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初小说在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和叙事角度上具有了现代小说的叙事因子，为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末民初全新的小说观念颠覆了传统的文学格局，引领着新小说叙事模式的变革。开启民智的启蒙重任、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文学市场的形成、近代大众传媒的兴起，都对新小说体式的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新小说 叙事特征 小说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新小说“泛指在清末民初出现的多少有些革新意义的小说作品”，主要指由吴趼人、刘鹗等作家创作出的一大批介于中国古代小说形态和西方小说形态之间的过渡状态的作品。新小说在小说体式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尝试，无论在叙事结构、叙事时间，还是在叙事角度上，都体现出与古典小说不同的叙事特征。虽然这些尝试远未能形成大规模的创作潮流，但正是它为现代小说体式的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中国小说体式的现代化进程，从而使“五四”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彻底地告别了传统，实现了中国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艺术转换。
一 新小说现代体式变革的表现
中国现代小说体式萌生于清末民初时期，以梁启超、林纾、吴趼人、苏曼殊、李伯元等人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了与古典小说艺术形态不同的体式特征，逐渐具有了现代小说体式的叙事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叙事结构上逐渐出现了非情节因素的倾向。清末民初的许多小说作品中出现了较多的哲理思考、政治说教、心理感受等小说结构因素。新小说增加了非情节性因素——大量的议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情节功能，逐渐突破了古典小说单一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框架。古典小说作为一种“讲述”艺术，十分重视情节的曲折完整，引人入胜，重在故事的讲述。对于故事情节完整性、曲折性、传奇性、统一性的追求成了作家的共同目标。人物往往是事件的载体，离开故事，人物的其他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就失去了独立的表现价值，这就形成了古典小说重点关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人物性格的发展、人物心理感受的变化反而不受重视。
出于启迪民智的需要，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政治小说以表达其政治思想为根本目的，作品较早采用了倒叙手法，基本上突破了古典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式，它以人物的游历过程为线索结构小说，为新游记体小说的出现作了最初的尝试。小说中充满了大量的政治辩论、政党纲领条文、诗词曲文等非情节因素，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手法，拓展了小说的抒情功能，为后来抒情小说的艺术革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以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为代表的抒情小说重视小说的抒情功能，在保留了一个大致的故事框架背景下，重点传达出叙述者对个人生活的情感体验，使小说带上了浓郁的抒情色彩。苏曼殊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将叙事的重心移向了叙述者的情感意绪，为现代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在叙事时间上大量采用了倒装和插叙法。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笔法影响，以顺叙为主，从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到结局，从人物的出生、成长、衰老到死亡，都是按时间顺序展现其因果律、连贯性。在新小说中，大量的倒装叙事手法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时间，巧设悬念，迅速推进故事情节发展，逐渐剔除了古典小说的引子、见解、人物简介等内容，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古典白话小说的说书叙述模式——与自然事件的发生发展相一致的连贯叙述的顺序。吴趼人的《九命奇冤》采用了倒装手法，小说明显借鉴了法国小说家鲍福《毒蛇圈》的创作手法，《老残游记》、《六月霜》等小说也部分采用了倒装叙述。恽铁樵的《工人小史》运用插叙法，补充交代了韩 人十年前流落到上海来做工的原因。倒装叙述手法不断制造悬念，将故事情节层层推进，丰富了读者的阅读感受，显示了新小说的现代因子。
第三，在叙事人称上逐渐出现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限制叙事手法。中国古典小说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叙述者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导致了作者个性的消失。第一人称叙事是连接古典小说叙事模式和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一座桥梁，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里程碑。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中国白话文学中首次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M·D·维林吉诺娃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第一人称参与模式无疑是中国白话小说史上的革新，吴沃尧的《怪现状》就是白话文学中首次出现的第一人称叙述”。在近代小说中，大量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带来了小说叙述视角、叙述的空间和时间、叙述的话语和文体、叙述功能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现代小说主要采用了限制叙事（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为主），叙述者已经融入了叙述的过程之中，成为了情感的体验者或者事件的参与者、目击者，叙述者只能叙述他所了解的内容，而避开了他所不了解的内容，采用主观体验的方式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二 新小说现代体式萌生的内在要求
全新小说观念的确立是中国近代小说体式变革的内在原因。近现代“救亡图存”的中心主题把小说从文学边缘推到了中心位置，成为文学中最重要的品种。随着地位的不断提高，近代小说体式必然会发生变革，才能承担起新时代赋予它的功能价值，这为近代小说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基础。1897年，严复、夏曾佑发表了《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该文深刻地阐明了小说的特点和重要的启蒙功能，为小说成为文学中最重要的品种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中国近代最早从理论上论述小说重要性的论著，认为小说主要表现人性，即所谓“公性情”，并分析了小说语言的通俗性、描写的细节性和故事的虚构性等文体特征，“从纯文学的角度归纳小说特点，以东西小说互为参照，提出以小说表现理想，批判现实，创造新生活”。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中，大大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并从“熏”、“浸”、“刺”、“提”四个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小说对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别士的《小说原理》比较详尽地阐述了小说创作的“五易五难”，浴血生从“责、刺、讽、喻”等方面来研讨小说创作，这些都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小说的理论内涵和创作的内部规律，不断丰富着清末民初小说理论，持续推动着新小说体式的变革。
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比较注重对西方小说创作方法的研究和借鉴，通过对中西方小说的比较，清末民初小说家惊叹于西方侦探小说开局“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而中国小说起笔平淡无奇，应该向西方小说学习，于是在小说创作实践中有意识地使用了倒装叙事方法。受西方小说分类的影响，《小说林》对小说进行了分类和编目，它不但刊载了各种最新小说观念和各类小说作品，而且对每一类小说的内容风格都有所评论，引领着新小说的创作和研究，逐渐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在中国小说体式的变革过程中，翻译小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翻译小说大有压倒创作的趋势，盛极一时。据阿英调查统计，从1875年到1911年的近四十年间，翻译小说就多达六百多种，而这个数字是当时出版小说总数的三分之二，许多文学名著也被翻译过来。梁启超等人翻译的政治小说、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周氏兄弟等人翻译的俄罗斯东欧各国小说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翻译小说影响深远。外国小说的反封建、反侵略思想，对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追求等内容，直接开启了新小说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初步思考和回答。外国小说新颖的叙述模式为新小说的诞生提供了范本，使中国小说在逐渐借鉴模仿西方小说叙事模式的过程中，加速了小说艺术形态的转型。非情节结构小说、倒装手法、心理分析、议论抒情、限制叙事等具有现代小说体式的种种因子出现在新小说作品中。同时，翻译小说的异域营养不但培养了一大批小说读者群，而且还滋养了一大批小说作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三 新小说现代体式萌生的背景原因
中国小说在清末民初出现了现代小说体式的诸多元素，为现代小说艺术形态的全面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具有极其复杂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小说文体嬗变的深层原因。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碎了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梦想，传统文化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当前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文化上空前的危机感深入民族意识，改革势在必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根本的原因，向西方学习是这次转型的方向。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千百年来的使命，在近代社会中，载的是“救亡图存”之道。清末民初的文学革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小说界革命”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以维新运动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发现了小说在西方反封建主义、启迪民众方面的巨大优势和重大作用，而中国小说却难登大雅之堂，与现实距离很远，难以承担起开启民智的重任。于是，维新志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小说界革命运动，为小说正宗文学地位的确立摇旗呐喊，小说被推到了开启民智、挽救民族危亡的风口浪尖上。
小说不再是街头巷尾之说、茶余饭后的谈资，仅供消遣娱乐，它需要参与社会变革，需要“启迪蒙昧”、“改良群治”。小说功能的变化必然要求小说艺术素质的变化，要求它应该是严肃文学，要求在体式方面进行变革，而西方近代小说的主题思想、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人称等叙事方式提供了典范的模本，向西方小说学习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小说在近代社会的兴盛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中国近代社会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逐渐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大批知识分子走进小说家行列，拿起小说这一武器，来揭露清政府的种种无能、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端，从而导致了谴责小说的兴盛局面。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工商业城镇相继出现，日趋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发展壮大，他们需要借助带有西方小说体式特征的新小说来反映他们的生活理想、思想情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新小说的创作。
近代大众传媒兴起，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小说艺术的发展。据阿英调查统计，晚清发表小说的报纸有32种，这足以证明在近代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新型小说出版阵地。同时，新小说的发表也得到了印刷出版业、书局、印书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些都为近代新小说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近现代小说借助报刊等新的传播方式，在文体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以便适应报刊发表的需要。由于连载的需要，很多作家边写边发表，每一期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最终连缀成篇，形成了报刊连载式与集锦式小说结构。阿英认为，“不能不把原因归到新闻事业上”，作家们“为着适应时间间断的报刊杂志读者，不得不采用或产生这一形式”。这种结构方式的出现对小说体式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促使古典小说叙述体制逐渐向现代小说叙述体制转变。为了适应报刊杂志读者的阅读特点，报刊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剔除白话小说的“入话”，开门见山。同时，报刊小说是阅读而不是说书，自然而然地去掉了“话说”、“且说”等带有口头文学特征的转换语。大众传媒方式的出现，推动了小说向比较纯粹的书面语言艺术的转化，提升了小说的文学性。第二，由于连载小说分期发表，整部小说结构松散，形同短制，所以作者就更加注重生活横截面的选取，注重对每一个情节单元的打磨，这种写法为现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蓝本。
参考文献：
[1] 季桂起：《中国小说体式的现代转型与流变》，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M·D·维林吉诺娃：《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杨星映：《小说艺术的奥秘》，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简介：
汪平，男，1973—，重庆武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小说理论，工作单位：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杨婷婷，女，1981—，重庆璧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工作单位：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