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召开了三次关于文艺问题的座谈会,毛泽东在头尾两次会上做了发言。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将缩写为《讲话》)引言和结论。它们的出现标志着“直接促进现代文学史上新的文学规范体系的诞生”[6]。这种规范不仅意味着“中国工农兵文学运动发展的新时期”[6]的到来,而且使得“延安文艺界的思想”得到了“统一”[5]。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讲话》引言的理想听众。
关键词:不同轨 统一 引导 现实听众 理想听众
在分析《讲话》的理想听众之前,首先要明确到底参加1942年5月份这三场会议的人员也即现实听众。在众多研究中大家都一致认可的参与人数为96人。主要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宣传部及相关方面负责人;边陕甘宁边区系统干部;延安文抗驻会作家;延安鲁艺文艺家;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部队文艺系统文艺工作者[9]。通过对名单的分析,现将《讲话》的现实听众分为以贺龙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文艺工作者,以周扬为代表的鲁艺文艺工作者三部分。将《讲话》的现实听众分为三类基于以下原因,这三类人代表了两种态度和两个立场。两种态度就是对暴露延安“黑暗面”的肯定与否定。两个立场是中央领导和文艺部门的领导。
对于以贺龙为代表的现实听众而言,他们在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的会议上,已然有了5月2日的所要讨论批评的雏形。在一个月前的那次会议上所预伏下的问题(前经验):首先是毛泽东提出的 “开展自我批评”,“态度一定要好”,“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其次康生提出的“不好的形式有三种,一是王实味、丁玲的形式,一是《轻骑队》的形式,一是中央研究院及西北局的墙报(《矢与的》与《西北风》)形式”以及王稼祥等人提出的意见如“认为报纸的批评比墙报态度严肃些,而文艺版(指《解放日报》文艺版)描写老干部坏(如婚姻问题),前方同志不满。”“博古表示,文艺版现在的文章,没有看到英勇抗战,写边区不好,对技术工作散布不好的影响,描写所谓人性,鼓动人们不安心工作”[9]等。有了前经验,与领导身份造成期待视野的结构以批判对象为主,而这种批评又是与己无关的,指向他人。他们的期待视野与言说者始终在同一方向上。虽然在小结构上会产生错层效应,但很快会因相同的文艺价值观而重新复合。这部分现实听众的价值的同构性显示《讲话》的理想听众并非他们。
接下来是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文艺工作者。这里还应该细化为两类人。一类是丁玲,另一类是萧军。前者,实际上是“内向性”杂文的倡导者,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她已经察觉到自身方向不为上层认同。在她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中回忆过贺龙与她的谈话,在座谈会召开的当天,她甚至对刘白羽说这次将是一场针对她的“风暴”。而与丁玲相比,萧军就显得“不知者无畏”了。他两次向毛泽东提意见希望拟订解放区的文艺政策[9]。1942年4月4日,也就是离座谈会前一个月,他还收到毛泽东的信:“萧军同志: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12]萧军自信的心态与丁玲隐约不安形成鲜明对比,这也影响了两人的接受轨迹。对丁玲而言,《讲话》有一个良好的开始,因为它的伊始定位于“和大家交换意见”,并非一次针对她的批判。虽然她可以心安理得地听完《讲话》的前半部分,直至进入“态度问题”的阐释。关乎其切身的问题来了。对于她这个不完全遵循只暴露敌人,热情歌颂人民群众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让她听得心惊肉跳的一个部分。而让她暂时放下心的是毛泽东并没有用极端的语气或点名批判。对于她这样精神上获得“特赦”的听众,将会以极其感激而虔诚的心态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其他观点包括她自己所涉及的“态度问题”。她的接受轨迹即寻求与言说者的统一到自我反省再到全部肯定对方。像丁玲这样的听众,实际上就是《讲话》的理想听众,它收到了实际效果。
对萧军而言则不同。虽然不知道萧军之前到底向毛泽东提出了什么具体意见,但从座谈会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仍然坚持己见,并没有丝毫改变的意图。自持为毛泽东提供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并得到毛泽东“肯定”(4月4日的回信)的心理让萧军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被批评的对象。他的关注点停留在“和大家交换意见”的讨论层面,仍然坚持对话的可能性。因此他在成为现实听众时会保留自己的真实想法,并以自己的想法作为参照,而后才发生了和胡乔木在会谈上的争执。他的观念始终和《讲话》精神保持着一定的审视距离。因此他的接受轨迹是寻求《讲话》与自己文学观念的统一,因此常常表现为同它的紧张。实际上,《讲话》在萧军身上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他不同于丁玲,并不是《讲话》的理想听众。
最后,是以歌颂光明为己任的鲁艺的师生。鲁艺一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工作,《讲话》里所涉及的问题在座谈会之前鲁艺的工作者就已经或较大程度地进行了纠正,因此对其而言《讲话》与他们的直接关联相对较小。所以他们实际上也不是《讲话》的理想听众。
结合上文所作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它的针对性。虽然在讲话的开头和结尾都呈现出了开放式的对话语境,但实际上,毛泽东的讲话主体力图构建的是一种宣传说服听众态度改变的可能。所进行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换意见”而是改变观念。听众的最佳状态是以开放的交流心态介入座谈会,认识到自己存在的差距,并以虔诚的心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切割,而后重新启程,真正成为“文化军队”的一分子。因此与其说,《讲话》是以对话为目的的“讲话”,其实更确切的表达应该是对文艺路线宣传或确切地说是纠正。那么,《讲话》的理想听众也呼之欲出了:他们是那些曾经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偏差的但愿意反省改变自己的文艺观念和思想的文艺工作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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