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批评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方法是Fowler,Hodge, Kress 和Trew 等在1979年出版的《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旨在通过对公众语篇的分析来揭示语篇背后的意识形态及其对语篇的影响以及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至今为止，国内外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硕果累累，尤其在西方，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专著和论文不断涌现。本文将对国内外批评话语分析多视角研究进行综述，帮助人们了解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进展与前沿，以便针对性地进行相关学术研究。
关键词：批评语篇分析; 最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7)03-0027-06
1.引言
批评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称CDA①)，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它综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种学、大众传媒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吸引了不同学科的学者的注意。其主要思想体现在两本书：Language as Ideology(Kress et al.,1979)和Language and Control(Fowler etal.,1979)。它形成的主要动因是“对西方主流语言学和早期社会语言学的批判”（田海龙，2006：40）。它是一种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主要理论根据的社会指向的语篇分析方法（辛斌，2000：Ⅴ）。近年来批评语言学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研究人员逐渐增多，研究成果不断产生。为了帮助人们了解批评语言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前景，从而更好地进行针对性研究，本文拟对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2.国外批评语篇分析研究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批评语言学，也称批评语篇分析(Fairclough 1995a;van Dijk，2001），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批评语篇分析发展迅速，形成了一种新趋势，从而产生包括批评语言学、批评教育学、批评社会学、批评话语意识、批评社会语言学与批评写作相互交叉的一门学科—批评应用语言学（critical appliedlinguistics）。在语言学上，批评语篇分析吸收了美国人类学家关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假说（语言相对论和语言决定论）以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理论和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特别是评价系统的研究为批评语篇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语言分析工具(苗兴伟，2006：45），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基本问题是：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话语与社会；话语、控制与权力。批评语言学的核心特征是“企图建立一种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直接关系”，而“批评话语分析在弥补批评语言学的缺陷、坚持批评语言学的批评‘内核’的同时，拓宽了批评语言学的批评视角”，其核心内容是对产生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中介体进行研究。(田海龙，2006：42-43)
话语观是CDA的出发点，也是CDA与MDA分野的基本点。CDA对话语性质的认识倾向主要有：话语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Fairclough,1988）；话语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的一部分（Fowler,1979）；话语是社会制度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种系统组织方式，一种话语就是对有关制度的可能与不可能说出什么，或做出什么，进行定义、描写和界定（Kress，1979)。社会语境思想也是CDA话语观的一个核心支柱。Fowler(1979)认为语言使用总是体现在一定的语境中的，这种语境是指那种更大的基于社会、文化和政治差异的宏观语境要素，而不仅仅是那种直接的上下文、讲话者的背景知识等微观语境要素或那种言语事件、语篇类型等中观语境要素。Kress(1990)认为，意义是社会政治关系的产物，语篇则是社会性产物。语言是社会权力、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反映，不是一种同质系统。CDA的社会语境思想不仅扩展了MDA有关话语语境的内涵，也为CDA本身的方法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转自陈忠华等，2002：83-84）
批评语篇分析的近期研究热点是：开始考虑听话者（听众）的作用，认识到他们对话语的解释可能与语言分析家的解释有所不同。另外，它将分析扩展到语篇范围之外，开始进行语篇互文性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Fairclough （1995b）认为批评语言学早期的研究并没有给予“听话者的解释活动” 以恰当的关注。换句话说，他认为批评语言学在大多数情况下假定听话者对文本的解释与分析者（批评语言学家）的解释相同。
Fairclough（1995b）还指出：早期的批评语言学家对语法和词汇的分析十分透彻，但是他们对文本的互文性分析却不太关注。“语言学分析大多停留在小句层面，几乎不注意整体篇章中较高层次组织特征。”当然，Fairclough在指出批评语言学早期研究局限的同时也声明：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贬低批评语言学的贡献，而是想说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当中研究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理论得到了发展。上述Fairclough（1995b）所说的“关注点的变化”以及“理论的发展”并没有统一的理论框架。van Dijk（2001）也告诉我们，“批评话语分析不是一个具体的研究方向，因此，它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的确，CDA的方法论虽然主要建立在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上，但它同时兼容其它语言理论如言语行为理论，转换生成语言学中的有关概念和方法。（辛斌，2005）
批评语言学家们接受Halliday的观点，认为使用中的语言同时具有三大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根据Fairclough(1995b:25),概念功能指的是说话者对世界及其各种现象的经验，人际功能指说话者对相关现象的态度和评价，用以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语篇功能是上述两种功能的工具。正是通过语篇功能，说话者才能说出可以被听话者理解的话语。该功能可以使话语与产生它的上下文及语境发生联系。
Halliday的“作为社会行为的语言”这一观点对于批评语篇分析家（Fairclough,1988,1992a/b,1995a,1995b;Fowler et al.,1979;Kress & Hodge，1979）来说是一个核心观点。像社会语言学一样，批评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社会语言学里，语言与社会这两个概念是分离的，因此，人们不得不去谈论‘两者之间的联系’，而对于批评语言学来说，语言是社会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Fowler et al.，1979：189）
批评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另外一个主要观点是：说话者在词汇和语法两方面进行选择，这些选择有意或无意地受一些原则支配，并具有系统性（Fowler et al.，1979：188）。因此选择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Fowler et al.（1979：188）认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不是任意的或惯用的，而是形式代表内容。”总而言之，语言是受意识形态驱动的社会行为。
虽然Fairclough等批评话语分析倡导者针对别人的批评也经常进行反批评，但他们非常清楚CDA的缺陷。Fairclough(1988)，Kress(1979),Fowler(1979)等都曾从不同角度，在不同方面作过批评。如其中有人指出，CDA对话语作用的强调是单向的，非辨证的；CDA的文本收集和分析缺乏系统性，示范性的分析往往零散不完整，对语境上下文和分析方法重视得不够。而且，CDA的文本分析仅局限在语法和词汇的意识形态意义上，没有延伸到整个文本的结构。另外，CDA的权威性和客观性也值得怀疑，语料的选择及其代表性也值得质疑。特别是，文本被当作终结的产品进行分析，文本产生和解释的过程往往被忽略：文本分析忽略了话语参与者对文本的动态分析过程，没有考虑研究文本解释的过程以及读者和分析者在解释中的作用；单方面强调话语对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再生成的影响，结果忽略了话语是社会斗争的场所以及话语变化亦是社会文化变化这两个方面。另外，如Fairclough（1992a）所言，CDA强调社会停滞而非社会变化，强调社会结构而非社会行动，强调社会再生而非社会转型。也有人指出，语言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在批评语言学中虽有涉及，但界面太窄，分析者对会话结构的意识形态意义重视不足。即语篇特征与社会意义之间的关系被简单化，语言形式与社会意义之间的联系被忽略；文本与文本的意识形态在批评语言学的文本分析中被视为一种固定的、直接的、透明的关系，而事实并非如此。另一方面，关于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CDA有时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此解释中可能会做出语篇中根本没有的假设。当然也有批评者声称，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阐述尚不够到位；批评话语分析的政治责任感太明显，其批评性分析往往从某一特定观点出发对文本进行带倾向性的解释。（参见辛斌，2004：64-68；项蕴华，2004：20-22；田海龙，2006：42-44）
当然，不少CDA倡导者（包括我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批评，为CDA的合理性辩护。辛斌（2004，2005）在承认许多批评具有合理性的同时，指出，CDA“目前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也是整个解释学一直面临的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关于CDA在其分析中的客观性所遭受的质疑，辛斌探讨了分析者能在何种程度上摆脱自己立场问题。他从西方阐释学的角度提出有些批评不够公允，因为“偏见未必都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它是理解的前提和基础，唯有偏见才能形成理解的“视域融合”。（辛斌，2005：167）
国外批评语篇分析的主要流派包括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兰卡斯特学派（Lancaster School）的社会变革论，以Wodak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语篇历史法，以Wetherell为代表的拉夫堡学派（Loughborough School）的话语心理学，以Kress和Van Leeuwen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以Van Dijk为代表的社会认知法等等。在具体的语篇分析中，他们或者以语言分析为主，或者从社会理论出发，对语篇的语言特征并不分析描述，或者把社会理论与语言特征分析结合起来。而社会符号学则把语篇看作是一种社会符号，并在分析语言特征的同时强调图像、声音等视觉和听觉符号在语篇中的作用。认知语言学家Langacker(2001)从认知语法的角度研究语篇。O’Halloran(2003)在运用连通理论、关联理论作为认知框架探讨新闻语篇对读者的操纵。O"Halloran,Kieran (2003) 强调了批评话语分析和语言认知的关系，他认为过去的批评话语分析主要关注解释阶段（explanation）的语言分析和社会文化分析之间的联系，阐释阶段（interpretation）的认知过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批评话语分析有关读者如何解读语篇的假设主要是建立在直觉之上的，而且也是不完善的。作者的目的是要去改变这种不平衡并且从认知的视角来考察批评话语分析的阐释阶段。
20世纪末，批评性研究路径也开始影响并应用到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中，因而出现了批评应用语言学（critical applied lingguistics,简称CAL）。批评应用语言学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语言和教育研究的新路径。它认为语言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传统的应用语言学一直认为不具政治性，在研究上则忽视了语言教学所处的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因此，它倡导对主流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进行反思并开展批评性研究。CAL的研究领域可分为6个大类（Pennycook,2001）：1）语言教学的批评性研究，揭示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因素与语言教学中的诸多不平等关系。2）翻译的批评性路径，翻译中的政治性；3）语言测试的政治性批评研究；4）语言规划和语言权利方面的批评性研究；5）对各种工作场所和职业场所的语言使用问题进行批评性研究；6)批评话语分析和批评性认知能力等。
总的说来，国外的批评语言学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机构语篇的批评性分析；组织语篇批评性分析；多媒体语篇批评性分析；政治语篇批评性分析；种族歧视问题、性别和身份问题的社会批评分析等等。
3．国内CDA多视角研究
在国内语言学界，关于批评语言学的介绍和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陈中竺（1995a,1995b）、辛斌（1996）可以说发表了国内最早介绍批评语言学的三篇学术论文。辛斌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不断向国内同行介绍批评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发表论文19篇。2005年他的《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一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国内第一部批评话语分析的专著。本书对我国的英、汉语篇的批评性研究和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几年，国内不少学者相继加入了CDA研究的行列，外语核心刊物上相继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CDA研究论文。国内CDA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4个方面：
3.1 理论介绍与综述性研究
理论介绍和综述性研究是语言学界对国外CDA研究理论的总结和反思，对国内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3.1.1 理论介绍
辛斌（1996-2006）对批评语言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论作了客观而较全面的阐述：批评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不过20几年，我们不能说它已经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论。它在语篇分析的方法论上还是采取“拿来主义”。任何能用来分析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产生令人信服的结果的理论方法它都不会拒绝。他用简洁的语言分析了CDA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来源——系统功能语言学，论述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引入了汤普森的意识形态分析框架，还从分类、及物性、情态、转换等方面分析英语中的某些形式在语篇中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帮助读者清楚地了解批评语言学的方法论，提高语篇分析意识和批评阅读能力。
语篇的主观性决定任何语篇都必须体现意识形态。语篇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意识形态。语言只是语篇的形式，意识形态才是语篇的内容。任何一种语义内容都有若干种语言形式可供选择，而选择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是在不同语境下不同目的的作用和结果。内容决定形式，意识形态往往决定语言再现形式的选择（陈中竺，1995a）。基于这种观点，Fairclough等批评话语分析者们提出了描述（description）、阐释(interpretation)、
解释（explanation)三个分析步骤，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再现语篇的全貌提供了方便，从这个意义上，它为语篇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戴炜华、陈宇韵（2004）研究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及其常用的分析方法，回顾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简短的历史，并通过对两篇互联网新闻的对比性分析，探讨了意识形态在写作过程中的影响，从而揭示了批评话语分析在分析大众语篇时的独特优势。王庆新、纪卫宁（2000）对建立在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批评话语分析
模式进行了说明，指出它通过描述、阐释、解释三个分析步骤，对语篇进行分析，揭示语篇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统治关系。两人还运用这一分析模式，对美国前总统Abraham Lincoln的历史名篇“Gettysburg Address”作一分析，验证了CDA模式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价值。王晋军（2002）阐明，SFLSystemic_Functional Linguistics）为CDA提供了分析的理论基础，CDA则为SFL提供了广泛的实践领域并为其理论发展提供了补充和借鉴，藉此以加深对CDA的了解和认识。SFL的语言符号观，语篇的多功能思想，语境理论和级阶思想是CDA的理论基石。而CDA对SFL的补充可以大致体现在语篇、话语及其分析，语言变异、语言教育与语言教学等三个方面。李杰（2005）强调，情态能表现作者或说话人的“评价”或“态度”。情态的诸多表现形式是情态意义的载体，说话者的态度或观点就寓于其中。作者或发话人往往会在话语中通过多种情态表达方式来向读者或受话人传达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尤其在劝说性语篇和新闻语篇中更为明显。她采用功能语言学和批评语言学的观点，分析了话语的情态表达的种种情况，情态取向的主客观性与情态责任、情态意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而探讨了话语是如何通过情态表达来体现意识形态意义的。
Fairclough认为，语篇分析应该是多维的、多功能的、历史的和批判的。项蕴华（2004：19-23）对Fairclough 的语篇分析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介绍和述评，对Fairclough关于语言与权力的关系、批评性语言意识、新闻语篇、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语言等方面的论述也有涉及。她还剖析了非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弱点和批评语言学的不足，强调要借鉴社会性理论，在对所要分析的语篇进行选择时，分析者应该注意所选语篇应具有反映实践的多样性，而分析时应该重视语篇的生成和解释过程。此外，语篇分析不仅要涉及语篇中的权力关系，而且要研究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是如何构建语篇的。语篇分析应该关注不同实践之间的变化性和异质性，将其作为历史变化过程的共时性的反映，作为各种社会势力斗争的结果。陈腾澜（2000）对西方法律语言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法律语言学应该借鉴批评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法律语言作批评性分析，作为对传统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补充。论文极具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吕万英（2006）的《法官话语的权力支配》是国内机构话语批评性研究的代表论文之一，是批评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李曙光（2006）从情态语言资源视角进行新闻语篇对话性研究，详细深入地探讨了新闻语篇中的情态及其与语篇对话性的关系。这区别于传统的叙事学视角对新闻语篇的对话性考察，很有理论价值。此外，吴建刚（2002）、吴梦启（2002）、纪玉华（2001）、江晓红（2003）、徐涛（2006）等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批评语言学理论。
3.1.2 研究述评
述评性研究论文主要有11篇，其中两篇书评，一篇会议综述。陈中竺（1995b）对批评语言学进行了比较全面透彻的介绍。一般认为，这是国内首次述评CDA的论文。丁建新与廖益清（2001）从四个方面讨论分析了批评话语分析产生的理论背景，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学基石，批评话语分析论述的三个基本问题：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控制与权势；话语与社会。他们还分析了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教学的启示。
CDA认为语言产生社会，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语言等同于社会，社会分析成为话语分析的主体，而语言分析只是社会分析的方式或者手段，CDA的目的就是试图揭示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寻求改变社会结构的途径。陈忠华、杨春苑、赵明炜（2002）以主流话语分析为参照系，从话语观和方法论两方面对CDA作基本述评。他们评析了具有影响的4种CDA话语观：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制度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种
系统组织方式，是权力和知识系统。作者指出，CDA是以对话语性质的认识以及社会语境思想来建构话语观的。他们归纳出3种CDA模型并予以评价，即：Kress模型、Fairclough模型、Scolian模型，这对CDA研究者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李素玲（2004）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背景、分析方法及发展状况进行概述，指出其在现实语篇分析和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前景。黄国文、徐 （2006）对语篇分析和话语分析进行了概念区分，对批评话语学派的分析介绍非常到位，对该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该文信息丰富，很有启发参考价值。田海龙（2006）通过对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形成及核心内容的评述，通过对二者的批评与反批评的讨论，再现从批评视角研究语篇的发展过程。他认为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存在差异。二者不仅仅是术语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批评话语分析是对批评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批评语言学运用功能语法，试图建立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一对一的直接联系。批评话语分析却认为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间接的，是通过媒介建构的，并发展出“话语实践”和“社会认知”等多种学说。在批评与反批评的的讨论中，批评话语分析坚持“批评”之内核，更多地从批评社会科学汲取营养，建立起话语与社会的超学科对话体系，拓展了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显现出从批评视角研究语篇的巨大潜力。
《后现代社会中的话语：批评话语分析再思考》是Chouliaraki,L和Fairclough两人1999年的合著。田海龙（2003）对此的评介对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人员很有帮助。他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每章的主要内容，并进行了点评分析。这对打算读本书的话语分析爱好者来说是个很好的指导和参考。施卫华（2005）的《社会的话语 动态的视角——?批评话语研究?创刊述评》也属于一篇相关的综述性论文。作者的点评比较到位，信息较丰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此文。另外，李战子、高一虹（2002）对第28届国际系统功能语法大会进行了述评。作者从SFG与CDA的关系、评价理论、功能语法的分析软件等三个热点问题着手，阐述了大会的宗旨目的、主题发言和专题讨论等，对功能语法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结合点作了较全面的分析，提供了不少有关SFG与CDA研究的前沿信息。
3.2 对具体语篇的分析研究
具体语篇的批评性分析研究核心论文并不多，但这是国内语言学界兴起的新浪潮。许多学者借助批评语篇分析理论模式，从不同的视角，对大众语篇与历史名篇等进行批判性分析，或揭示意识形态和语言的关系，或揭示意识形态对语言的影响，或验证批评话语分析模式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价值等。
陈中竺（1995a）从语法、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记者如何实施意识形态传播以达到权利控制的目的，指出，语篇并非单纯反映世界，语篇制造和改变社会过程，同时也为社会过程而制造和改变。张延续（1998）运用批评语言学理论，从分类、情态、口语体等角度对美国新闻周刊进行批评性分析，他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揭示意识形态对语言的影响。任芳（2002）运用Hodge与Kress(1993)提出的重要理论模式“句式模式”对《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关于中美撞机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对比分析。指出这两篇新闻无论是对事件的描述，还是对中美双方形象的塑造，都存在明显的倾向性，提醒读者应批判地接受媒体提供的信息。彭建武、郭秀珍（2005）借助“及物性”概念，对纽约时报和美联社的两篇报道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揭示了隐含于新闻语篇中的意识形态，同时验证了批评性语篇分析在分析大众语篇中的应用价值和优势。吕万英（2005）以语篇分析理论为基础，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从及物性、转换及人际功能系统等方面对世界几大报纸的新闻标题进行分析，指出新闻标题反映报纸的意识形态。呼吁读者在解读新闻时，有必要对其进行批评性分析，尤其从新闻标题的语言表达中预测文本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把握媒体的思想政治意图。另外，朱嫣然（2001）、田海龙（2003）、项蕴华（2004）等都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具体语篇的批评性分析。
3.3 英、汉语篇的批评性对比分析
辛斌（2005-2007）在从事这方面的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他2006年的《?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转述方式和消息来源的比较分析》就是其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曹广涛(2003)的《汉英对比研究中的权力话语》一文，运用权力话语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分析了汉英对比研究中的盲点与误区。作者认为维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是民族独立和发展的标志，抛开自己宝贵的文化观念，是十分肤浅、狭隘和无知的，汉英对比研究应该致力于如何趋利弊害，如何将发扬传统文化优势和汲取外来文化精华有机结合。他指出，国内学者研究中存在的文化错位对汉英对比有消极影响，研究者应有权力话语意识并培植自觉的后殖主义反抗话语，汉英对比研究应该将权力话语的对等原则和伦理原则作为对比研究理论中的重要原则，以使汉英对比研究在新世纪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下能够及时消解文化全球化的消极作用，从而走上多元化的发展轨道。苑春鸣、田海龙（2001）的《英汉政治语篇的对比分析与批判分析》很值得推荐和阅读。英汉语篇对比研究的核心论文太少，很有研究空间。
3.4 拓展性理论介绍与纵深研究
机构话语研究在国外主要涉足三个领域：某一特定机构的话语；不同机构间的话语；机构人员与大众之间的话语，而国内相关的学术著述通常倾向于对某一机构单一的文体进行研究，而对不同机构文体间以及文体与机构背景之间的动态关系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徐涛（2006）从动态辩证的语言观出发，运用批评话语手段，通过对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出现的一种新型的话语实践即高校办学理念的个案分析，对当代社会变革大背景下，机构话语秩序的再构建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据笔者所知，这是国内少见的机构话语分析研究，是国内有待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拓展。此外，徐涛、张迈曾（2004）的《高等教育话语的新变迁——机构身份再构建的跨学科研究》也是这方面的纵深研究。
李丽生（2005a,2005b）对批评应用语言学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他详细分析了CAL产生的背景，CAL的概念及研究领域，并对CAL的争议及其面临的问题进行了阐述。论文有助于人们对CAL的了解，也可激发人们对批评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兴趣。杨敏（2004）选用中英家庭婚姻法这一语料，用批评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双重理论框架，从情景语境、语篇的三大元功能、语义阐释等角度，分析了法律语篇中有突出特点的语境、文体和句式结构，尝试阐释立法语言，剖析了婚姻家庭法背后所隐藏的国家权力意志。文章立意新颖，视角独特，对（批评）话语分析爱好者很有启发。
4.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新动向
4.1 英、汉语篇的批评性对比分析日益得到重视;在重视英语语料的同时，汉语语料的本土化研究初步得到加强。辛斌等学者正在从事的英汉语篇批评性对比研究反映了CDA研究在国内的这一新特点、新趋势。一些学者（如张迈曾、徐涛、项蕴华、田海龙等）不满足对英语语料的分析利用，正开展对现代汉语篇章的批评性分析研究。徐珺（2002，2003）等从文化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对英汉语篇进行了对比批评分析研究，对翻译研究很有启发和帮助。相信这些学者的研究将带动和激励其他人一起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4.2 国内的PDA②研究已经起步，CDA和 PDA的比较研究已有人关注，并努力与国际接轨。
国内PDA研究和机构话语分析的研究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拓展。它会促动CDA理论的纵深研究与发展。根据国内最近的几次（批评）话语分析研讨会和国内权威学术期刊的介绍情况来看，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积极话语分析（PDA）的研究，甚至CDA与PDA的对比研究。（朱永生，2006等）
4.3 新的研究思路初见端倪，新的理论逐渐引入CDA研究，研究方法不断得到丰富,研究内容、研究对象逐渐趋向多样化
批评应用语言学理论的介绍与应用将在我国逐渐推广。因为这在我国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它将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发展前景。另外，功能主义语言学的评价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得到运用。一些学者已尝试将他们的一些新成果应用于CDA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功能语法分析软件和语料库建设将被用于批评话语分析（李战子，2002）。在内容方面，批评语用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应用语言学等研究已经初见端倪。如国内一些学者正从CDA视角研究语言教学。李丽生（2005a）就如何培养批评性阅读能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朱嫣然(2001)等研究如何将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应用于阅读、写作或写作教学；一些学者（如廖美珍及其硕士、博士；吕万英，2006；王晋军，2002）已从事研究法律语言中的权力控制、法庭审判话语的批评性分析、医患双方的话语角色转换和权力关系、考试制度中隐含的权力与霸权政策，教材编写和使用中的语言、政治和政策霸权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机构语言批评研究、组织语篇批评分析、政治语篇批评分析、媒体语篇批评研究等必将像国外一样得到蓬勃发展。
5．结语：问题与对策
笔者认为，CDA作为语篇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批评话语分析将与语言学、认知、社会紧密联系。语言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建构。认知科学中的许多理论如关联理论、可及性理论、语篇世界理论等将在批评语篇分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语料库的建设、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语言分析软件的开发为批评话语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之间的融合和渗透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研究方法上，批评语篇分析在加强自身的理论建构的同时更应注重对实际的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和操作，使批评语篇分析方法不断完善。然而，目前，我国的CDA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我们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方面做得还不够。研究专著和硕士、博士论文还很少，而国外却很常见，内容也涉及诸多方面。其次，国内CDA研究成果多为综述性论文，纵深的研究成果不够多。此外，研究内容不够丰富。国内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语篇的批评性分析研究，对批评语用学、批评应用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还不多。某些领域国内还没有成果。如何将CDA理论用于语言教育实践的核心论文或著作还很欠缺，国外早有专著(如Fairclough，1992a;Clark & Ivanic,1997等)。同时，上述领域的国内研究队伍也不够大。最后，某些辅助设施的滞后和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也影响研究的积极性和研究成果的产出；国内专门针对DA与CDA的刊物还没有，与国外相比落后不少。要解决上述系列问题，国内语言学界的有识之士和有关部门应共同努力，采取措施，不断丰富理论，完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层面，落实研究的应用，积极加强国际、国内学术交流，走汉语研究和外语研究相结合的道路。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