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叙述的主体间性既指向了历史证据和叙述者的想象，又关涉到读者的理解，由此它在认识论上凸显为读者、文本与叙述者三极之间的博弈结构。文学表现的历史化袁明了虚构叙述仍能创造合理的历史知识，至少可成为探询历史真相的辅助媒介，有关大屠杀题材的写实小说即是明证。此外，历史真实若仅拘守于考辨个别事实的真伪、全然漠视整个历史图景的可理解性，那么此作法仍有悖于史学实践的真实情状。
[关键词]叙述的主体间性 历史真实 虚构叙述 历史叙述 大屠杀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3—0024—03
刘勰认为，历史学家追述往事宜秉持“文疑则阙”、“析理居正”的素心，方可以信史垂诸久远。(《文心雕龙·史传》)作为叙述实践的历史学，素心不足以尽史学全貌。因为钱钟书先生认为，“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质言之，史学研究亦蕴涵了钱先生所谓的“诗心”，有必要指出的是，视史如诗并“非欲舍真就虚，而欲将求真之史，增添美感”，“盖史蕴诗心关涉到史笔叙事，创意之流畅与美感，真与美之结合”。易言之，“素心”与“诗心”之分野并非指向叙述原则，而是指历史书写的修辞与审美层面，它表征了历史叙述是一项嵌入想象与证据的史学实践。诚然，历史学家旨在存信求真，不过史学生命之发扬则端赖于历史叙述，颇具兴味的是，“凡叙述虚伪之事易为，而叙述真实之事难工，此因虚伪之事，可以随意增减，而真实之事，不能参加私见之故。信史之需要高等文学，于此可见。就此而论，历史学家未尝不可藉文学之酒杯、浇历史之块垒。本文试图以历史想象与文学纪实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某些案例，藉此阐释叙述实践中所存在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一
一般而言，文学作品与历史作品都需要叙述者的想象力，不过“历史学家的画面要力求真实”，而“真实”至少蕴涵了“存在的真实”与“发生的真实”，前者指向历史证据，后者突出了叙述逻辑：小说家的任务则旨在构造“一幅一贯的画面、一幅有意义的画面”，其作品强调了叙述的可理解性。据此，嵌入想象的历史作品，不仅追求历史真实，而且像小说那般也强调了历史事实的可理解性。
从叙述者的角度而言，王氏“私奔路线”可视为历史想象的范例。由于缺乏原始文献，史景迁只能凭借间接证据来编织他的叙述之网。史景迁从社会控制与个体生存的角度，分析了王氏最有可能逃亡江苏邳州、郯城县城与马头镇这三个地方。在分析江苏邳州时，史景迁就省际司法与邳州的自然生态考察r王氏可能把该地作为藏身之所，因为邳州的社会控制比较松弛而谋生却颇为艰难。至于郯城县城，此地尽管生存较为容易，但是作为知县衙门和行政中心的所在地，社会控制甚是严密，行人与旅客不仅要受到官府的监视，同时旅店也有一套控制游人的手段。说到马头镇，由于它是一个水陆两路运输的商贸集镇，人口流动大、寺庙亦较他处密集，对王氏而言，似乎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此外，社会控制还表现为保甲登记制度，即便存在诸多苛细条规以及监控逃犯的次文化，但王氏仍需要某个藏身的地方。甚至王氏在被她的情人抛弃后，她返回归昌的路线又将如何呢?史景迁推测王氏可能在某个大家庭里谋得一份家佣的工作或寺院的勤杂工作，要不混迹于赌场、茶馆与妓院等风月场所。然而，由于缺乏直接证据，王氏的“私奔路线”只能是个充满想象与推测的迷。事实上，史景迁透过王氏命运的叙述，旨在掏掘出深层的社会结构、自然灾难、市镇经济、婚姻形态、法律实践以及保甲制度等系列问题。不过，这一历史叙述仅足以表明“嵌入推理的历史想象”提供了社会背景式的真实性。当然，文学亦追求叙述的真实性，然而文学的真实性是话语情境建构的真实，情节、人物及其性格的塑造需遵从文学创造的内在逻辑。比如，“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同样，不同境遇下各自体验亦殊异，“怀人见月而思”、“久客听雨而悲”，然而对于“适当良友乍逢，及新婚燕尔之人，必不信矣”，否则落得效“杞粱之妻”之讥。
从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论，历史叙述的真实性最易因为读者持有不同视域而遭受质疑。例如，有关后梁“庄宗还三矢”之说，胡三省与司马光则各持己见：温公认为庄宗未与契丹及守光为仇，“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身之却认为“庄宗之告哀于阿保机，与遣兵救刘守光，此兵法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其心岂忘父之治命哉!观后来之事可见已”。两人之所以观点各异，在陈垣先生看来，“温公以为因有后事乃伪造前事；身之则正因其后事而信其前事。温公当平世，故主于息事：身之当乱世，故不主忘仇。”就此个案而言，在缺乏其他历史证据的支撑下，这是否意味着嵌入想象的历史叙述丧失了权衡自身真实性的基础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即便在相同证据支撑下的历史叙述，它们仍存在高下之分；由此，读者势必预设了评判历史叙述的某种标准，该标准实质上蕴涵了“叙述的主体间性”的问题。“叙述的主体间性”既指向了历史证据与叙述者的想象，又关涉到历史理解，由此它在认识论上凸显为读者、文本与叙述者三极之间的博弈结构。以“刘备托孤语”为例，由于蜀史未留下刘备托孤的相关资料，历史学家历来对此持有“品性道义”与“情势利害”的论争，并且对史籍记载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孙盛、何焯等人从道义原则出发，认为诸葛亮恪守君臣礼制不可能怀有僭越之心。故此叙述是杜撰的，但未给出合理的解释；田余庆先生则从三国鼎立的社会、历史情势出发，阐释了蜀国建制中“新旧”与“宾主”等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据此，田先生认为前者多是“揣度心性，难以断言”，持论并不客观；若以“新旧”、“宾主”的道理加以分析，那么刘备作此托孤遗言，“正是为了在并受遗诏的李严面前巩固诸葛亮的独特地位，预防旧人另有图谋”、“刘备托孤语是他根据蜀国具体情况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刘备少有的富于谋略之举。”从此意义上讲，历史想象并不拘守于叙述作品本身，甚至不止于叙述者，而且关涉到读者的想象力或基于读者理解之上的想象重建；如果历史证据构成权衡历史真实的首要标准，那么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历史共鸣则是次级标准。
人们往往持有以下偏见：认为文学创作纯然出于虚构杜撰，情节编织亦被视为叙述者的臆造，历史叙事既然存在情节编织；那么从逻辑上讲历史叙事：文学叙事=虚构叙事。可是作为叙述实践的历史书写并非如此简单，甚至像小说创作亦具有存信传世的历史功能。有必要说明的是，小说中的事实存在虚实的分辨。不可全据为典要，尤其那些悠谬无稽之言。例如，“王渔洋《香祖笔记》，谓阳谷县有潘、吴二姓，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且因演《水浒记》戏剧，致成讼事。是耐庵之书，固非尽出于谰言也。至翠屏山杨雄妻潘巧云为石秀所杀，《水浒》虽详记其事，然知其必出于杜撰，断不能求其人其地以实之。”当然，虚构叙述亦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历史现象的理解，《三国演义》虽然虚构了张飞“夜战马超”的情节，但此虚构却彰显了张飞勇猛暴躁和马超骁勇善战的性格特征。
在表现人类悲剧性的事件方面，文学叙述的真实往往俘获了读者的心灵，如美国作家杰拉德·格林(Gerald Green)的《大屠杀》(Holocaust，1978)可视为一例，小说以“鲁迪·魏斯自述”和“埃里克·多尔夫日记”为蓝本，叙述了两个家族在纳粹统治时跌宕起伏的命运。在“玻璃之夜”事件之后，鲁迪一家的厄运延绵不断：忠诚德国的外公外婆服毒自尽、纯洁天真的妹妹安娜遭人强奸并最终屈死于疗养院、哥哥卡尔饿死于奥斯威辛、父母亦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毒死、叔叔摩西以莫须有的罪名枪决于华沙犹太区；相反，埃里克·多尔夫凭借卑劣、邪恶的奸诈走上奴役、欺凌和屠杀犹太人的道路并获得显赫的少校身份。显然，小说透过家族史的叙述揭示了犹太人悲惨的人生命运并鞭挞了纳粹党徒惨无人道的暴行。尽管学术界对真实再现大屠杀存有疑虑，小说《大屠杀》亦被指摘为“想象的失败”，或许文学永远不可能绝对地复制大屠杀的罪恶，但如果我们无法构造大屠杀有限的真实图景，那么读者或观众不仅会受到欺骗和愚弄，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类的苦难亦将淡出人类记忆之外，甚至错失一次丰富人类自身经验的绝好机会。据此，文学叙述何以能介入历史表现呢?其实，写实小说创造了一个风格化的现实世界，人们或许不曾经历过这些生活场景，但仍能获致一种可想象的真实性，继而完美的虚构有可能创造合理的历史知识，至少可成为探询历史真相的辅助媒介。同样，拿《沉默的村庄》(Dasschweigende Doff und andere Erzrihlungen，张威廉译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来说，威利，布雷德尔(Willi Bredel)叙述了在纳粹统治崩溃前夕，发生于独尔哈根(Dollhagen)村上一件集体屠杀犹太妇孺的事件。小说通过剖析贪婪而残忍的纳粹分子乌莱·勃隆司、凶残的社会民主党员毕勒、马蹄铁匠培尔兹和自耕农兴纳克等人的罪恶，揭发了村民们想以沉默的方式来掩盖助纳粹为虐的卑劣行径。布雷德尔通过使用大量的隐喻、象征与反讽的修辞格，藉此彰显了村民在经受“大屠杀”之后的隐秘心态和集体记忆。小说文本多次提及“废墟”、“建筑师”这些字眼，显然叙述者并不满足语符的票面价值，而在于表达被占领区的民众重建国家秩序的强烈诉求。小说家以“沉默”作为标题，象征了那些亲历纳粹暴政的德国民众在身份认同方面的焦虑；而独尔哈根村亦成为再现大屠杀的缩影。至此，有意识的“沉默”型塑了民众在“异族统治时代”下的生存困境，亦倾诉了德意志民族所承受的挫败感与苦闷。这部写实小说纵然存有诸多虚构，不过，它却真实地道出了纳粹专制统治下的民众如何走向自我毁灭以及救赎的道路，同时传递了被占领时期的民生苦痛、社会紊乱与文化凋敝的历史信息。从叙述的主体间性而言，虚构叙述与历史叙述即便存在知识产品上的差异，但在再现人类生存困境方面却拥有相似的真实性，是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视域融合，显然，这是基于理解之上协商式的或契约式的历史真实。
总而言之，作为叙述实践的历史学不仅开拓了历史思考的新途径，而且彰显了历史叙述的主体间性；历史叙述的主体间性标识了熔文学创作与史学规范为一体的新尝试，它囊括了历史想象和文学纪实。就此而言，历史真实既受制于个别事实的真伪，亦关涉到读者对历史图景的可理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