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统观百年来的发展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具有五个特征：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的战略性，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的人民性，概念范畴和学科体系的科学性，理论话语发生方式的现实性，以及发展逻辑的扬弃性。这五种理论特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话语。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五维一体；中国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如果将1915年陈独秀于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和以此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视作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思想的理论腹地之一，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从发生到发展，已煌煌百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走过了救亡图存、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等为代表的一批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和处于指导地位的文艺思想体系，考察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的理论逻辑，不仅可以进一步全面认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的历史经验，更可以进一步以此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文论体系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统观百年来的发展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总体上具有战略性、人民性、科学性、现实性、扬弃性的理论特征。
一
战略性，或者说全局性，是就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不是局限在文艺领域内部来思考文艺问题，而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全局中、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来思考文艺问题，将文艺工作作为推动民族解放、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工作来认识、来研究、来推进。这种宏观视野和宏大思维，使得他们的文艺指导思想既重视具体的创作技巧、艺术形式、艺术作品等问题，但又不局限于这些具体的细节性讨论，而是抓住一些原则性、关键性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廓清认识、统一思想，从而扭转整个文艺发展趋势，引领文艺健康发展。
首先，党的理论家总是自觉地把文艺工作置于国家、民族发展全局的高度来思考，把文艺工作作为革命与建设工作的重要部分。在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论》中，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之所以要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是因为目睹“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的现实，主要乃“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所致，故亟待通过“革新文学”而求“革新政治”。[1]289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首要目的也是要解决好文艺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即“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2]34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专门强调文艺问题，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在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中，“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这文武两条战线，缺一不可，文化的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并且五四以来已经在帮助中国革命的工作取得了切实的成绩。基于这样的战略性思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中，毛泽东敏锐地把问题中心聚焦于“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而这样的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却恰恰是文艺界一直忽视的问题。有了这样的定位，毛泽东提出了“普及与提高”“齿轮和螺丝钉”“统一战线”等崭新的命题。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辞时（以下简称“祝辞”）首先就指出繁荣文艺事业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这个重要性和历史性主要就体现在邓小平同志是从两个文明的高度来认识文艺工作。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既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文艺工作“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3]5都是一个其他部门无法代替的大有可为的重要事业。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北京讲话”），也同样体现出这样的战略思考。我们知道，召开这个座谈会，习近平同志是早有考虑。但为什么文艺问题会成為党的最高领导人思虑良久的问题，同样是因为习近平同志是把它“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习近平同志从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出发，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和文艺工作者作用重要、使命重大。
其次，党的理论家总是能够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通过文艺工作的变革，来引领和推进时代和社会的整体变革。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往往都是敏锐捕捉时代潜流、深刻把握历史巨变、鲜明体现发展大潮的理论成果，具有引领性的作用。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产生广泛影响的文艺思想文献，基本都是产生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1917年，这是晚近中国无论思想、还是社会即将发生整体性大变革的年代。在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浩浩荡荡兴起，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延安讲话”发表的时间是1942年，这也是一个中国历史即将出现关键性转折的年份。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将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向战略反攻阶段并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时间节点。日本战略重心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实施，使得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党的根据地和革命事业遭遇挑战。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特别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还没有很好地和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结合起来，革命的文艺还没有很好地和革命工作结合起来，所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2年4月10日的工作会议上正式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确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5]在“延安讲话”的指导下，延安文艺迎来了一个人民文艺的新时代，涌现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漳河水》《荷花淀》等一大批传世之作。1979年，同样是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同志宣布“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3]4在四个现代化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时代，文艺工作也面临新的形势。他尤为强调“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3]5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因此成为他十分关心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是比肃清流毒更为重要的创作任务，旨在借此激发更多的人民群众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创造性。“北京讲话”同样是产生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时代。而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文艺思潮往往会成为时代变革的先声。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文艺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又明确提出了思想启蒙的问题，即“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4]这是贯穿一个世纪的中国文艺的主题，只有通过鲜活的文艺作品来用中华精神启蒙国人，才能更好地在全球化浪潮和多元化思潮中坚守中国文化之根，培育共同的价值观，形成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能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