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水浒》的成书与流传

[摘要]《水浒》成书漫长,从史料中零星的记载到说书的话本,再到粗糙、模糊的故事,最后成书大约三四百年的时间。成书后的流传又遭遇了统治者的种种禁毁,却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受到人民的喜爱。

[关键词]《水浒》;成书;影响;流传;禁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5918(2010)05-0114-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0.05.059 [本刊网址]https://

《水浒》成书过程漫长,由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甚至明中叶),长达二三百年(或四百年)。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传说为框架,还吸收了其他农民起义史料,三百年间经无数市井民众、民间艺人、下层文人的传诵、创写,最终由施耐庵、罗贯中写定完成。

小说既有历史根据,也有民间传说成分。宋江历史上实有其人,有很多史书、文人笔记里头都记录了关于宋江的一些事迹。但是都是零星的、零散的、不成系统的。

南宋著名历史学家王偁所作《东都事略》里提到“宋江寇京东”。当时一个退休官员侯蒙,给皇帝上书建议,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他所提到的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河朔是河北,京东是山东。又提到这支小部队战斗力非常强,“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几万官军对付不了他。因此,可以断定“其材必过人”,宋江肯定才能很高,超过常人。所以他给皇帝提了建议,不如赦免宋江造反的罪过,招降过来,改变成官军让他去攻打方腊。

又据《宋史o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o张叔夜传》中也记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此外,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所列举的书目,其中有朴刀类中的《青面兽》、杆棒类中的《花和尚》和《武行者》,公案类中的《石头孙立》,因为只留下书目名称,具体内容已无从考定。如果单纯从名称来看,这里的青面兽当是说的拿刀的杨志,花和尚和武行者说的是小说中拿着禅杖的鲁智深和拿哨棒的武松,至于,公案故事中的孙立与小说中的病尉迟孙立有何联系就很难说。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

南宋周密的《辛杂识续集》所载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只记录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名号,基本与小说相符,其中吴用为吴学究,刘唐号尺八腿,阮小二号短命二郎,双鞭呼延灼为铁鞭呼延绰,索超号先锋,阮小五号立地太岁,董平号一直撞,徐宁号金枪班等。虽有赞词,却很难反映人物的具体情况。

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全书七万余言,按年编述历史故事,其中约三千字讲述水浒故事。讲述朱面力运花石纲差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为指使,十二人押送结义,因杨志获罪而同往太行山落草;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八人劫蔡京生日礼物,董平捕捉,宋江报信得以逃脱,遂与杨志等人结义落草太行山梁山为寇;宋江会杜千、张岑、索超、董平寻晁盖得九天玄女天书,三十六人聚义梁山。后为张叔夜招诱封官平方腊。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较为系统的叙述水浒故事的文字,叙事粗略,情节简单,人物形象单一,语言平直。其对三十六人的记载与龚开的《赞》不同。宋江在三十六人外,而混江龙李海、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一直撞董平、赛关索王雄、铁鞭呼延绰、火船工张岑、一丈青张横也与小说作品中的名号不同,其所描写的三十六人是一群放火杀人、劫掠子女玉帛的强盗。《大宋宣和遗事》被认为是一部讲史作品,但从作品实际来看,其为“体裁甚似讲史,惟节录成书,未加融会,故先后文体,致为参差,灼然可见。其剽取之书当有十种”的书籍,是在“掇拾前人的诗文、笔记、稗编杂录、官私史书、市人小说等凑集而成”,可以说其中的内容并非完全来源于史料,而更多的是野史杂文。其中杨志卖刀、劫取生辰纲、宋江杀婆惜等几个情节与小说故事相近,但内容过于简单,人物形象模糊、语言平直,与小说描述还有很大距离。

到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大约有三十个,但留下传本的却只有十个。其中可以肯定为元代作品的是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李致远的《大妇小妻还牢末》以及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梁山五虎大劫牢》、《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梁山七虎闹铜台》、《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这些传本大多直接采自民间传说的水浒故事,或是金元话本所提供的素材,如对于宋江的描写基本上是《大宋宣和遗事》的翻版。这些作品中以黑旋风李逵为主的杂剧寸目大概有十四个之多,占其总数的一半。如《李逵负荆》讲述了在梁山附近开酒店的王林的女儿被冒充宋江、鲁智深的人抢走后所引发的误会。除此外的一些本子内容,有反映受害者的妻妾与人通奸而遭冤诬,后被梁山人士昭雪的,涉及了现实社会问题。“水浒戏,在元代是以反霸斗争为主要内容的”,表达了民众除恶扬善的愿望。《水浒传》吸收了《李逵负荆》这一内容,把宋刚、鲁智恩改为王江、董海,鲁智深改作柴进,酒家王林改为刘太公,基本情节相似。

另外,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

接下来,元末明初人施耐庵、罗贯中将相对粗糙的原始传说及早期作品进行整合、再创作。由于他们的参与,才使一部民间作品升格为不朽的文学巨著。施、罗的写定之功是不容低估的。(还有学者认为,《水浒》最后写定时间为明嘉靖年间,出于无名作者之手。)

《水浒》自成书以来,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在社会上影响巨大,但是屡受封建统治阶级禁毁。其原因主要是小说地位低下但流传甚广,因为作者把目光投向了市井社会,贴近生活,并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更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却触犯了统治者的王朝思想,皇权观念及种族意识。

如崇祯十五年六月,明思宗降旨禁毁《水浒传》:“凡坊间家藏《水浒传》者并原版,速令烧毁,不许隐匿。”并明令丈量梁山,收归国有。不仅如此,明统治者还在舆论上予以诋毁。明莫是龙《笔麈》中就认为《水浒传》可焚:“经史子集之外,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记录。今人读书,而全不观小说家言,终是寡陋俗字。宇宙之变,名物之烦,多出于此。”“野史芜秽之谈,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焚之可也。”陈继儒则认为《水浒传》造成了社会风气混乱:“今通鉴多束高阁,故士子全无忠孝之恨;《水浒传》乱行肆中,故衣冠窃有猖狂之念。”

而到了清代,清王朝对于《水浒传》的禁毁更为严厉,手段也尤为多样化。

首先是制定法令,明令禁止。清代法令“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子卷三十礼文词”中规定各级官员不得接触;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俱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有违禁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买看者,系官罚俸一千。若该管官员,不行查出,每次罚俸六个月。仍不得借端出首讹诈。如该管官任其改存租赁,明知故纵者,将该管官降二级调用;

其次是禁译,即禁止将《水浒传》翻译为满文;

第三,禁毁。先后于乾隆十九年和咸丰元年特下诏禁毁《水浒传》,这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第四,禁演。

此外还有删改原著。如大才子金圣叹认为宋江及梁山众人都是“群丑”、“强盗”,因此腰斩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只保留前七十回,并添加“卢俊义惊噩梦”一节,让梁山义军统统被官兵杀死。这也是清朝三百年最流行的本子。

在这样严密的罗网之下,使用如此种种残酷禁毁之手段,客观上严重扼制了《水浒传》的传播。

虽然明清统治阶级对于包括《水浒传》在内的小说一再严禁,造成了小说的长期沉寂,但愈到王朝的后期,其政治统驭能力和实际工作效率都受到很大削弱。于是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情况,一方面,统治者在官方公文上还是对小说持禁毁的姿态,但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包括《水浒传》在内的很多小说都是由官方率先刊印,然后再由民间书坊步其后尘的。同时有些统治阶层的人物也参与到通俗小说阅读者的行列。如清刘銮《五石瓠》卷六“水浒传”条说:“神宗好览《水浒传》。”不仅皇帝,许多朝廷大臣,文坛名士都成了小说的爱好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辛部“庄岳委谈”下篇中曾说过:“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被誉为“嘉靖八才子”中有五位,即崔铣、李开先、唐顺之、王慎中、陈束都赞扬过《水浒传》。甚至在官方的文件中,有时竟然会出现小说故事的典故。这就意味着实际上统治者对于小说的禁令已经名存实亡,人们不必再担心因为刊印小说而受到什么惩罚了。

《水浒传》出现以后,人们不仅爱读爱看,还出现了大量的水浒续书,如小说作品中,书名相近的就有《水浒后传》和《后水浒传》,袁中道认为世情小说《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鲁迅先生甚至认为,后世的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等虽然命意另有所在,“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而明清传奇中亦有多部将《水浒》作为题材的渊源。

《水浒传》从成书之日起,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动态的审美生成的过程,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推崇备至者有之,明令禁毁者亦有之。封建统治阶级尽管对小说极尽污蔑诋毁之能事,但不少文人还是给了《水浒》很高的评价。李贽将《水浒传》评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之一。金圣叹评其为“六才子书”之一。他们的这些意见,其实也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水浒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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