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极大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戏曲实践与政策的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戏曲工作者从旧剧目、旧形式的利用和改造，从整理改变传统戏到创作心得历史剧和现代剧，从实践到政策，进行了全面探索。这一时期的戏曲实践与政策对新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之际， 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戏曲实践和政策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党的戏曲政策；全面抗战
〔中图分类号〕J8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7）05-0066-0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处于空前伟大的全面抗战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戏曲政策都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逐步成熟并发展起来。全面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试图毁灭和篡改中国文化。“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1]为了应对这一形势，做好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共产党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戏曲活动宣传及相关的文艺政策，以宣传群众、揭露敌人，动员群众，共同抗战。“每一个戏剧工作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使用戏剧这个武器去动员群众，鼓励群众，帮助群众来完成这些重大的任务，来更好地完成这些任务”。[2]也就是说，中共领导的戏曲或戏剧工作，必须服务于抗日战争的需要。
一、抗日根据地的戏曲实践与政策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有十几个地区，其中主要有六个根据地，它们分别是延安和陕甘宁地区、晋察冀地区、晋冀鲁豫地区、晋绥地区、山东地区和华中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控制的各个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希望和战时艺术家心中的圣地。在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戏曲实践活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现将各解放区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 延安与陕甘宁地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文化遗产，并鼓励运用广泛的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根据这一指导思想，陕甘宁地区先后成立了鲁艺旧剧研究班和鲁艺平剧研究团（后更名为：延安评剧研究院）。为配合抗日宣传，戏曲工作者演出了许多传统的和新编的剧目，先后上演了《三打祝家庄》和《逼上梁山》。1943年中央文委确定各根据地关于戏曲的方针，即戏曲要为战争、生产和教育服务。凯丰指出：“内容是抗战所需要的，形式是群众所了解的。”[3]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戏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平剧改革，创作并演出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代表性剧目；（2）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创作的秦腔《血泪仇》，在戏曲现代戏的发展中具有历史意义；（3）开展了秧歌剧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白毛女》等新歌剧。
（二） 晋察冀边区
抗日战争促进了群众戏剧这一文化运动的发展，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群众性的戏剧运动也为宣传抗日、鼓舞民族士气起到了重大作用。正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的宣言里指出：“晋察冀边区的戏剧运动，在粉碎敌人屡次的进攻，巩固和扩大边区的过程中，起了应有的作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4]。随着大众剧团、民众剧团和铁血剧团等群众戏剧团体的建立，晋察冀边区的戏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据统计，全区有一千多个村级剧团。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在冀西、晋东北一带的山西梆子、地方秧歌的民间戏曲组织进行了改革，消除其含有封建意识内容的旧剧目，提出了“动员旧剧参展”的口号。1938年，边区开办旧剧训练班，一方面研究旧剧改革，另外一方面改提高戏曲工作者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产生了一批将旧戏改编成宣传抗战内容的新戏：《汉奸的下场》《新三娘教子》《模范家庭》、《送子参军》等。
（三） 晋冀鲁豫边区
晋冀鲁豫边区同其它边区一样，戏曲活动也是抗日宣传形式中最活跃的一种。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戏剧戏曲活动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视，朱德、邓小平都曾对边区文艺工作做出过相关指示。1939年，朱德認为边区的戏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戏曲是宣传民众最有力的武器，各个剧团要善于利用旧形式，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战争，要求每个戏曲工作者学习政治，有政治的远见。1942年，邓小平也对边区的文化工作提出了要求：文化工作者要服从一个具体的政治任务，动员包括戏曲工作者在内的文艺界人士、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到抗日战争的文化战线上，同时边区一切文艺活动要为人民群众服务，要求戏曲工作者接近群众，从而提高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晋冀鲁豫边区对旧戏班子进行了改造活动。这些旧有戏班子主要演出在当地流传已久的地方剧种，如山西梆子、眉户、秧歌还有平剧等，深受当地人民喜欢，因此如何让这些旧艺人接受新思想是边区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通常采用开会学习的方式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同时在生活上、经济上给于他们帮助，使这些旧艺人从思想上得到改造。在团结改造旧艺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戏曲工作者加快改编和新创剧目的步伐。利用群众所熟悉的旧形式宣传抗日的新内容，为动员广大群众投身到抗日运动中去。这个时期边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剧目是：秧歌戏《泥澄口大战》、民歌剧《新三娘教子》和平剧《黄龙山》。
（四） 晋绥边区
晋绥边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又称晋绥解放区，位于山西省西部和绥远中东部。在抗日战争初期，晋绥的业余戏曲活动就有了普遍发展。1940年就召开了晋西北第一次戏剧工作座谈会，七月剧社、吕梁剧社等剧社参加座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晋绥边区的戏曲工作者编写了深刻反映敌后现实的剧本。号召大家拿起艺术武器，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并组织了“七七七”文艺奖的评奖活动，旨在要求广大戏曲工作者创作对敌斗争、减租减息、防奸自卫类型的剧目，题材需要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这一时期，有许多好的戏曲剧目出现：新秧歌剧《大家好》、眉户剧《王德锁减租》、山西梆子《张初元》、眉户剧《开荒一日》、秧歌剧《三个女婿拜年》、新秧歌剧《提意见》、《劳动英雄回家》和眉户《定计划》等。
（五） 山东抗日根据地
山东根据地的农村戏曲运动是伴随着抗日张正的深入逐步壮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的主要戏曲成果是：有影响力的剧团成立，对京剧的改革等。有影响力的剧团的相继成立。胜利剧团是专业京剧剧团，创作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新编历史剧：《闯王进京》《关羽之死》《木兰从军》等。对京剧的改革。由于胶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加强，该地区生活稳定。因此在胶东文协的领导下，一批戏曲工作者为了使戏曲形式更加服务抗日战争，为生产服务，他们尝试打破旧的文化传统，形成新的文化革新的高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京剧的改造，他们认为京剧是旧剧中最高的发展形式，京剧的内容无外乎是忠孝节义，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针对当时流行的京剧中存在着一些不适应新形势的弊端，中国共产党提出对京剧要提炼旧形式中的精华。这一京剧改革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戏曲改革工作提供了理论、政策等各方面的准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 华中抗日根据地
在日本侵略者和敌伪统治的江南地区，悠久的戏曲传统和戏曲事业受到严重的破坏。随着抗日战争在这一地区的不断深入开展，全国的新文艺工作者先后来到华中地区，使得华中地区的群众性的以宣传抗日战争为主的群众文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作“文化城”的盐城。其戏曲活动主要分为三个时期。戏曲运动的萌芽期（1940-1943），盐阜解放区刚刚成立，农民、学生等自发组织了许多剧团，经常演出一些自己编写的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小放牛》《大地主》《鬼子勒索》等剧目，还演出受当地群众喜爱的地方淮戏，激发了人民抗日战争的勇气，坚定了战胜敌人的信心。戏曲运动的巩固期（1943-1944），主要是敌军进行大扫荡，抗日根据地给予敌人重大打击。根据地成立了文工团，创作了大量剧本。戏曲运动的成熟期（1944-1945），這一阶段的主要事件是对各县文工团的两次集训。这一时期的剧团建设，一方面进行了成员改造，吸收了更多的工农兵到剧团中来，另外一方面与学校等团体结合起来。盐阜地区这一时期的戏曲运动已经逐渐深入，各种组织也走向巩固提高，形成了农村剧运的高潮。
“七七事变”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由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有利局面，党也有一定的经历去重新组织开展戏曲运动。总体来看，这段时期，党主要做了以下事情：一是借鉴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经验，成立了一大批剧团，旨在通过“剧团热”引导根据地的戏曲发展，如相继成立了平凡剧团、战斗剧团、西北剧团等。二是重视发挥地方戏曲的作用，在根据地，党指导戏曲工作者运用地方戏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
中国共产党总结了五四运动以后领导戏曲工作的经验，同时结合领导戏曲工作的具体实践，与各个阶段的革命任务相配合，创建了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戏曲政策以及戏曲实践活动。“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观察、解决中国的文艺问题，寻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途径”[5]。
二、《讲话》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指导戏曲实践的核心政策文本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戏曲政策的核心文本，同时它也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戏曲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讲话》第一次将文化战线和军事占线放在平行的位置，系统的阐述了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这些重大理论原则为党的戏曲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当时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这段时期的研究应着重理清《讲话》发表的来龙去脉，将其背景，主要内容、主要解决的问题，基本思路，收到的效果，需要从历史的角度交代清楚。
（一）《讲话》形成的历史背景
1941-1942年，延安集中了上万干部、成百的艺术家。这些从城市来的文艺工作者，一部分能与根据地的群众打成一片，并创作出深受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作品。而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存在不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创作的作品仍是旧形式，适合在大城市里上演的戏剧剧目，无法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要求紧密结合。甚至，少数文艺工作者还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标准对待根据地的各项文艺工作，对根据地人民群众产生不好的负面影响。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产生了相关争论，且各项文艺事业发展极不平衡，文艺工作出现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不好现象。
戏曲也存在这个问题，当时的戏曲工作者认为只有演“名剧”才是提高艺术水平的有效途径，因而在根据地，各文工团演了很多大戏，如《母亲》《日出》《雷雨》等，在各根据地展开“大戏热”。所谓“大戏”，指中外剧作家创作的名剧，需要承认，当时艺术家对大戏的热衷态度，其出发点是好的，然而一些剧团逐渐形成一种不好的偏向：以大戏为荣，看不起自己的东西。因此在上演大戏时不可避免的遇到两个问题：首先，由于这些作品脱离了群众，因此造成人民对戏剧戏曲剧目内容的不满，对剧团的戏曲工作者不满。其次，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比较匮乏，无法与大城市相比，因此在演出时无法满足所谓“大戏”对舞台、音乐以及服装的要求。所以，在当时的根据地，群众对戏剧戏曲等演出不满，来自大城市的文艺工作者对根据地演戏的效果产生不满，究其原因则是当时的戏剧戏曲节目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现实。
导致召开座谈会的直接原因则是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一批杂文的发表。他们中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阻碍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宣传和落实。在思想上和作风上出现较大分歧的时候，1942年，欧阳山和萧军分别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应制定自己的文艺政策。毛泽东在听取众多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后，决定召开座谈会。
（二）《讲话》的主要内容
为了“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6]。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多渠道、全方位了解当时在延安文艺界的争论后，尤其是针对“大戏”热的戏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客观分析当时在延安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争论，同时结合中国共产党在“五四”以后指导文艺工作实践的经验，站在理论的制高点，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艺工作时，需要把握的原则问题、根本问题、方向问题。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当时革命的任务、性质和特点出发，从革命文艺的实际出发，圆满的回答了为什么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等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讲话》首先提出了在文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并一一给了明确答案。首先，文艺必须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文艺工作者中的党员，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其次，文艺工作者的态度问题，歌颂和暴露都需要，对于敌人要揭露，对于同盟者要揭露与歌颂相结合，而对于人民则要赞扬为主。再次，工作对象问题，即我们的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明确指出根据地包括戏曲在内的文艺，其工作对象是“工农兵及革命的干部”。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7]这里，他正确全面辩证地解决了包括戏曲在内的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革命文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诸间题。
毛泽东在讲到戏剧戏曲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成绩。”[8]但是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9]。提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人服务。在谈到旧形式问题时，指出对于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旧形式，我们不应该拒绝利用，要加以改造，加进新内容，使其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毛泽东的讲话，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文艺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和美学作了光辉的发展，解决了我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
毛泽东指示的文艺方向成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行动指南，面向工农兵，普及为主，政治第一，与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从而使陕北的文艺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次座谈会解决了“为什么人，怎样为法”的问题，以及文艺工作者的阶级立场问题，如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作家的生活体验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各种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和克服方法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決，将文艺工作者的文艺思想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引起了划时代的变化。这之后，正如毛泽东在《讲话》中所预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实“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10]。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为加深人们对《讲话》的认识，保证《讲话》里的基本方针贯彻执行，党的有关部门和其他领导人，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讲话，可以看做是对《讲话》基本精神的阐发和具体化。1942年10月10日，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延安平剧院成立，《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上发表了毛泽东为该院成立的题词“推陈出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的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指出一条改革之路。1943年3月10日，为贯彻《讲话》精神，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参加者有党员作家艺术家50多人。陈云就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发表讲话，两个倾向，即两个缺点，一是特殊，自以为是文化人，和别的党员不同，要求照顾，一是自大，对文艺的地位和个人的艺术地位估计过高。陈云要求党员文艺工作者“不要忘记自己首先是党员，文艺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要同其他党员一样遵守党的纪律，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要客观的估计自己，要深入群众，掌握丰富的知识，实行自我批评”[11]。1943年11月，中央宣传部专门发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要求，在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应该以戏剧工作为中心，认为话剧和歌剧是动员和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戏剧戏曲工作者正式由于坚持走文艺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走大众化的道路，才深受群众的欢迎，如著名的抗战剧团和民众剧团，曾被毛泽东称赞为“播种队”。1944年11月16日，边区文教大会通过《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指出“应该一方面在部队、工厂、学校、机关及市镇农村中发展群众中的话剧和新秧歌、新秦腔等活动，一方面改造旧秧歌、社火和各种旧戏”[12]。
《讲话》及相关政策的颁布极大推动了抗日根据地戏曲事业的发展。戏曲工作者也从实践到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探索。
首先，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号召下，延安地区掀起了秧歌剧运动，产生了深受广大陕北农民欢迎的秧歌剧，如《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传统戏曲与话剧、西洋歌剧结合，创造出民族特色的新歌剧《白毛女》。
其次，对平剧（京剧）的传统戏进行改革，创作并演出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13]同年，毛泽东还与胡乔木提出了关于秧歌剧普及的建议“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14]。
再次，对陕西就的戏曲形式反映现实，创作并演出《血泪仇》等，话剧也开始向传统戏曲学习，在题材和形式上都有新的开拓。
在《讲话》精神和戏曲“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导下，延安的经验和成就有力的促进了其他抗日根据地戏曲活动的开展，各地的创作和演出活动空前活跃。为迎接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从1944年起，胶东、鲁中、苏北、陕甘宁和晋察冀解放区的剧团，先后编演了《闯王进京》等反映李自成起义及教训的作品。党领导解放区的戏剧工作者对于另外一些传统戏曲也做了初步改革。比如新京剧《三打祝家庄》后被改编为河北梆子、评戏、河南高腔等，对这些戏曲形式进行了一些改革，同时，在江南的解放区，越剧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讲话》以解放区文艺及戏曲活动为基础，辩证客观的认识戏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戏曲等传统艺术形式的地位。这一系列举措，扫除了戏曲发展史上的思想偏见和现实障碍，指明戏曲实践活动的方向。同时，全面抗战时期解放区戏曲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绩，也充分证实了《讲话》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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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延安文艺丛书编委.延安文艺丛书：第1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7.
[9] 延安文艺丛书编委.延安文艺丛书：第1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9.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47-879.
[11]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N].解放日报1943-03-09.
[12] 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N].解放日报，1945-01-12.
[13] 延安文艺丛书编委.延安文艺丛书：第1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70.
[14] 延安文艺丛书编委.延安文艺丛书：第1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74.
责任编辑：张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