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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艺生产远远跨越了文艺自身,作家、艺术家之创作在其中既非唯一的作用,乃至也不是主导的作用。笔者近年颇强调对文艺体制管理者的研究,且试笔解剖二三例(如郭小川、周扬、张光年)。但除此之外,或者说在他们之上,还有另一更高层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这一层面对文艺生产所施加的影响,在文艺的体制化运行的典型时期(1949年以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洵为根本。众所周知,“十七年”历次大的以至不大的文艺批判,皆发乎宸廑,从“反革命集团”的裁断到一部“反党小说”的圈定,最高领袖都亲问亲履。“文革”十年的文艺,更由江青一手遮天,她与十大“样板戏”的关系,虽被讽刺为“窃取成果”,实际上,她深深刻于其上的种种烙印,大如人物塑造“原理”,小至一句唱腔的设计、演员服装上一块补丁的安放……此类细节均凿凿载于记录,无法抹去。而在乾坤再转、万物更始的“新时期”,文艺之能拨乱反正、秩序重建,由复苏、回春迈向欣荣,高层的抉择至关重要,例如1979年邓小平代表中央宣布放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例如1984年筹备第四次作代会过程中习仲勋对文艺民主的支持;其中,尤为关键的人物是胡耀邦,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到1984年第四次作代会,他先后作为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解放文艺思想、解放文艺生产力上,付出巨大努力,虽然文艺的两个解放乃大势所趋,然而,有胡耀邦与没有胡耀邦,整个局面想必不尽相同。
显然,对共和国文艺史研究而言,这方面的内容,非但不能排除在外,毋宁说是必不可少的题中之义。缺失抑或不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而以为可以解释、解读共和国文艺史,实际上是对共和国文艺生产方式懵然无知。然而,这一欠缺恰恰一直明显地存在,亟宜引起我们对素来工作与思路的根本反思。
笔者谨以本文,将上述反思付诸实践。有关周恩来与共和国文艺史的关系,对我而言,最早是从林默涵的叙述而引起了注意。1977年底,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在12月29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文革”之前文艺领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林默涵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经整理后,在翌年第5期《人民文学》发表出来。它回顾了“十七年”间文艺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披露了不少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而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突出了周恩来在领导文艺工作中的作用。林默涵说:
事实证明,解放后十七年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并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周总理主要抓了文艺创作和队伍的建设。毛主席总是在我们迷失方向的关键时刻,给我们指明前进的道路,而周总理则领着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前进。我们摔跤时,把我们扶起来,帮助我们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否定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绩,实际上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是否定周总理的巨大功劳。
他又说:
所以,“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只是强加给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枷锁,更重要的是借此反对周总理,打倒周总理。这是林彪和江青一伙的大阴谋。前两天,一位同志告诉我,江青曾说过,“文艺黑线”批不下去,因为一批就批到周总理身上的。制造“黑线专政”论的司马昭之心,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十七年”文艺,“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个观点,由江青于1966年2月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抛出。而她所依据的,是毛泽东著名的“两个批示”;其中一个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可见“黑线专政”论,符合并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对“十七年”文艺的基本估价,这一点,跟林默涵所谈全然不同。
林默涵所谈值得注意之处在于,整个“文革”期间,“黑线专政”所指一直都是刘少奇文艺路线,而他揭露说,江青等人矛头所向,实际上是周恩来———“借此反对周总理,打倒周总理”。
林默涵作上述发言时,刘少奇案尚未公开平反。那么,会不会是当时不便提及刘少奇,而暂时代以“周恩来”的名字,以利于否定“黑线专政论”呢?似乎并非如此。因为以后我在周扬、张光年、夏衍、陈荒煤等许多人的论述中,都看到相近表述。他们指出,“文革”前他们极少从刘少奇那里接受有关文艺的指示,当时中央高层与文艺关系密切,经常关心文艺事业并加以具体指导的,毛泽东以外,主要就是周恩来。
文艺界的昔日领导者,一致肯定了一个事实:“十七年”期间,在毛泽东无与伦比的权威之下,还有一个人,也对文艺工作单独施加了重大影响。这个人,便是周恩来。假如江青之流必欲在文艺领域挖出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所指的另一条“路线”,只能是周恩来对文艺工作的关注与领导。
在我看来,他们的证词传递了有关“十七年”文艺史一个必须抓住的重要信息:“十七年”的文艺发展并非只有一种可能性,文艺话语也并非只是一种声音。周恩来是另一个代表。他具有自己在文艺政策上的考虑,表达过自己对文艺问题的观点,并实际介入过对文艺发展方向的引导。这无疑是“十七年”文艺非常值得探究的另一面。
自从开始留心这个问题,我就在所读材料中过滤与周恩来有关的内容,以便确定他怎样成为政治领袖中除毛泽东之外另一个对“十七年”文艺施加重要影响的关键人物。意识一点一点清晰起来,最后,我把目标锁定在1959-1962年这段时间。
如果说,在迄今为止六十年的共和国文艺史上,自建国起至“文革”终,都应该称作“毛泽东时代”;那么,我想把1959-1962这短暂的三四年,命名为“周恩来时间”。搞这个命名,并非哗众取宠,而是要把“毛泽东时代”的某个特殊时段标识出来,俾使大家共同意识到,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时刻,共和国文艺昭显过包含很大不同的另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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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代领袖人物,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中出来,或因这一缘故,对文艺、文艺问题、文艺活动,格外注意,甚至本来就常有躬行。其中,周恩来又是一个佼佼者。他早年在南开参加演剧活动,甚至粉墨饰为女角的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这种私人的兴趣,一直保持。我们发现,在与文艺界交往中,他尤与影剧界相密迩。后来,更是悉心指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被目为实际上的总导演。因此,在谈到周恩来与文艺的关系时,除了政治领袖的责任与“公务关系”,实不能忽略他对文艺的特殊的私人感情。
另外一个渊源,是抗战以还周恩来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主要负责人,实际上全面领导了延安等根据地以外的红色文艺。这是更重要的渊源,或许也是他始终对文艺抱有特殊责任心的由来。早在全国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初,我们就看到了周恩来作为中共一方领导者的身影。1938年3月27日,全中国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有关这个组织的领导人选,是国共双方邵力子、周恩来反复协商后,才确定由老舍担任。之后在陪都重庆,周恩来始终亲自指导左翼文艺工作,事无巨细。今天,我们从郭沫若、茅盾、胡风、夏衍、田汉、老舍、张光年以至张恨水等等进步文艺人士的经历和回忆中,都看见一个指向,就是在他们的身后,站着同一个人———周恩来。他或对他们直接发出指示,或关心帮助他们的工作生活,或与他们联络感情,甚至在某些特殊时刻亲自安排他们的去留、行程(例如“皖南事变”后,进步文艺家向香港、桂林的撤退、转移)。可以说,“国统区文艺”这个概念,与周恩来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就像“延安文艺”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