜师古注云：“筦与管同。
”《后汉书·郡国志》“中牟县”条载：中牟县“有管城”，李贤注云：杜预曰‘管国也，在京县东北’。
《汉书音义》曰：‘故管叔邑。
’”西晋杜预注《左传》则云管城在京县东北；
《魏书·地形志》“中牟县”下和“京县”下都系以“有管城”。
盖中牟县于北魏太平真君八年至景明元年间曾废省，其间管城属京县。
而京县又废于北齐，管城又归属中牟县。。
隋初，仍以成皋（虎牢）为郑州治所。开皇十六年（596 年），分内牟县（今河南省中牟县）置管城县，并析郑州、汴州置管州，以管城为州治。管城一跃而成为县城、州城。大业二年（606 年），将原郑州、管州合并，又并入原汴州所辖之浚仪、开封二县，滑州所辖之酸枣县，以管城县为州治，名郑州。大业三年，改郑州为荥阳郡。实际上，就是将郑州的州治由此前的汜水（开皇十八年改成皋县为汜水县）迁移到管城。武德四年（621 年），唐王朝攻占洛阳前后，又各以管城、武牢（汜水）为治所，分置管州、郑州。贞观元年（627 年），废管州入郑州，以武牢为郑州治所。至贞观七年（632年），将郑州治所由武牢迁至管城。管城最终取代荥阳、成皋成为新的区域行政中心。
管城取代虎牢，是战争环境进入和平环境下区域中心城市选择的必然结果。战争时期虎牢控扼险要，“作固伊雒”[11]。但进入和平时期，虎牢作为军政中心，地势险要，反而不利于其与腹地的联系。州城迁往交通便易的平原地区，已势在必行。虽然唐初由于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需要，一度又在武牢设置郑州，但随着天下平定，管城最终取代武牢，成为河洛地区东部的行政中心城市。但是，此次中心城市的迁移，为何不是由虎牢迁回传统的行政中心荥阳，而是迁到新设置不久的管城呢？
（一）南北交通路线的变迁
管城之所以能够取代荥阳，主要在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政治军事形势变化以及邺城兴起引起的交通路线变迁。
荥阳自古是水陆交通要冲，地处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在东西方向上，由河洛地区东出的成皋道自荥阳向东开始进入平原地区。在南北方向上，荥阳在春秋战国时长期是南北交通要冲，其地北通河内，南连荆楚。由荥阳往北，经五社、板渚诸津北渡黄河，可通往河内、上党。范雎说秦昭襄王：秦兵若攻取荥阳，可“北斩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兵不下”，即指此而言。由荥阳往南，经由陉塞，可通往淮汉。陉山为嵩山东支，在今河南省新郑市与长葛市交界处，古时是沟通南北的要隘。苏秦论天下形势云：韩国“南有陉山”，楚国“北有陉塞”，以陉山为南北之塞。[12]
东汉以后，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对立的局面也逐渐形成，南北争逐的锋面，往复于黄河至江淮之间。同时，邺城逐渐兴起，魏晋以后成为黄河流域的重要都会。随着南北对立形势的形成和邺城的兴起，各条道路在全国交通网络中的重要性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以邺城为重心的河北地区通往江淮地区的道路成为南北交通的干道。当时从邺城南下，主要从黄河上的白马津、灵昌津和酸枣津3 处渡口渡过黄河。荥阳由于距离这3 处渡口较远，在南北交通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相较之下，管城地当酸枣津南下道路的要冲，由管城向东北还可至滑台，经灵昌津和白马津渡河。而且由管城向南，可直通许昌。东汉以降，许昌与邺城成为大河南北的2 处重镇，而管城正当邺城、许昌之间，且控揽白马、灵昌、酸枣三大渡口，其交通地理位置日渐重要。
1. 白马津
白马津，又名黎阳津，位于黎阳县（今河南省浚县东北）与白马县（今河南省滑县东）之间，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自古就是江淮连通燕赵的要津。楚汉相争时期，郦食其论天下形势，劝说刘邦：“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4]即以白马津与成皋等地并举为天下冲要之地。北齐时，为加强对白马津的控防，在此设白马关。①《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卫州黎阳县”条载：“白马故关，在县东一里五步。……高齐文襄征颍城，仍移石济关于此，即造桥焉，改名白马关。
周又改名黎阳关。
”廷尉少卿阳斐为加固关防，“中河起石潬，两岸造关城”，形成两岸关城相峙，河中石潬呼应两岸的格局。[13]
2. 灵昌津
灵昌津，又名延津，位于卫县（今河南省滑县西南淇门渡）与灵昌县之间的黄河上。《元和郡县图志》卷八载：“延津，即灵昌津也，在（滑州灵昌）县东北二十二里。”[10]“石勒之袭刘曜，途出于此，以河冰泮为神灵之助，号是处为灵昌津。”后赵建武十年（344 年），赵主石虎曾试图在灵昌津建河桥，“采石为中济”，就是在黄河中流投入巨石，企图垒成石墩，造成形如盟津、蒲津2 处河桥的中潬，然后再连接两岸，但由于河流湍急，投下的巨石随即顺流而去，“用工百万，经年不就”[2]。灵昌津虽然未能造成河桥，但也说明灵昌津在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 酸枣津
酸枣津，又名棘津、石济津，位于汲县（今河南省汲县西南汲城镇）与酸枣县（今河南省延津县西北）之间的黄河上。《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卫州汲县”条载：“黄河，西自新乡县界流入，经（汲）县南，去县七里谓之棘津，亦谓之石济津。《左传》：‘晋伐曹，曹在卫东。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是也。宋元嘉中，遣宣威将军垣护之以水军守石济，亦是此处也。”[10]
南北朝以降，白马津、灵昌津和酸枣津日渐重要，尤其是白马津，已经成为和洛阳以北的河阳津同等重要的黄河要津。隋初，隋文帝诏治刘昉、宇文忻、许士彦等谋反罪，言昉、忻、士彦之徒，密谋“捉黎阳之关，塞河阳之路”，即以黎阳与河阳并列为河北通往河南两大要津。仁寿四年（604 年），杨谅据并州反。兵分五路，其中进图河南的两路也是分道直驱河阳和黎阳：一路以大将军余公理“出太谷，以趣河阳”，一路以大将军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阳”[14]。
随着白马津、灵昌津和酸枣津在南北交通中重要性的提高，管城的交通地理位置也日渐重要。南北争战行旅，由白马津或棘津渡过黄河后，沿黄河南岸向西南行进，在管城与东西向的成皋道相交；
或南下许昌，再由许昌向南，经唐州可达襄汉；
经蔡州可达淮上。隆安二年（398 年），东晋宁朔将军邓启方、南阳太守闾丘羡率兵攻打滑台，即被南燕慕容法、慕容和阻击于管城。
相比之下，虎牢、荥阳虽然与管城一样，同处成皋道上，但距离由河北通往江淮的南北大道相对较远，而管城则由于其位于东西、南北大道的交会处，占据了洛阳对外交通的关键节点位置，其交通地位较荥阳更为优越。
（二）区域的中心位置
管城作为郑州治所，还得力于其在郑州辖区的区域中心位置。地理上的居中性是区域中心城市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城市位于区域的中央，则城市与它以外各个方向的联系距离都比较近。这一种有利的中心位置既便于四面八方的交通线向这里会聚，也促进从中心向外开辟新的交通线，从而促使城市的发育”[15]。居于区域中心位置的城市与区域内部各个地区路程较为均等，有利于与区域各地的人员往来和物资交流，便于区域内部的联系和管理。尤其是在平原地区，地理位置居中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因而区域中心城市往往选择在区域的中心位置。这种“择中”的倾向性在中国古代都城和区域中心城市的选址上都有明显的表现。谭其骧、史念海在论述中国古都选址时，也曾论及中心位置的重要性。①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30 页；
史念海：《中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 年，第214 页。不仅国都的选址倾向于地理位置居中性，对于各个地方区域，其中心城市的选择也有“择中”的倾向性。侯甬坚根据贾谊论天下形势所云“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之议[16]，进一步用中心位置的理论来论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选择，指出“择中建都也可在次级区域内得到实现”[17]。出于行政管理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历代王朝在选择各级政区的统治中心时，对治所城市地理位置在区域内居中性的权衡，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隋代行政区划的调整和统合，管城的区域中心位置日益突出。隋代荥阳郡，下辖管城、汜水、荥泽、原武、阳武、圃田、浚仪、酸枣、新郑、荥阳、开封11 县。以管城为郡治，圃田、浚仪、开封在管城之东，新郑在南，汜水、荥泽、荥阳在西，原武、阳武、酸枣在北。唐代郑州下辖管城、荥阳、荥泽、原武、阳武、新郑、中牟7 县，在这7 个县之中，管城地处整个郑州辖境的中心位置，荥阳、荥泽、原武、阳武、中牟、新郑环绕于四周。隋唐时期，以管城为郑州（荥阳郡）治城，与州（郡）境内各县城的联系都较为方便，宜于行政管理和物资集散。
管城正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居中性，得以在隋唐王朝对河洛地区东部行政区划的整合中脱颖而出，取代传统的荥阳、成皋等城，成为区域中心城市。
在管城地位日渐重要的同时，荥阳却在十六国时期毁于战乱，丧失了其作为行政中心时积累的优势。北魏重建荥阳时，已把荥阳县城移治大索城（今河南省荥阳市）。管城与荥阳同处于成皋道上，两地之间也没有山河阻隔，联系便利。而管城的位置比荥阳更靠近平原地区，也更靠近南北大道，这使得管城最终能够取得洛阳都畿地区东部的中心城市地位。唐代，由于管城地值“天下大逵，肘武牢而咽东夏”[18]，是洛阳通往东方的交通要冲，故颇受朝廷重视，“比之列藩，实为剧郡”[19]。显庆二年（657 年），高宗定洛阳为东都前，曾“曲赦郑州”，以示优抚。[20]开元中，“定天下州府”，郑州以临近东都洛阳，“环天子之居”，被定为“雄州”②《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唐纪六十》：“开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诸都督护府外，以近畿同、华、岐、蒲为四辅，郑、陕、汴、怀、卫、绛为六雄。”刘禹锡《郑州刺史东厅壁记》：“案国章以甲乙第方域，大凡环天子之居为雄州。郑实迩王畿，故望雄。
”（《全唐文》卷六百六）。管城成为郑州治所后，得到政府各方面的支持，再加上其本身的水陆交通优势，得到很大发展，进一步奠定了管城的区域中心地位。
隋大业年间，随着今郑州地区的政区统合，管城后来居上，代替传统的荥阳、成皋等城市，成为新的区域中心城市。隋唐时期的管城兼具洛阳都畿地区门户位置和州郡区域中心位置的双重优势，既便于与东都洛阳的联系，又便于与州郡区域内各级城市的联系，适合于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的需要，因而在和平重建的环境下，成为隋唐都畿地区东部的中心城市。隋唐时期管城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地位的确定，适合区域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因而保持了此后1400 年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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