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丹东新时期文学起飞的记忆，虽已时隔三十余年，仍觉清晰如缕。
“文革”十年，犹如一场恶梦。“四人帮”为患，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也戕害了人们的思想灵魂。他们残害文人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一是罗织罪名，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其致残致死；再是强制推行“三突出”，“必写阶级斗争”、“必写走资派”的谬论，谁敢抵制即遭“批倒批臭”。遂使作家如履薄冰，人人自危，只好罢手停笔，造成全国文坛凋敝败落。如此禁锢人们的思想达十年之久，历史上是罕见的。
辽宁的文学形势也如全国一样，二十余种文学期刊停办，作家也都停笔。丹东也是一样，百花凋零，一片惨象。
新时期伊始，面对这样令人心伤的局面，应该怎么办?只能是主动出击，重新起步。我们的作法可归纳为三个字：“早”“破”“立”。这不是理论的指导，而是现实的需求。
尽早办起～张文艺报。作者们从十年的噩梦中走出，一时难以辨明写作方向。在这关键时刻，于1978年5月9日办起《鸭绿江》文艺报，发表新老作者的作品，以为“实验田”。这在省内是率先之举。本报在发刊词中，强调批判“四人帮”，提倡“双百”方针，提倡“两结合”，提倡“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多样化”。这一“强调”三“提倡”，在文艺形势尚未明朗的时刻，并非易事。
园地一经开辟，作品不断涌来。市属四县三区皆有来稿，报纸一派兴旺景象。此报由1978年5月9日至1980年7月4日，二年多时间共出26期，共发表作品452篇(含演唱作品53篇)，有469人次的作者亮相。可谓一石投下，搅动了一潭死水，涌起文学的清波。于是又抓住时机，于1980年10月，将《鸭绿江》文艺报改为《杜鹃》文学期刊。这在省内也是早的。
尽早举办一期大型读书学习班。1978年10月20日至11月8日，用20天时间，邀20余名青年作者参加。时间长，人数多，学习班应怎么办?尚无经验可循。我们要把它办成一期拨乱反正的学习班。由于“四人帮”将许多书籍诬为“封资修”予以封存，作者长时间无书可读。即选古今中外一些名著作为课本。如鲁迅的《一件小事》、都德的《最后一课》、《话本》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鹏程的《工地之夜》、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二十余篇作品，要求学员认真学习和讨论。作者们见书如见亲人，争相阅读，并集中几天安排讨论。作者如梦初醒，推开了被“四人帮”闭锁的文学之门，开阔了作者被封闭的文学视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求作者“打开生活的仓库”，让作者在小会上谈生活，有选择地到大会上讲述，帮助安排作品构架。第三步，发给稿纸分头写作。对成稿有选择地到大会上群议群帮，协助修改。在讨论过程中，使作者懂得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从生活感受出发，我们称之为“请现实主义回来”。同时对结构、构思、情节、细节、人物、主题、语言、描写、开头、结尾等，一一涉及，灌输文学基本知识，向文学的本体靠拢。这次读书会使作者感到异常兴奋。共写出二十余篇作品，效果明显。此次学习班因是新时期省内首次，《辽宁日报》给予报道。此后，这种学习班每年都举办一两次，有时与报社或县区文化部门联手举办，逐步将拨乱反正任务及重新振兴文学的任务，推向全地区。
发动了一次大讨论。编辑部收到一篇短篇小说《婚礼上的花圈》(张甲田著)，因文学技巧不高，题目也扎眼，有人不主张发表。但因文中送、受花圈的双方，都是被“四人帮”扭曲心灵的男女青年，有一定认识价值，决定发表。借“他山之石”发动一次讨论。结果来稿较多，共二十余篇，很是热烈。从中选择正反两方面的文稿同期对比发出，共发三期六篇文章，双方意见已经摆明，批判了“四人帮”，活跃了文艺思想。
尽早办《鸭经江》文艺报，最早办读书班，及时发动一次讨论，大破“四人帮”的谬论，大立文学的本真，这几步是走对了，使我们增强了信心。
1976年4月5日丙辰清明节，广大群众为悼念周总理，自发举行了“天安门诗抄”万人集会，悲痛之声惊天。以此为先导，以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为动力，相继在文学界出现了称之为“伤痕文学思潮”、“反思文学思潮”及“改革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是倾诉人们心灵上遭受的深切创痛；“反思文学思潮”是理性地思索产生创痛的社会根源；“改革文学思潮”是表现痛定思痛、奋起创业的革命精神。
丹东新时期文学的起步，基本上与全国文学思潮的脚步相契合。但是丹东是一个地区，不可能呈现三种思潮递进的形态，只能总体上趋同于全国文学思潮。关键词：“趋同”“全国”“思潮”。
上海《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此前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由此起步，迅速出现了“伤痕文学思潮”。丹东1978年6月6日在《鸭绿江》文艺报发表王中和的短篇小说《爆发》，表现一位人称“老镢头”的老贫农，为反对“四人帮”破坏农村经济、毁坏儿子前途的罪行，自己宁愿坐牢，也要当面与“首长”作斗争的悲壮故事。由此打破坚冰，催动了我市“伤痕”“反思”文学思潮的拓展。此类作品，1978年发4篇，1979年发11篇，1980年发9篇，1981年发3篇，共27篇，平均每年发10篇，篇数是可观的。现依其内容简要分述如下：
对“文革”的叛离。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数年间，“文革”仍是个“伟词”，虽在人们心中对其渐趋否定，但却没有见诸文字者。首见文字的是文学。张涛的小说《妈妈石》(见1979年12月《鸭绿江》文艺报)，作品写一个被愚弄的学生，为加入红卫兵，竟绝情地将“右派”妈妈的“反动言论”给予揭发，由此妈妈被批斗含冤死于山石旁。这个悲惨故事是对红卫兵运动、亦即“文革”的叛离。这着实是需要胆识的。
对阶级斗争等政治口号的颠覆。小说《五更分二年》(张涛)，写一个愚忠的老贫农在大年夜持火枪出外彻夜蹲守，误以雪人为阶级敌人，以至冻僵(被救活)的故事。《血染的钮扣》(张涛)中，写一个善良的姑娘，只因生于富农家庭，硬被诬为“仇恨毛泽东思想”偷窃钮扣而被打成反革命以至逼疯(钮扣被鸭子吞了)。另如爱国华侨的女儿，一个爱国青年，被诬为里通外国而被斗跳楼的《傻子与小姐》(王中和)，因学大寨大搞浮夸风，使青年农民致死的《无言泪》(杨枫)等。其他如表现领导干部“民主派”，“五类分子”子女，抓生产的老工人、老贫农，以及作家、画家、歌唱家等被整被斗的《躲藏的怀念》(佳娜)、《灵魂有影》(宋长江)、《含泪的微笑》(贺业安)、《歌声》(长诗，罗林)、《忏悔》(汪秀清)等，反映了生活的诸多方面均受到了毁损。
对深重创痛的疗救。作家们的思想，并不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层面上止步，而是及时延伸，提出了对伤痛予以疗救的课题，这是作家的远见。张甲田的《被追悼者的复活》、张伦基的《大路相逢》，表述的
都是你曾整了我，我又整了他，三方相遇时以“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而消弭前嫌，共同携手投身“四化”大业。读之令人振奋。
对“改革文学思潮”的类比。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发表，就有人呼唤“希望乔厂长到本厂工作”，乔光朴其时风光无限。而我市作家吴文泮的《忍辱负重》的主人公王建树一出场，却是“好人被压”的形象。王建树是“摘帽右派”，被选为生产队长，遇到了重重压力步步坎儿。搞副业就批你“重副轻农”，搞农业机械化就批你“唯生产力论”；公社先是给工厂贴封条，后又把机器给拆毁；妻子闹离婚，公社搞批判，省里来人整材料……却始终未被压力整倒。待他将生产队改造为由穷变富、名声远播时，他已心力交瘁了。还有张正的《夜半锤声》中的老工人顶住压力，甘愿夜里干活也要完成定额，等等。他们都是乔光朴的兄弟，他们都是丹东改革春潮的弄潮儿。
在重大的历史变革面前，应当如何面对?这是摆在每个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丹东作家对此的态度毫不含糊：敢于面对，敏于捕捉，深于思索，勇于表现，能与全国的文学潮流同步。他们做得很优秀。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粉碎“四人帮”的通知；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9年初，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
同年召开全国编辑工作会议……
中央在肯定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批判价值之后，及时提出作家不应沉湎于悲痛之中，而应振奋起来，给读者以向上的精神力量。
对此，我们立即着手转型。转型对我们并非难事。从办《鸭绿江》文艺报起，对发表的作品，就有所“配置”，以免顾此失彼。此间共发表二百余首诗，五十余首歌曲。都是歌颂型的；另有《挑粪大嫂》(张其卓)等5篇报告文学，还有评论23篇，皆为批“四人帮”，谈文学、评作品的文章。所以说转即转。从1981年5月《杜鹃》第3期起，转入正轨。本期重点发表反映工人生活的《架子工与红衣女郎》(张言军)并同期加评，以示提倡。另有军事题材的作品及报告文学等。同时组织作者深入农村、工厂采访，写报告文学和诗报告，连发二个特辑。由于及时采取措施，端正刊物方向，提高了刊物质量，多次受到省市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表扬。
我们还办过一种不花钱的学习班。利用每周晚上两小时，邀市内作者二十余人，一起读书讨论。根据国内文学界短篇不短及我市作者泥实于故事的问题，学习班所定主题为：研讨小说的精短和倡导空灵。共用十余个周末，收到了效果。作品在刊物上发了三个“小小说特辑”。上海有二位编辑来丹东读了“特辑”后说：“中国水平”。
1986年经省、市委宣传部批准，将《杜鹃》改刊为《满族文学》，并将市级刊物提为省级(先为省民委、后为省作协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实属特例。
如果，文学老人有年龄，大约十年左右为一个年龄段。“文革”十年，彼长此消；新时期头十年，此长彼消。然而，后者要付出成倍的努力。
文学的进程是需要导引的，导引得顺乎规律，必然走向繁荣。否则将会减速。
作者是需要培养的，既需要班会式的授课，更需要个别辅导，以促使作者梯次成长。培养作者不力，则会减员。
丹东文学创作形势于八十年代中出现了高峰期，各层作者达七八十人，创作势头正盛。涌现张涛、王中和、于德才、林和平、王金力、王鸣久、张忠军等作家，走向国内文坛。丹东文学成就，位居辽宁文学界的前列。评论家李作祥在《丹东文学风景素描》一文中说：“一派生机，令人刮目的丹东文学风景”，“整个辽宁文坛，已经明显地感到并清晰看到了丹东文学风景的光彩了”。
几点体悟：
一、遵循市委正确的领导。丹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长仁，在《为杜鹃培土浇水》一文中指出：(1)“要繁荣创作，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冲破陈旧腐朽的东西”，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2)“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人民的意愿，是文艺的天职”。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发挥个人才智，鼓励不同的创作风格”，以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精神要求。(3)“加强文艺评论，大兴争鸣之风”，“要贯彻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4)“要刻苦钻研文化科学知识，深入四化建设的火热斗争，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文化素养和艺术技巧”。领导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全面的，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创造了宽松环境，解放了文艺生产力。事实证明，市委对我们新时期伊始所采取的各项举措都给予支持，使我们感到顺风顺水，步履轻捷，勇往直前。
这里说说“十七年”(1949－1966)。建国后有百花盛开的春天，创作有繁荣的景象。但自“反右”后，“左”的束缚抬头了。如只能写十七年，不能写历史；只能写工农兵，不能写知识分子；只能写英雄人物，不能写“中间人物”；只能写重大题材，不能写“家务事儿女情”；写诗只能写“大我”，不能写“小我”等。且一有风吹草动，就从文艺界开刀，一次次的“折腾”，弄得作家谨小慎微，明哲保身。新时期以来，文艺形势一片大好，文艺工作者精神振奋，思想活跃。但也曾有“评《苦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风吹来。有的市闻风而动，对刊物实行“自查”，查出几十条，弄得编辑人员感到紧张，只有等待挨“折腾”。而丹东市委领导说：我们不存在大问题，要求进行自我教育。一句话稳住了阵脚，避免了由于“折腾”所造成的“内耗”。
二、丹东是人杰地灵、出人才出作品的“良港”。丹东的地域文化，大致可归纳为古代历史文化、江海文化、山林文化、边疆文化、满族文化、移民文化(中原文化)等的交融交汇，是一种混合型的地域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久之使丹东的作家及其作品，浸染着一种率勇、灵秀、朴慧、敏厚的独特的风格特点，潜流在作家的作品深层。
三、丹东有一定的文学创作基础。丹东1945年第一次解放，1947年第二次解放，1954年并省，几经变动，影响了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六十年代后，中青年作者队伍形成，创作水平逐年提高，出现了二个“高坡”。一是儿童文学“高坡”。出版书籍有：吴梦起的长篇《青春似火》，王禾的中篇《隔壁邻居》、《少年狩猎队》，李述宽、岳长贵的中篇《大橹的故事》，王禾、王元喜的中篇《捉狐狸》等。二是短篇小说“高坡”。如吴梦起出版短篇集《杨春山入社》和《方士信的道路》，李光伟、张贤久的《爱》发于《人民文学》，姚翠萍的《高山枫叶红似火》发于《中国妇女》，还有张伦基的《两个会计》和《最后出场的人物》等。另有姜士彬的二个组诗发于《诗刊》，李鸿璧的散文发于《人民日报》。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也有成就。如唐庆雄的小说，佟畴的诗等。
四、有一个出色的编辑部。我们编辑部初由四五人，递增至七八人。大多未在报刊作过正式编辑。但他们有热爱编辑工作的
热情，有团结奋斗的优良作风。编辑部定有三条：一是作好编辑工作，二是多读书多写东西，三是造就个人的正直人格。经过一段实践，逐步提高了编辑业务能力，都能独当一面，都能写作品写评论，形成了一个“重思想、重艺术、重探索、重韵味”的有统一审美标准的群体。编辑部受到了同行的赞许。编辑部的同志们在丹东这片文学沃土上，都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最后说说我自己。我原在省作协《文学青年》、《鸭绿江》任编辑，受过较严格的训练。《文学青年》主编柯夫，是国内一流的主编，能在短短几年内把《文学青年》打造成与上海《萌芽》齐名的、月发行二十万份的一流刊物。柯夫要求编辑甚严。从组稿、提稿、改稿、校对、发行等，都须“达标”。我是他训练编辑的受益者，不仅要完成诗歌组(只我一人)任务，还要随时到小说组、评论组顶岗。我任责编的一篇黑龙江省作者田军小说《一幅画》，被茅盾主编的全国青年小说选选中，东北只此一篇，说明茅公对我责编能力的认可。1980年3月在省第三次作家代表会上，我是大会表扬的四个编辑之一。1987年中国作协授予“对我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做出贡献”的老编辑荣誉奖励。再者，当年曾制定一份十年读书计划：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西欧文学及文论、文学史等，选其主要者通读，并做了大量笔记、卡片(“文革”中遗失)，阅读中深入地领会了什么是文学?大致摸索到文学的“四至”，对编辑工作受益匪浅。再次，我有深刻的教训。“文革”前写诗近百首，后出诗集时能选人的诗不足十首，其余都是“配合任务”之作。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切肤般的教训。1978年秋，省首次作家集会上，我说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有弊端的话，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后也遭到一些有形无形的冷对。我就这么硬顶着。拙诗有句：“我是一棵晚熟的稻子”。“晚熟”也“熟”了，自会明辨些是非，减少些盲目性。1979年初，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致《祝词》中表明：取消“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代之以“二为”。我确有减压后的喜悦。拙文有云：“新时期十年我是从痛楚地总结教训起步的，从寻找真诚的自我起步的。从揣摩文学规律起步的。”这就是我投身丹东新时期文学起步时的思想基础。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除怀着对“四人帮”的义愤之外，还勉励自己要有热情，更要有开创精神。我想，我是尽力了。一位市委前领导后来说：“看来路地那些主张还是对的。”这一句话，使我感到知足了。拙文中说：“我任主编，凭知识与业务能力工作，凭公心、正气工作，多弯腰做事，少沾名利，注重团结，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当作者叫一声“老师”时，心头顿生暖意。其实，我知自身存在缺点，在培养作者的过程中，诸作者的友谊也在重塑着我，友谊长存。1988年8月离休。回头想想，觉得自己也许是一个“学科带头人”，也许是一个及格的“志愿者”。
凭借记忆，资料不足，错处难免，敬请指出。
2009年2月20日至3月18日
[责任编辑 张素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