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江湖

翻开武侠小说,我们便进入到那个血雨腥风、缠绵悱恻的江湖世界。武林高手从黄沙大漠到桃花小岛,从紫禁之巅到缥缈峰间,演绎着行侠仗义,刀光剑影的传奇故事,构成一番中国人独有的武侠文化。

武侠文化,古已有之。虽然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早已明确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但千百年来,一诺千金、除暴安良的侠客却一直受到百姓敬仰。

最早的侠客是谁,我们已无从知晓。但在《史记》中,司马迁专门编写了《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记录下荆轲、专诸、豫让、朱家、郭解的其人其事,并赞扬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开始流行,描写干将、莫邪铸剑的《三王墓》等神话作品悉数登场,为后来的武侠小说提供了素材和启发。唐朝传奇小说兴起时,《聂隐娘》《昆仑奴》《虬髯客传》等武侠作品中的大侠已开始飞檐走壁,修炼神功。经历宋话本、明清小说的演绎后,武侠文学更是不断丰富,直至20世纪初,“武侠小说”这个名字,终于被确定下来。

“南向北赵”

1923年之前,武侠啼血之作可谓凤毛麟角,充斥市井坊间的大多是思想艺术均不足称道的混世之作。

它们一面承袭晚清武侠小说侠义公案余绪;一面迎合当时国人“尚武”心理,在旧武侠模式中嵌入所谓的新内容。既丢弃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品格”“壮举”与“精神”,又未形成日后“纸上江湖”的现代路数,被中国现代小说阵营排除在外。

这场古代武侠小说旧模式向现代武侠小说新风格的转轨,终因受当时思潮及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没能调整好速度与方向,急于求成,慌不择路,造成民国初年至上世纪20年代初期前十余年间中国武侠小说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文不白、亦文亦白的混沌局面。

1923年,民国武侠小说史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湖南平江向恺然以平江不肖生为笔名在上海《红》杂志连载其武侠成名作《江湖奇侠传》,引起轰动;二为河北玉田赵焕亭亦于同年推出其武侠力作《奇侠精忠传》,大获成功。虽说二人写作风格不同,题材迥异。前者以近似荒诞的文笔将故乡佚文及前清文人笔记中之奇闻轶事讲得生动有趣,险象环生;后者用近似拙朴的笔墨和说书人的口吻将清代绿林豪侠写得古朴豪壮、荡气苍凉。但由于两书均能摆脱民初旧武侠之桎梏,采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体,故而使读者耳目一新,如视异景。作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开山鼻祖,“平江不肖生”与赵焕亭南北相映,交相生辉,携手登上武侠小说掌门之位。

“一代宗师”

“南向北赵”的成功极大唤醒了南北两派通俗小说作家的转型,他们不约而同地于同一时间相继扔下手中的言情、滑稽、社会、侦探类小说写作,纷纷“揭竿而起”,闯进“纸上江湖”,遂使1923年至1932年这近十年间武侠小说作家极众,产量激增。持平而论,此间除顾明道、文公直、姚民哀、戴愚庵等人的作品尚有可观外,其余大多已无昔日武侠小说的“豪侠之气”,而是流于眼花缭乱、花拳绣腿的武打套路之中。其作品主人公亦非昔日行侠仗义之士,而多为聚啸山林、拉帮结派的绿林之徒。作者往往置古代侠客气质与精神于不顾,误将“武打”作为侠客天职,重武轻侠,终导致这一时期武侠小说多变种为“武打小说”且泛滥成灾的局面。

此等局面极大挫伤了读者对报载武侠小说的阅读热情。尤其是在北派武侠小说的大本营天津,此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如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徐春羽、朱贞木尚未崛起,占据各报刊武侠小说连载之地者多为无名无实的混饭之作。不但作者鱼龙相混,成分复杂,老旧墨客、报馆文人、半瓶子医生、落魄教师等均杂混其间率而操觚,而且其作品也鲜见花里胡哨的海派热闹与时髦。虽然此间也产生了张杰鑫、常杰淼、顾桐峻、蒋轸庭等人的《三剑侠》《雍正剑侠图》《大宋八义》《五女七贞》等评书式剑侠小说,但读者久观也要生厌,此时的民国北派武侠小说可谓“命悬一线”。

武侠小说的趣味,是多方面的。侦探推理小说中没有武侠,武侠小说中却能有侦探推理;言情文艺中没有武侠,武侠小说中却能有文艺言情。这正是武侠小说一种非常奇怪的特性,还珠楼主李寿民因秉承这一写作手法,成为承先启后的一代武侠写作宗师。

然而细数民国北派武侠小说,几乎没有一部是真正完整结束的,因为局面太大,作者很难收拾残局。民国时期,仅有一人未受其影响,这人就是王度庐。

王度庐的作品,不但风格清新,自成一派,且写情细腻,结构严密,故事完整。其作《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龙藏龙》《铁骑银瓶》,虽然是同系统故事,但每个故事都独立成章,结束巧妙。他也是第一个将写文艺小说的笔法,带到武侠小说中来的人。

郑证因是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者中的佼佼者,不仅文字简洁,写侠林中事令人如身历其境,写技击更是专家,几乎能将每招每式都写得极生动逼真,当时有很多读者都认为他本身也必精于技击。

事实的确如此。郑证因,原名郑汝霈,天津人。早年在北平国术馆馆长许禹生门下学太极拳、且使得一手漂亮的九环大刀,曾公开献艺。他是位多产作家,写书通常很短,最长最有名的作品是《鹰爪王》。他书中的技击招式和帮会规模,至今无人能模仿,是真正无人匹敌的的功夫宗主。

宗师也有老去之时。上世纪40年代是武侠小说最消沉的一段时候。

直到50年代初,才有个人出来“复兴”了武侠小说,为武侠小说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使武侠小说又蓬勃发展了二十年。开创这个局面的人,就是金庸。

金庸时代

金庸,融合了各家各派之长,其中不光是武侠小说,还融会了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西洋文学,形成他独特的简洁、干净、生动的风格!他的小说结构严密,局面虽大,但却能首尾呼应,其中人物更跃跃如生,呼之欲出。须知,武侠小说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包罗万象,兼收并蓄。人性冲突更是武侠小说具有吸引力的主因。

用金庸的话讲,“纵然是同样的故事情节,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写出来的小说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类的观念和看法,本来说在永远不停的改变,随着时代改变。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家自己新的观念。因为小说本来就是虚构的。”

写小说不是写历史传记,写小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吸引读者,感动读者。

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已无法再变化,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

武侠小说中当然不能没有动作,但描写动作的方式,是不是也应该改变了呢?从郑证因的正技击描写:“平沙落雁”“玄鸟划沙”“黑虎偷心”“拔草寻蛇”,到还珠楼主的奇秘魔力、裸裎魔女,再到“这道人一剑削出,但见剑光点点,剑花错落,眨眼间就已击出七招,正是武当‘两仪剑法’中的精华,变化之奇幻曼妙,简直无法形容……”

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其“动作”已不仅仅是“打”。小说中的动作和电影不同,电影书面的动作,可以给人一种鲜明生猛的刺激,但小说中描写的动作没有这种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情感的冲突,事件的冲突,让各种冲突堆积成一个高潮。

江湖不远

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期过后,武侠热潮开始渐渐退去,武侠小说的创作也开始由盛转衰。一时间,武侠小说成了无人问津的滞销书,文坛也再无“一代宗师”来扛起大旗。

2008年,市场上已经很少再见武侠小说的踪迹,理由很简单,不好卖。而许多专门的武侠网站也纷纷倒闭。那些新兴的武侠作家也纷纷歇笔,或转投其他。

武侠小说的没落,其实不能完全怪武侠作家自己,因为现在的社会越来越远离当年的江湖。如今,快意恩仇是违背法律的,扶贫救弱则要小心被讹诈,一诺千金终究抵不过一纸合同,意气用事更是不成熟的表现……在这个越来越安定和现实的社会里,人们对武侠小说这种“纯粹的闲书”的吸引力不可避免地在下降。梁羽生也说过武侠也有自己的时代。一句话,江湖正在远去,没了江湖,自然也就没了大侠活跃的舞台,而没了大侠,看什么武侠呢?可江湖,真的远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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