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适寄予章回小说研究以理想的纯学术姿态，这可见于他考证小说时的传统学术功底。当然，胡适研究章回小说的方法不仅考证一种，也有关于文本层面的外来元素，即小说叙事，在胡适建构的白话文学系统中体现出他对于叙事的兴趣。而作为白话文学史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章回小说，其白话叙事功能可以促成新文学的建设与传播。这样一来，章回小说研究不再是纯学术的工作，而是能指示出现代文学生成的历史意念。
[关键词]胡适；章回小说；学术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7)05－0068－08
胡适在回忆他的学术生涯时谈道：“从一九二○(民国九年)到一九三六(民国二十五年)的十六年之间，我就化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传统小说名著。”这些名著包括胡适当年在宣扬文学革命时所反复提到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后来从事研究时关注到的《三国演义》、《镜花缘》、《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等等，大都是中国古代及近代的长篇章回小说。据易竹贤先生统计，胡适所论及的小说有20余种，写成的相关文章约30多篇，达40余万字。可见胡适在这方面的用心用力之深。而研究章回小说的16年恰又是胡适“讲学复议政”的时期。陈平原先生认为这时期的胡适“有意识地区分政治与学术”，“其论政固是影响加大，可学术上则无形中作茧自缚：重历史而轻现实，重文史而轻社科，重训诂而轻义理，重知识论而轻价值论——后者都因可能接近现实政治而被视为“非学术”。把这一概括具体落实到胡适的章回小说研究上，依然可行。在小说考证的世界里，胡适投入得可以为他的一个小假设花上好几年时间来搜求证据，确实是在知识论的层面实践着他“‘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和主张。然而这无可避免地造成了胡适学术上的某种缺憾。这种缺憾是由胡适力图弥补学者议政所带来的损失而生。尽管胡适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极力维持着他理想中的学者本色，然而要达成“讲学复议政”之间的平衡终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胡适是由五四而来的学者，不同于清代的朴学大儒们。
胡适说他研究章回小说的目的“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他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胡适似乎并不怎样看重他考证小说的具体成果，相反，他把一篇篇严谨的学术文章整合起来降格到“实例”的位置上以运行一种示范功能。这样的姿态和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致的，同样开一代学风。或许胡适并没有预料到他的一系列《红楼梦》考证文章会促成“新红学”的诞生，他希望的是学界能就此走上科学化的发展道路，运用他所示范的研究方法来思考各类学术问题。这既是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的延展，也是胡适所谓的“教人怎样思想”的表层解释。胡适谈《(红楼梦)考证》时说：“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胡适想要强调的是“证据”二字，而实现“让证据做向导”的前提是撇开成见，撇开非由科学证实的观念，撇开千年来的思想重负。这又是思想革命时代的特殊印记，胡适即便在埋头于整理国故，力求建构一种客观的考证式的学问之时，仍然不忘“教人怎样思想”。
赫胥黎与杜威的怀疑与实证的思想方法给予胡适的学术研究以很大启迪，不光在于胡适能够自如应用他所受到训练的西方实证思维，更在于他重新估价了中国的治学传统。当用从西方得来的科学法则打量中国传统学术时，竟发现两者是互通的，这就是胡适整理国故时的思想基础。为此，他把“国故”二字所包含的范围尽量扩大，以说明国故本身拥有的有益于现代的思想资源。在为《国学季刊》撰写发刊宣言时，胡适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当然包括传统治学方法。若把与现代科学法则相通的清儒之法运用在国故的整理研究中，岂不既适应于研究对象的需求，又不悖逆于时代精神吗?这就是胡适反复强调其治学方法的内在原因。
一、考证方法与文本技艺的弥合
章回小说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一部分，很为胡适看重，其特殊性就在于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因此可以成为示范性的实例而存在。事实上，胡适关于章回小说的研究文章都有一种教导作用，一步步地教予人如何才是学术正道，并不惜在论文中叙述自己的实际经验，例如怎样艰辛地寻找某种材料。尤其是他最初的儿篇小说研究文章，论述口气分外委婉。在《(水浒传)考证》里他说，他有“两种老毛病——历史癖与考据癖”，所以“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在《(红楼梦)考证》里他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这类论述，一方面是为了纠正以往研究之偏，另一方面则明晰指出其研究的具体方法，以成示范的功用，致使后来成书题名即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考证”是清人最为得力的治学方法，胡适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分析了文字、训诂、校勘、考订之学，最后总结道：清代学者“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胡适对章回小说的考证，便贯彻了他从清儒那里得来的启示。然而可以具体实施这一考证方法的最佳所在，即如胡适在《(红楼梦)考证》里所划定的，只是著者与版本两处。于是胡适的文章便在这两方面最为用力。
可以把胡适写作章回小说研究文章的一般程式梳理为：考定著者一辨别(版本／故事)源流一文本评价。三部分中，最后一部分在一些文章里显得无足轻重，前两部分则是论述重点，因为最能显出功力，也最能体现运用科学方法的实际成效。《(醒世姻缘传)考证》在考定著者方面的功绩十分突出。因《醒世姻缘传》的故事结构与《聊斋志异》中的《江城》十分相近，于是胡适假设《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就是蒲松龄。然后通过内证外证的材料，通过对蒲松龄写作白话能力的验证，通过文字学上的核准，终于在四五年之后考定《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即为蒲松龄。文章是按时间顺序记录出胡适的考证经过的，步骤十分清晰，足见出科学论证的艰难与严谨的轨迹。有关《水浒传》的系列文章可以代表胡适在版本流变上的考证实绩。胡适充分凭借他的历史进化观念，以及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通过概括顾颉刚“历史演进的见解”。来应和自身对历史与事实的认知。在此他同样和用时间因素来描画一部小说在历史流变中的进程。他说：“《水浒传》乃是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