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置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抗美援朝”这场不同政治语境中有不同含义甚至名称亦不相同的战争中，巴金以“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去尽“抗美援朝”的使命或义务，使其歌颂与诅咒都成为一种符合特定政治目的的政治行动，从而偏离了他自己一贯的文学写作原则，这种“政治进步”与“创作失败”现象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特有的普遍现象，值得深入总结和思考。
[关键词]巴金；文艺工作者；政治写作；中年迷失
[作者简介]子张（1961-），本名张欣，男，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杭州 310023）
一
因为箧中藏有两种巴金“抗美援朝”题材的旧书，平明出版社一版四印的《英雄的故事》和作家出版社一版一印的《李大海》，多年来一直想找个合适的角度打量它们，以期较准确地理解作者在特定背景下的写作意义。无奈于世俗生活奔忙中始终无法聚焦这两本纸张泛黄、年代久远的小书，也一时想不明白它们让我感觉隔膜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近日会期的临近，促使我在每晚睡前重新打开它们，背景、故事、人物、氛围、运思、修辞、意蕴，一篇一篇地读，一点一点地想，那些看似尘封已久的秘密似乎慢慢被打开，我好像有了对中年巴金面临时代和自身重大转换时刻那种特殊心思和姿态的一份贴近和理解。
我也想看看在以往若干年中，人们是怎么看，又怎么描述彼时彼刻的巴金和他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写作的。
大致说，对巴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阶段文学写作的评议存在着时空方面的不同和前后之间的差异。在国内，从发表初期到“文革”前后经历了几乎是冰火两重天的过程，至九十年代才渐渐回归到文学本身的评价范围；在海外，则一直被视为巴金创作衰退的迹象。
由于发表初期一直到“文革”中“冰火两重天”式的评判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此处也就从略，只对九十年代两部重要教材中的评价要点略略引述，以見一斑。1999年北大出版社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六章《小说的题材和形态》第一节“小说家的分化”将巴金归入“开始了他们在取材、艺术方法、作品风格上的改造，以适应新的文学时代的需要”的“另外一些小说家”，又引述巴金自己的一句话描述他这一时期的写作：“巴金在朝鲜战争期间，到前线生活了七个月，后来，出版了以此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1959）和《李大海》（1961）。‘我多么想绘出他们的崇高的精神面貌，写尽我的尊敬和热爱的情感。然而我的愿望和努力到了我的秃笔下都变成这些无力的文字了’——这一自我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形的。”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0页。（文中巴金语出自《李大海·后记》）同年出版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只在第一章《迎接新的时代到来》第三节《寻找时代的切合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中对其“抗美援朝”题材作品略说几句：“50年代以后，巴金虽然作为一位有声望的进步作家受到社会的尊重，但他原来的社会理想显然变得不合时宜，事实上他也主动放弃了对信仰的宣传，只是保持了热情的文风，用来抒写对新的政权和新的时代的歌颂。巴金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有官方安排的各种出国访问（包括到朝鲜战场去‘体验生活’），然后写出各种游记、随感和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虽然写得不少，但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写作动机下很难发挥他的创作优势，他所擅长的抒情艺术也显得琐碎而空洞。”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与此相关的是，同样在九十年代末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小说、散文卷，巴金同时期的作品也都落选，只在报告文学卷中选收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和《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两篇。
海外的评述，自然不能忽略夏志清在他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巴金创作的分析。夏志清在该书第三编第十四章《资深作家：茅盾、沈从文、老舍、巴金》中涉及到巴金，主要分析了他在抗战以后的小说写作，只以这一部分的最后一段文字谈及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巴金，发出了“不免为巴金感到悲哀”的感叹。他写道：“在过去，巴金对于共产主义作了不经意的贡献，可惜在共产党的眼光中，他是个不太正确的作家。他的革命热诚，从来没有符合过党的路线；他的人性主义，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感性。因此，他两度被派往朝鲜，去改造他对世界的看法，去亲历其境体认党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英雄主义’。从他后来所作的韩战印象看来，经过改造后的巴金，似乎下定决心，彻底改造自己，因此他赋予中国和北韩士兵一种超人的力量和坚忍，同时以极其丑恶的色彩，来诋毁美国。”接下来，夏志清引述了巴金关于“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一段文字，揶揄道：“当我们想到一个曾经一度效忠真理的作家，居然编织起在零度以下的天气，看到苍蝇繁殖的浅薄谎言时，不免为巴金感到悲哀。”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水晶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1-332页。
另一种是1977年，由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支持编写、香港观察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对这一时期的巴金作出了这样的评述：“老作家巴金于1953年春随慰问团赴朝鲜战场访问，写有十多篇通讯报告，收集在《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后来又写有若干短篇小说，出版有《英雄的故事》和《李大海》等书。在这些作品里面，尤以收集在《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的一些篇章，如《我会见了彭司令员》等较为读者所喜爱。应该承认，巴金终竟是一个创作修养丰富的作家，对人对事都颇容易抓住那最为主要的特征而加以具体细致的刻划，加上那流畅优美的笔调，极能引动读者的感情，对彭德怀那种沉重而坚毅的军事家的性格，亲切而温雅的风度通过一次短暂的会见表现得那样细致入微，跃然纸上。当然，比较起来说，巴金的创作的黄金时代是已经过去了，对于这样一个以暴露封建大家庭悲剧而著称的作家，写这种他还未熟悉的题材多少有点力不从心的，况且现实的环境又实在没有多少可让他发挥的机会。十多年的时间，只有这么一点东西，实在是可怜的。”接下来在言及另一位作家靳以时又追加一句：“……和巴金一样，颇令人有每况愈下之叹。”
林曼叔、海枫、程海：《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香港：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第255-256页。
二
由上述海内外学者们的评述来看，不消说，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作家巴金显然没有得到与其历史地位相称的新评价。在大家眼里，他虽然主观上颇为努力，而事实上却并不怎么成功，整体上出现了创作质量下滑的态势。故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1949-1976差不多近三十年的时段里，无论从主流文坛还是从非主流的个人写作角度，巴金均已被其他写作者所取代，特别是“文革”十年，他完全变成了一艘历史的沉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即便不考虑“文革”这段非正常历史对他的政治性审判，而仅仅着眼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最初几年，巴金主观努力与创作实际之间的不平衡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应该怎么理解这一奇特的现象？或者说造成巴金文学写作“每况愈下”的根由是什么？巴金怀着一腔热情写下的这些数量众多的“抗美援朝”题材的小说、通讯、散文究竟失败在何处？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一集，也就是《文学理论卷1》在“现实考察篇”这一栏目中收录了巴金1962年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大系》之所以收入这篇讲话稿，可能是考虑到巴金在经历了1958年姚文元式的批判之后发出的正面抗议的意义。的确，巴金的讲话由对“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的“顾虑”而提出了“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命题，可是，这还不是巴金经过“文革”之后《随想录》式的根本性反思，他在发言后半部分一再强调的仍然是自己从毛泽东《讲话》中得到的“真理”，故而整篇发言仍然可以视为巴金对自己进入“毛泽东时代”后文艺观念转变的一次表态，这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文艺工作者”，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战斗的武器’和‘教育的工具’”
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文学理论卷1》，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08页。。只有从这样的背景上，才可能找到理解巴金“抗美援朝”写作的路径，从而看到他对人类文学写作传统以及他自己曾经拥有的文学精神的偏离。
并非说“遵命文学”绝对不会产生好的作品，也并不是任何情况下的“主题先行”皆不足取。问题的要害不在这里，而在于是否仅仅从“遵命”“主题”出发而背弃了“文学”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否放弃了作家“主体”的慎思明辨以及对艺术的判断力。不错，巴金先后两度赴朝，前后一年多时间，没有理由怀疑这样的生活体验会不深入，更没有理由认为巴金的一腔热诚不真实。问题在于面对“抗美援朝”这场不同政治语境中有不同含义甚至名称亦不相同的战争时，巴金是以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去尽自己的“抗美援朝”使命或义务的，这当然跟创作“激流三部曲”“抗战三部曲”时的情况全然不同，也跟奥登在中国写《战地行》、纪德访问苏联之后撰写《从苏联归来》、帕斯捷尔纳克写作《日瓦戈医生》全然不同。无论歌颂英雄还是诅咒敌人，都是一种符合特定政治目的政治行动，这也正如平明版《英雄的故事》之“内容提要”所云：“使人感动的不是作者的文笔，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
巴金：《英雄的故事》，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是的，“崇高品质”！“英雄气概”！这才是作者写这些作品要时刻注意突出的与“抗美援朝”军事行动相呼应、相统一的时代政治主题。拿《英雄的故事》中的具体作品来说，《坚强战士》无论所依据的人物原型张谓良还是写在小说中的“他”，本来也完全可以写成一篇具有“七月派”风格的、着眼于人的生命强力自身的作品，或者写成《日瓦戈医生》那样以悲悯眼光审视战争对人性戕害的作品，然而巴金把所有其他可能统统放弃了，他在这篇小说里所着眼的是这位战士以对祖国和领袖的“忠诚”为基础的一种政治品质：“坚强”！作者固然也几次写到了“他”在生命几近结束时对于死亡的恐惧（第12页），一次又一次的绝望（第36页）和对生存的本能渴望（第27、41页），这些地方都写得真实、细腻。可最终让他获得力量的是长期革命教育中形成的政治信仰。在小说的第一小节中，我们就看到了后来非常流行的一种心理描写：“小小的笔记本是他在一个多月前托人从祖国买来的。他翻开第一页，就看见毛主席的照像。他呆呆地望着毛主席的脸。毛主席带着慈祥的笑容在看他。他不由自主地带着感激轻轻唤了一声：‘毛主席。’毛主席好像就在他的面前。他很激动，他觉得他身上突然添了一股力量。他小心地把照像从笔记本上撕下来，小心地摺好照像放在棉军服的右边小口袋里面。他带笑地在心里说：‘我会克服一切的困难。我一定要活着回连队去。’”（第15页）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事关荣誉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贞操观念，就是宁死不做敌人俘虏的节操意识。小说第一节就写到“他”的另一种心理：“我不用担心，我还有武器。如果让鬼子发觉，第一颗手榴弹可以炸死几个鬼子，第二颗手榴弹就用来跟鬼子拼。我绝不做俘虏。”（第13页）小说第二节中又有一段：“大家都把我们叫做最可爱的人。如果爬不回自己的阵地，落在美国鬼子手里，那才丢人！”（第20页）类似的心理描寫反复出现，如第六节中：“同志们怎么想我呢？如果我不回去，他们会以为我给鬼子抓俘虏了。不行，我决不让敌人抓我俘虏！即使我再没有机会打鬼子，我也不能死在敌人阵地上。”（第31-32页）
《英雄的故事》之二《一个侦查员的故事》从小说角度而言，并没有写好，近乎一篇人物采访，中间又穿插一些朝鲜百姓拥护志愿军的事情。而通篇要突出的主题无疑还是政治性的，其中也有关于侦察兵军事纪律与政治节操的透露：“出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带两颗手榴弹，一颗用来对付敌人，另外一颗留着给自己用。我们侦查员是不能够让敌人捉住的。每个侦查员都预备着一颗手榴弹，到必要时候就用它来让自己跟敌人同归于尽。”（第57页）这当然也是作者要表彰的政治品质，并以此来尽“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尽的义务。
再看另一篇《黄文元同志》。从小说前半部分所写人物的一些生活细节，似乎可以预期能够出现一篇像茹志鹃《百合花》那样的纯净委曲之作，可是最终，小说的重心还是放在了人物以个人牺牲而坚守军纪、“立功”、赢得至高荣誉这一方面了，因而“黄文元”与其说是一个小说人物，不如说是一个富有特定时代政治内涵的“道德楷模”，小说第十四节以师长的话表达这一题旨：“他那种感情不简单啊！不能让他埋没。这样高的道德品质……我实在没有话说。”（第131页）
从文学写英雄与荣誉的角度，原本并没有特别的禁忌，历代文学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及其所拥有的个人牺牲精神亦足以唤起读者的崇敬，即使就《黄文元同志》所写的黄文元这个具体的人物而言，其作为一个普通士兵身上所体现出的强烈的荣誉感和坚忍的牺牲精神也是令人敬佩的，问题是要不要把这种士兵的荣誉感和牺牲精神非得往塑造道德楷模的路上靠？以及除了对这种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及其内在的忠于职守的品质的尊崇之外，还有没有对诸如战争残酷、人性丰富、生活多面等诸多层面展开的可能性？可惜，曾经那么善于体贴人性之深厚细腻的作者，当以“文艺工作者”身份走上战场时，视野却似乎变得狭窄了。
比较起来，《英雄的故事》中四篇作品，只有最后一篇，也是最短、最不起眼的《爱的故事》，比较接近巴金早已成熟了的风格。因为在这里，也许是作者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也许是忽然又意识到了文学的人性视角，也许是所处理的题材本身的特殊，而没有出现过多的政治宣传式的辞藻，也没有生硬地往“抗美援朝”主题上靠，而是相对比较自然地写了一位志愿军战士和一位朝鲜残疾儿童不寻常的“友情”，突出了“爱”所产生的跨越种族、血缘、国别的动力，尽管从大的背景上还存在着敌我对立的障壁，但毕竟让读者看到了战争当中人性温馨的一面。那么，這是不是意味着，“文艺工作者”的巴金犹未真正地“脱胎换骨”，而仍然有所保留，且一不小心就会重返真正的文学野地呢？
三
八年之后的一九六一年，巴金编好并出版了另一本“抗美援朝”题材小说集《李大海》。除《代序》《后记》外，共收入七个短篇，依次为：《副指导员》《回家》《军长的心》《李大海》《再见》《团圆》《〈飞罢，英雄的小嘎斯！〉》。
不过，总体而言，此集与《英雄的故事》在实践文学为政治服务和履行“文艺工作者”使命方面并无大的不同，虽说有几篇在小说叙事技巧上似乎贴近、细腻了一些。如果从对人性的关照和人物性格的刻画角度看，或许《团圆》《〈飞罢，英雄的小嘎斯！〉》两篇比较靠近《英雄的故事》中那篇《爱的故事》，而故事情节又曲折了不少。特别是《团圆》，大概算是这两部小说集里相对最完整丰满的篇什了。
《副指导员》《回家》《李大海》三篇正面表现志愿军英雄张林、李明、汪勇、李大海的事迹，“抗美援朝”主题的呈现也就更为明显。同时，在表现人物的政治品质时，还增加了家庭出身、个人经历诸方面历时性的强化，从而为其英雄行为寻找道德、历史依据。比如《李大海》一篇就借助部队宣传干事之口追述了李大海“小时候在地主家里放羊被打”、父亲死在地主家里、自己“十九岁又给国民党抓去当兵”的经历（第81页）；《副指导员》中的张林、张强兄弟也有类似经历，弟弟张强介绍哥哥时如此表述：“我们弟兄自小在地主家干活，挨打，挨骂，受冻，挨饿。解放后斗了地主，分了地。我们弟兄一块儿报名参军，一块儿到朝鲜。”（第11页）；《回家》当中的小战士汪勇以自己家里“从前逃过饭，解放了，才有吃，有穿，有房子住。这种幸福从哪里来？我们不能忘恩负义”（第31页）来作为说服母亲让他参军的依据。而《军长的心》《团圆》这两篇写部队高级干部也追溯了他们光荣的“革命”史迹。所有这些，似乎都已经接近当时流行的英雄塑造模式，即一再强调他们的阶级立场以及挖掘他们的光荣经历，以至于越到后来，这种“出身”和“立场”越成为英雄人物形成的必要前提条件。
如此一来，这些作品所塑造的“英雄”，就除了相同的政治品质被刻意放大、强化以外，个性因素几乎淡到没有，甚至连外貌也开始形成后来流行的“高大全”模式（比如李大海“四方脸，紫红色脸膛，浓眉大眼，宽肩膀，高大身材。画上这位又高又大的李大海，在闪着火光的背景里，一只手端冲锋枪，一只手拿手榴弹，押着一大群举起双手、垂下头的畏畏缩缩的美国兵。”第76页）。《军长的心》一篇，最终要表现的也当然是这样的政治品质：“我也一直站在屋子外面，听着机声，想着军长的话，想着我答不出的那个难题。我在揣想他对我讲话时的心情。我越想越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对我来说，这的确‘并不简单’。他考我，要我写出他的心情，我可能交白卷。我不能不承认在他的部队里短短的三个月中间，我已经接触到不少放光的红心了。我觉得接触最多的还是军长的那颗心。”“我好像看见了军长的心，它在放光，它在燃烧。我越想仿佛越看得清楚，我的眼睛越明亮，我的心越暖和。我在一阵兴奋中，有了主意了，我要写一颗放光的红心，即使我写不出军长细嚼从祖国来的咳嗽糖的心情，只要我能忠实地记录下来他的谈话也好。”（第69-70页）
《再见》和《〈飞罢，英雄的小嘎斯！〉》的结构与其它几篇稍有不同，前者写的是在上海与六年前战场上住在一起的熟人谢立云重逢，听他回顾负伤回国后如何重新树立信心改行学表演的故事，后者写战后在成都街头遇到八年前朝鲜战场上结识的吉普车司机吴万山，通过回忆写他们在朝鲜的故事。写法的不同，说教意味的淡化，人物性格的略有突现（吴万山），使这两篇小说确实有了些小说的味道，不过相比之下，还是本集当中篇幅最长的《团圆》更好些。
《团圆》的主要好处，一是人情味的获得，二是故事性的加强，三是性格的塑造。标题《团圆》也把小说的重心标示了出来，就是要写分离近二十年的一对父女在极其偶然的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团圆”；同时，长达二十年的分离，极其偶然、谁都想不到的重逢，父女、朋友双重的重逢又必然强化了故事的曲折性、传奇性；小说中王主任宽宏、深沉、坚忍个性在“认不认女儿”这件事上很有层次地展现。这些因素的确让这篇小说在这个集子里显得突出，自然也就会给读者留下较深刻的印象。难怪当初陈荒煤看了它，会立刻致信作者加以肯定，并组织人马很快将之改编为电影。当然，改编后的电影，在原有父女重逢的主题之外更突出了“革命英雄主义”主题，大大加强了英雄王成的戏份儿，题目也相应改成了《英雄儿女》，不过，即使如此，由于导演、演员的细腻把握，并没有使之概念化呈现，而是着眼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使得王主任、王复标、王成、王芳四个人物形象都较为真实、丰满，也成为“抗美援朝”同类题材中最受观众欢迎的故事片。
自然，说《团圆》好，也只是相对而言，由于“文艺工作者”身份的高度认同感和“抗美援朝”、冷战阵营意识的明确，使得巴金本阶段的同类题材写作都已无法以常规文学理论衡之，即使被《中国新文学大系》收入报告文学卷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和《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也是如此。假如一定要寻求一种语言，或许当年鲁迅评价殷夫“红色鼓动诗”时的“别一世界”说最为恰当。
这也就是巴金一九六二年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中所一再强调的个人从毛泽东《讲话》中得到的“真理”，即把自己当做一个“文艺工作者”，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战斗的武器’和‘教育的工具’”的自觉。
这当然不是原来的巴金，也并非读者心目中的巴金，也不是后来写《随想录》时的巴金。不过，对于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经历过炼狱之苦的写作者来说，这“中年的迷失”倒是更值得总结和深思，更需要从人与时代政治互动的角度加以考察，这样做可能会帮助我们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一个作者写作之路上的探求和这种探求的复杂性，还会帮助我们理解人自身的弱点以及潜能，从而鼓励我们自己敢于面对黑暗和走出黑暗，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拯救。
巴金本人也正是这样做的，若干年之后，他通过《随想录》开始新的自我审视，也通过一篇《怀念胡风》表达了对比他更早陷入不幸而自己也曾伤害过的人们的歉疚，这其中也包括写过另类朝鲜题材小说的路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