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志清是海外著名的华人学者，其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在国内外学界颇有影响，且都属于中国小说研究，值得综合考察。围绕“历史眼光”、“美学构想”和“现代阐释”三个方面，探讨夏志清中国小说史论研究的特色与局限，有望为中国本土的小说研究提供参照。
关键词：夏志清; 小说史论; 历史眼光; 美学构想; 现代阐释
中图分类号：I0-03,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3-0048-05
一
夏志清（C.T.Hsia）是海外著名的华人学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曾任北京大学英文系助教，1947年赴美入读耶鲁大学英文系，1951年博士毕业后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1955年起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和匹兹堡大学任教，1961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引起美国学界瞩目，遂受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出版《中国古典小说》，确立其在西方汉学界的权威地位。夏志清1991年退休，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名誉教授，2006年以85岁高龄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夏志清著述甚丰，英文著作有《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中文著作有论文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和散文集《鸡窗集》、《夏志清序跋》、《岁除的哀伤》等。
夏志清的成名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是西方首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专著。该书视野开阔，融贯中西，着眼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重点论述主要的小说作家及其文学成就，关注以往文学史忽略的小说家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由于艺术兴趣的个人倾向和思想局限，改写了传统左翼文学史所确立的经典作家格局，几度引发争议。197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增订二版，夏志清附加了论文《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等。1999年，《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版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此书中译本由刘绍铭联同美国和港台十多位学者，如李欧梵、思果、水晶和夏济安等，根据增订版译成，相继在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台北传记出版社（1979）、香港中文大学（2001）出版，2005年其中文简体增删本由复旦大学出版。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及其中译本面世后受到多方关注，1979年钱钟书赞曰：“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论，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1]355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称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只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它已成了“经典”和“传统”，无论后来学者对其观点有何争议，它的奠基之功绝不可没[2]2。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认为，夏志清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该书也使他跻身当年欧美著名批评家之列，且问世近四十年仍与当代的批评议题息息相关；当今治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者，很少能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3]。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认为，此书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式进入西方汉学界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与中国大陆学界研究现代文学不同的理论框架[4]500。郑闯琦则指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叙事最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是由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的著作构成；夏志清把五四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明确表述为“感时忧国”的精神，他挖掘的作家对内地文学史叙事的震动和影响很大，他的“纯文学”观念及其入选篇目，基本被内地“启蒙主义”文学史吸收[5]。1999年，《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台北《联合报》选定为三十种“台湾文学经典”之一，在入选“评论类”的三种经典中得票最高。
夏志清的另一部英文代表作《中国古典小说》，主要评介和阐释中国的古典名著，196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印第安纳大学（1980）和康乃尔大学（1996）两次再版。全书共八章，第一章是“导论”，第二至七章分别解读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最后一章以《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的社会和个人》为题，剖析冯梦龙的“三言”小说。书中除了第五、六章，其他章节由庄信正和何欣译成中文，1969～1973年间陆续发表在台湾的《现代文学》。《中国古典小说》的中译本由大陆学者胡益民、石晓林、单坤琴合译，改名为《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在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出版。该书德文版1989年由法兰克福市Insel Verlag发行。
正如《亚研良伴》丛书主编Wm·T·狄百瑞指出，夏志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探讨重在阐译。他不求一一澄清版本和历史问题，而从这些研究中提取最须的资料，为对作品的基本理解和欣赏服务[6]。王德威认为这是欧美汉学界首屈一指之举，夏志清解读细腻、翻译精妙，引领读者进入截然不同的叙事传说及人文情境；虽不时可见西方文学的影响，但议论更为自信，对文学的诸种问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他摆脱了布鲁克斯及李维斯等大师的影子，也凸显中国文学的独特性[3]。原新加坡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王润华教授认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至今仍是研究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著作，他对古典文学的见解也很创新，其文学分析和比较视野，显然来自西方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批评方法[7]。
综上可见，夏志清这两部代表作为海内外学界提供了一种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古典小说的范式，而且近年来夏著相继在大陆发行，也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但由于学科界限和兴趣，它们往往被分离探讨，实际上两书研究的都是中国小说，写作时间接近，采取的方法、思路和体例虽有区别，也有其内在联系，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况且由于撰史者具有双重文化背景，又面对不同地域文化的读者，他的小说史及作品论既不同于中国本土的文学史，也有别于外国学者所写的中国文学史，在审美视角与“史”的观念等方面均有鲜明的特色和创意，值得我们整合考察，从中获取有关文学史写作、特别是小说史研究的经验和启示。
二
文学史是叙述历代文学的沿革过程，其观念和模式也是动态发展的。概览有关的中国文学史及研究专著，大致可知：文学史作为著述体裁，大约兴盛于西方19世纪，19世纪末传到日本，再入传中国。首部由中国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该书对文学的理解还很宽泛，所述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和经子史，却把诗歌、戏剧和小说排斥在外[8]117。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指出，自从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不少学者关注小说研究，尽管其理论背景与批评眼光迥异，但将小说研究作为一项专业课题，却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诞生。同时他考察了20世纪初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认为蒋瑞藻的《小说考证》（1915）、钱静方的《小说丛考》（1913～1916），兼涉戏曲，体例杂芜，以“诂经注诗”的态度考证小说，仍用读史的眼光读小说；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1920），虽接受西洋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认为小说是“美文”，研究不应限于考证故事来源和史实得失，但全书缺乏完整独立的构思和系统见解[9]221。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是鲁迅编撰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注重小说搜考辑校和分类，论断简要，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范式[10]。20世纪20～30年代，学界掀起阅读和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大致形成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格局，当时罗根泽总结了“编文学史的三个时期”：“五四”前是退化史观加上载道的文学观，“五四”后是进化史观加上缘情的文学观，30年代则是辨证的唯物史观加上普罗文学观[11]53。“中国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兴起，与近代学制密切相关，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语境下日益成为重要的课程，到50年代被纳入高等教学体制，并且出版了各种著名学者主编的文学史教材。
夏志清的这两部著作是在国外用英文写成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和古典小说，前者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后者对古典小说的解读评论，基本上是按编年史排列，同样具有“史”的意味。从总体看，他的小说史和小说研究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历史眼光”。夏志清对中国小说的研究整体而系统，他将作品放在文学史的框架内考量，分别从中国的现代和古典文学大系中捻出小说这一文体，为其撰史，追溯、探讨中国小说发展脉络及其成就，并赋予其卓然、正统的学术地位。
二、“美学构想”。夏志清注重小说作为一门叙事艺术所特有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内涵，他力图摆脱中国小说传统研究中对其他学科话语的依附，禀承普适的审美观念和人文精神，推举有创造性和艺术个性的作家作品为经典。
三、“现代阐释”。相对于评点、索隐式的中国传统小说研究，以及20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史常见的考证、编目、传记和描述等方法，夏志清则擅长文本细读，以西方现代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投射中国小说，对其多作评论、分析和阐释，不同时空和文化传统的差距使阐释新意迭出。
换言之，夏志清的两部代表作在论述中国的现代和古典小说时，既有纵向的历史追溯、语境还原，也有横向的审美品评、理性论析，称得上“史论结合”。他的《中国古典小说》原稿拟名“中国经典小说导论”，中译本被改名为《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史论”二字恰恰道出其小说研究的实质和特色。下文将围绕上述三点，简要探讨夏志清有关小说史论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局限。
三
“历史眼光”对撰写小说史是必须的，却不能一概而论。中国早期的小说史受传统史学影响，“历史眼光”表现为区辨小说与史实的关系，或按时间顺序记载和考证作品有关的史料。近代的历史观受进化论等自然科学观念冲击而转变，20世纪初梁启超就倡导新史学，认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12]到20年代胡适论著《白话文学史》，也指出首要解决历史观问题，以说明史迹中承前启后的关系[13]。但有学者认为他对所论作品并无文学家式的体验和鉴赏，往往用史学家的眼光和兴趣琢磨它们的前身后世[14]53。小说史毕竟是一种文学的历史，对其研究既需历史眼光，还要有美学视角参与调校。
夏志清撰写两部小说史时深受欧美批评家影响，包括T·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该文提出“历史意识”是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和现存性，它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文学及其本国整个文学所组成的共存局面。历史意识是对于永久与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同时使作家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艾略特还指出，任何艺术家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艺术家的关系；不能把他单独地评价，要放在前人之间对照比较。这是一个批评的原理，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美学的[15]28。
从夏志清的著作里，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意识”在其批评实践中的运用，他也声称尽管我们知道中国小说有许多特色，但惟有通过历史才能充分了解；要以西方小说的尺度来考察，才能完全公正地评价中国小说[16]5。夏志清把中国文学放在与世界文学名著并存的格局中考量，以发现中国文学跟别国文学作品的联系，及其特点和不足。他所作的比较和联想，其依据并不一定是文学影响上的事实渊源，更多的是文学题材、艺术风格或思想境界上的异同联系。换言之，夏志清是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理解中国小说，这体现了一种跨文化、跨国界的“大文学史观”，也是批评视野比较开阔、蕴含美学构想的“历史眼光”。这在某个层面上，拓展了中国小说研究传统的“历史眼光”和研究方法。
当然，夏志清的历史眼光在两部著作也有区别，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史》涉及庞杂的作家作品，他迫切考虑的是哪些小说值得载入史册，哪些作家应设专章论述，并作何种评价。他一贯主张文学史家对作品要“多看、全看”，自己也尽量把入选的小说，置于作家个人的创作史、同时代或前后的作品群、世界文学名著中审度，通过几重参照甄别，层层说明该作品的审美价值；《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解读的长篇巨著已在历史和现实中得到普遍认可，他的历史眼光主要体现在考察这些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语言特色的演变历史，以及有关的版本、故事来源等文化背景。
但对中国的古今小说，夏志清都力图说明有关作家作品的成就，确立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揭示其和当代文学、世界文学的关系，因此频繁运用比较的方法，以鉴赏和评判作品，他认为这样做虽比写流水账式的文学史费劲，却是“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所需[17]。夏志清声明自己对作品的甄选，以其文学性为准，他共时、历时地扫描一系列小说的“文学性”时，带有明确的关注点和评价标准。比如他认为批评的首要问题，是看故事或小说对人类的状况是否言之有趣或重要[16]15。“小说的优劣不能以主题的深浅来评价，关键看该主题是否得到适当处理。”[17]385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文学作品都和“人生”切切相关，揭露了人生的真相，表露作家对人生的独特看法[18]8。
夏志清的小说史论研究，其实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美学构想，梳理和解读出一个新的中国小说传统，所以他的著作特点是“由论入思”，即先提出论点，再切入历史和文本的论述。如他大量阅读现代文学后有了总体感受，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章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缺点——在道德问题的探讨方面，中国现代作家鲜有人能超越其时代背景的思想模式[17]16。换言之，其核心问题和重要标尺是：作家能否超越时代局限，大胆探讨人类的道德问题。至于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参照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在“导论”中指出彼此的传统和异同，着重清理两条线索，一是艺术形式方面，中国古典小说受史传观念和说书传统影响，就要考察它们各自如何超越传统；二是思想内容方面，他关注小说中儒、道、佛三教并置的复杂情形，重点探讨小说如何表现文化中互相矛盾的现象，处理人物与社会实际冲突的基本问题，尤其是人类进退两难的窘境[16]15。
这两部著作的切入点和思路其实异曲同工，夏志清吸收了英美批评家总结的世界伟大名著的成功之道，即以作品“能否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超越时代、作者个人的见解与信仰”[17]，作为研究中国小说的理论起点，这也是他的美学构想的来源，归纳而言即“普适的题材内容，独特的道德理解，恰切的艺术手法”。他还注重发掘这些作家、作品，对前人有什么突破、创新之处，也就是兼顾小说的“普适性”与“独创性”，体现着求新、求异的文学史眼光。
夏志清借鉴源自西方的美学构想，除了因为他本人有欧美教育背景，并认同这种文学传统，还由于他教学、论著面对的是西方读者，所以撰写中国小说史时，他也有意识地跟西方现代读者的“前理解”接轨，从对方熟悉的文化传统和经典作品入手，逐步引渡到陌生的小说领域。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分析和阐释中，他还以西方现代的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投射中国的文学作品、文化现象，从而引起西方读者共鸣，也在原有人们言说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诠释。夏志清熟悉的方法主要是新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神话原型批评等，他并非要用小说作品来论证这些理论，而是从这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出发，为解读中国作品和小说人物提供一些现代的思路和视角。比如他运用精神分析学，辨析中国古典小说中如何解决社会与个人的冲突，认为“三言”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既压抑本能又纵情声色，出现了性与情的分裂状态，乃源于说书人对社会和个人的同时顺从，即追求人间美誉和满足自我的理想[16]322。
夏志清的现代阐释不仅表现在现代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包括自由、平等、健康的现代人伦观、幸福观，他往往揭示人物的内在矛盾和精神实质，以背离作者意图的方式解读小说，回应当代人对文化传统的思考、对现实处境的困惑。如中国小说中有一类颂扬婚姻坚贞的故事，像《陈多寿生死夫妻》中的朱多福，执意与从小定亲、后患重病的多寿成婚，十年伺奉终于感天动地，苦尽甘来。夏志清则从人道主义立场，论析多寿屡次拒婚和自杀的动机，质疑多福对德行的偏执，认为美满结局只是说书人对传统道德不合情理的遵从和牵强维护，而这对义夫节妇正是传统观念的受害者，他们的感情被道德所异化，为不必要的坚贞遭受痛苦[16]175。
夏志清在运用各种理论方法的过程中，还很注重融入自己的艺术体验和人生感悟，敢于质疑许多文学研究的成规和定论，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他曾强调，一个人如果文学作品读得极少，感受力和洞察力极弱，不管借用任何最时髦、最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也无法变成一位批评家[19]230。正如所他提倡的，他撰写文学史也尽量亲自品赏文本，不人云亦云，而要从中提出新的观点，进行创造性的解读。
四
“史”与“论”在生成逻辑上有一个循环关系。人们对客观历史存在的认识，要借助某些价值标准，形成相对主观的历史知识体系；该体系提炼出的观点，又反作用于传统文化，巩固人们对新旧问题的认知。虽然这个认知是动态发展的，但如果一种文化传统长期封闭，从中抽取的价值观念一般符合这个传统并有助于加强人们对其依附，即使有变化，也比较缓慢和轻微。换言之，某种文学史如果以自身传统和标准为参照系，形成的是一种史论的内部循环，久而久之，创作和研究容易趋于稳定、凝滞，往往需要外部的力量，才能对文化成规和成见有所冲击、更新。从这个方面来说，夏志清的中国小说史论研究之所以独树一帜，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切断了这个文学史论的内部循环——他的学术视野开阔，体系开放，引进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标准，来参照中国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正因为他的批评角度和认知方式是“亦中亦西”，他的视域是复合的，就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在海内外学界引起不同程度的“震荡”。
夏志清的著作在今天看来也有若干“失衡”的问题。如他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对中西文化未能采取完全平等的态度，往往会流露出一种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他把西方的文学和理论资源作为立论依据，来衡量中国古典、现代小说，虽然有助于找到与世界名著的相似点或差距，却容易忽略中国文学传统的某些特质，及其在世界文学宝库可能发生的积极作用。他以西方悲剧观考量中国小说，就淡化了东方人特有的感知、表达方式及其美学传统。西方古典悲剧主要表现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现实不可调和的永恒冲突，一般结局悲惨；随着哲学思想发展，现代作家的表现延伸至人生的荒谬、空虚与无聊方面。而中国的文学传统讲求中和、平衡、含蓄，中国现当代的作家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其作品固然容易与西方接轨，也在某些方面失去自己民族的精神特色和文化底蕴。
夏志清书中有些论断值得商榷。比如他自称在最优秀的爱情故事中看到一种富有同情心、真诚的现实主义，解释了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冲突。他首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明代最伟大的小说，认为这表面是个天意安排的说教故事，实际在道德与心理上几乎完全协调[16]176。然而这个故事破镜重圆的发展逻辑，仍未脱离“因果报应”的俗套，而且说书人设置三宗巧合情节，平衡了利益和情理，还是为了实现对社会道德和个人情感的双重满足，并因过分依赖巧合、过于圆满的结局，反倒削弱原本可贵的现实感。比起西方名著相似的婚外恋题材，这个超现实的折衷协调缺乏道德震撼，更不具有悲剧力量，因此夏志清所称道的“豁达的理解力”也就言过其实，将它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结论，并不可靠。同时因为长期没有在中国本土生活，夏志清对中国传统和现当代文学的评判，不乏局外人的清醒，也有旁观者的隔膜。他虽然主张作家抛却时代偏见和流行舆论，超越个人情感，但自己遇到与其价值观不同的理想、道德和文学现象，往往加以排斥，他在张扬新的纯文学传统时，也未顾及其他路数的文学样式。
夏志清的中国小说史论研究，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成果，难免有它的局限，但其开创性的意义不容置疑，他以自身的研究增加了理解中国文学的复合视角，在推动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们重新阅读他的两部代表作，考察其小说史论研究方法，就旨在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构建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有所启迪和参照。综上看来，夏志清评论作品时，既要有文学史的整体观念，又要有美学构想和现代阐释，比起现在常见的“理论批评”文章，他的“史论批评”难度大得多。但文学史的框架越来越难以满足文学研究发展的需要，难以充分容纳日益膨胀的文本世界，这就需要人们打破旧的文学史框架，把研究从固定的格局中释放出来。人们很难、也不必效仿夏志清撰写中国小说史，但除了参考、辩驳他的学术观点，更重要的是，借鉴他的“史论批评”及其历史眼光、美学构想和现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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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莲 郊
Historical Vision, Aesthetic Idea and Modern Interpretation
——The Critical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iction by C.T.HsiaCHEN Yu-shan
（College of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C.T.Hsia (1921-) is a famous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 His English representative works are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They both studied on the Chinese fiction and influenced the academic circle,deserving comprehensive survey nowadays. Focusing on his "historical vision","aesthetic idea" and "modern interpretation",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critical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iction by C.T.Hsia. From this study, we hope to know more about his academic feature and deficiencies,and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to native scholars.
Keywords:C.T.Hsia; history of fiction; historical vision; aesthetic idea; modern interpr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