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编者按
郑笃，当代作家，曾担任《山西文艺》《民间文学》等杂志主编，山西省文联常务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西省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1992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曾授予其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他为山西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今年10月，适逢郑笃同志诞辰100周年，特此刊发郑笃同志逝世后赵雨亭、刘江同志所写的纪念文章，以飨读者。
国难当头走太行，一腔热血响铿锵。
檄书奋笔召民众，击鼓投枪斩虎狼。
默默案临无昼夜，铮铮管舞著炎凉。
铭心刻志传薪火，帮兴黎富泯愁肠。
郑笃同志离开我们而先去了！他使我们最值得怀念的是，在党的宣传文化事业建设上，始终坚持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道路。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和我们共同在太行革命根据地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自始至终战斗了八个春秋。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又一同相偕下山入城进到太原。在这近半个世纪当中，可以说又一直相处于并州大地。因此，相互之间，可谓见面无话不谈，相处相知也更为深切。
老郑的一生，是和党的思想文化战线的建设密不可分的。当他投身于革命时，就是以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在革命队伍中。最早我们和老郑相识，是在1940年初。当时他从晋东南沁县牺盟中心调到《胜利报》任编辑。工作伊始，经他编写的稿件一出手，就显示出他生活于群众，来之于群众的通俗语言和大众化文笔。1940年春夏之交，由中共北方局领导赵树理同志主编，专门对敌占区发行的《中国人》报编辑部与《胜利报》实行合署办公。在这期间，郑笃同志出于他对语言通俗化的感情，很快便和赵树理相熟悉。同时，老赵对郑笃的大众化文笔也十分赏识。老赵素来幽默风趣，郑笃又酷爱听古谈今，叙述乡间掌故民事，两人由熟悉成为知交。在这期间，两人日夜相处，老赵朴实无华的生活作风，以他在饭余工暇，动辄或筷或笔，拿起来就敲打碗桌，口念锣鼓经点带丝弦胡琴曲牌，便唱将起来，更使人喷饭发笑的是那些笑话故事。这一切，对活跃报社集体生活，都有着给人至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这当中，真正受益的则是郑笃同志，因为他一直把老赵当作自己进一步追求和学习编辑工作通俗化大众化的良师益友相待。后来《中国人》报编辑部奉命搬走之后，《胜利报》编辑部曾有过几次改进报纸通俗化问题的研讨，郑笃则似有春种夏锄、耕耘秋收而所获，把他和赵树理同志生活工作中的感知作了介绍和传授。至今记忆犹新的一次是，他把自己作为工作参考资料收集的一卷《中国人》报，摆在案头，将其一个标题，一篇报道，一个精彩的小故事等等，都以自己的心得和感受一一加以阐述，说明赵树理同志的选稿取向，标题如何开门见山，引人入胜，故事如何搜集，加工成典型，讲述道理如何深入浅出，等等，特别是对老赵独具特色的大众化语言，和至为通俗易懂一听便知的行文用语，郑笃同志都有比较深刻的体察和理解。远在四十年代的当时，他就对赵树理同志十分崇拜。这对他后来从事各项文化工作，在他原有一定程度对大众化通俗化的理解的基础上，无疑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他曾多次对周围同志们说，老赵写东西不是为通俗而通俗。他的大众化通俗化的丰富源泉深深扎根于和人民群众有着深厚血肉感情基础上的。他的内蕴可以说是冰冻三尺，绝不是一朝一夕的积淀。这就一语道破，“会看的是看门道诀窍，不会看的只看个红火热闹”。别人和赵树理相处，只觉得他是个热闹人，而郑笃则从老赵身上吸取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营养。“有求斯应，无德不亲。”没有一颗赤诚的为人民服务的心（德），是不会感觉到人民群众可亲近的。反之，对人民群众具有深厚感情，也就有求必应。赵树理同志正是与人民群众有德有亲，才有了他的伟大和成就。郑笃同志能学到老赵同志的根本所在，即他深知，只有彻底改造和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世界观，才能真正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的鱼水血肉感情关系。近年来有关对赵树理文学思想的评论中，郑笃同志也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他这种个人体会。一个从事文化艺术或文学创作的人，如果不长期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不熟悉不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不具有人民群众的感情，不改造自我，即使能写出一些人们听得懂念得顺的东西，也只是隔靴搔痒，浮光掠影，有如贴在皮肤表层上的“狗皮膏药”。这不能不说是郑笃同志学习赵树理文学思想发自心底的深刻理解和体会。
郑笃同志对赵树理学习的上述体会，乍听起来似乎也是些老生常谈的“古调重弹”。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出之于郑笃口中的这些听来很平常的话，正是他经过多年的自我改造和深入实践，发自肺腑的真实感情的外化。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郑笃同志立即把他和赵树理从生活工作中学到的东西根据《讲话》精神作了认真的学习。因之，他对大众化通俗化的理解，又有了进一步深化。1943年太行联合整风班成立，当时他已是太行文联的领导人之一。在这次长达一年多的整风学习运动中，老郑曾把自己几年来持续不间断地研究大众化通俗化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大意是说，他这些年来虽在宣传文化工作中执着地坚持大众化、通俗化这条道路，但从自我的认识实践和思想感情上，前后相较，直到参加了整风，学了《讲话》，这才似乎起了质的变化。他说这个变化大体上有这么三个层次，刚参加革命工作时，自以为满腔热血“投笔从戎”，叫做是慷慨陈词。我做文章，对人民大众宣传；要想让大众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才坚持必须通俗化。第二阶段是和赵树理接触之后，有了新的提高。这就是要想写出大众化通俗化的文章，必须熟悉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这样才能避免语言干瘪，文章苍白无力。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特别是学了毛主席的《讲话》之后，才算真正起了一个飞跃。这就是只了解熟悉群众，笔录他们些语汇言词，搜集点民间传闻和故事，仅此还远远不够。关键所在，必须狠下决心改造自我世界观。只有思想、观念、感情得到深刻改造和转化，这才能遇事发自心灵深处地急人民群众之急，想人民群众所想，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实事求是，直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也只有如此，才能做一个终身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说透了，所谓人生观、世界观，就是人生的价值观。至此，我们不难看出，经常出之于郑笃同志的对大众化通俗化的这些见解，原来都是他经过自我深刻改造的体会，促进自我感情转变的主客观矛盾过程转化的真实流露。从他这些谈吐中，不禁使人回味到，真是感觉到了的东西，并不一定真正理解，只有真正理解了的东西，才会有深刻的感知。在我们的生活中，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些人一听别人说了几句自己听过的话就觉得乏味，就认为是老生常谈，“白开水一碗”。殊不知人家是经过自我刻苦改造，并富有实践内涵的深刻理解和认识。那种一孔之见，一滴之知，自以为比别人知多识广的人，恐怕也还不只是个别年轻人的毛病。
郑笃同志未躺在病榻之前，有一次闲谈中，曾讲过他对当前文学创作上的一些个人见解。有些同志很不爱听个人思想改造和感情转变之类的话题，好像一提这类问题，就说你是什么“老正统”，思想僵化，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时老调调等等。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了这种说法。“我就不这么看。当然，绝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套‘左’的东西。可是我们必须大讲精神文明建设，大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难道这里没有个人的思想改造，没有和人民群众具有息息相关的深厚感情，就可以一蹴而就，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吗？”他还有根有据地提出，“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一再强调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中就明显地包含着每个人的思想和感情的改造。硬就硬在这里。要不还表扬先进和树立先进典型人物干嘛？”确是如此，只是方式方法的改变，并不等于对人们的思想改造工作的取消。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包括国民基础教育），怎么能够忽视与取消思想感情的教育呢。想来确实是一宗百年千年大计，不硬是万万不成的。所谓“硬”，就是要狠抓，绝不放松。绝不是要搞过去那种强迫式的斗私批修的“左”的东西。他说，现在有好多年轻人，特别是有些青年文学创作者，一听深入下去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十分反感，甚至火冒三丈。居然还有些人能说出“我看过曹雪芹年谱，就找不出他下乡插队的历史，还不照样能写出世界名著”这样的话，他觉得这种取笑和讥讽，至少反映这些同志对个人的进取和学习改造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
郑笃同志的这些观感，虽人去而言犹存。面对当前直至今后，不仅仅是文化艺术战线，而且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均有着切中时弊的现实意义。
郑笃同志关心中青年一代作家的成长，已是由来已久。为把老文艺工作者的余热更好地加以发挥，有组织有领导地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各自的贡献，为中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给予力所能及的关心和帮助，1993年春，郑笃、夏洪飞、力群、胡正、寒声等一大批老文艺工作者，即开始积极酝酿如何有组织地开展活动，随即于当年五月，山西老文艺工作者协会即告正式成立。这一举措，当即得到省党政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老树春深更著花”，这是我省老文艺工作者在他们的晚年，仍要继续做出奉献的一大心愿，也是郑笃同志积极参与组织活动的结果。
郑笃同志的一生，是倡导和坚持文化艺术工作一定要走大众化通俗化，为人民代言，为人民服务而奋斗的一生。在八年抗日和三年解放战争中，他的笔触和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不论是在《胜利报》《晋冀鲁豫日报》、太行《新华日报》，抑或是编辑《太行文艺》和《青年与儿童》杂志，他都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条道路。我们的党组织，也正是深刻地熟知其富有人民思想感情的这一品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半个世纪，他受任于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的领导工作，山西省文联、作协主编《火花》《山西文学》杂志的工作，开创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初建工程和出版工作，无不正是他尽心尽职，忠诚地履行一个共产党人鞠躬尽瘁的无私回答。
郑笃同志安息吧！
（本文照片为郑笃本人，系郑笃家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