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作家林纾，原名林琴南，他始终坚持文言文，反对白话文，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当年他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哪些作品？一时无法考察。不过以他老人家那种摇头晃脑、一唱三叹的调调儿，写几篇风花雪月的文章，是完全可能的。但他是不是属于鸳鸯蝴蝶派，似乎还难作定论。单是“轻藐新文学作家”，还不能“自然地归属鸳蝴派”。鲁迅于1933年写的《夜来香》一文中说：“林琴南式的史汉文章已经少见了，鸳鸯蝴蝶派却比他走运，从新飞黄腾达了。”(《鲁迅佚文全集》817页)显然是把林琴南与鸳蝴派分开的。
1919年，新文化运动已蓬勃兴起，“桐城余孽”受到严重打击，白话文的普及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他老人家气不过，使用笔名林纾写了《荆生》和《妖梦》这两篇滑稽小说，以宣泄愤怒。《荆生》的内容是说有由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相聚于陶然亭，大骂孔夫子，讨论白话文，结果被一“伟丈夫”荆生揍了一顿。《妖梦》则是写田恒(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影射胡适)二人，提倡白话，反对古文，得到“白话大学堂”校长(影射蔡元培)的支持，结果被一个妖魔张口把三人吃掉。这两篇小说，反映出当时文化保守派气急败坏的心态。不过，除了用笔名发表小说外，林纾还有《致蔡元培先生的公开信》，对于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废古文，用土语作文”等横加诋毁。
对于林纾的顽固守旧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新文化倡导者们的批评。不过对林文的批评，一般比较温和，蔡元培的《复林琴南先生公开信》，规劝多于批驳，解释多于斥责。鲁迅称林氏为“享有大名的林琴南翁”，他对《荆生》、《妖梦》多次加以讥刺，但笔下总是留有几分宽容，甚至还有几分尊重。而身受直接攻击的胡适，表现更为豁达。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林琴南有很高的评价。他称林氏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是“替古文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甚至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的成就”。当时，有些新派文人对林氏的译书开展了批评，对此，胡适说道：“现在有许多人对被译的原书，既不能完全了解，他们运用白话的能力，又远不如林纾运用古文的能力。他们要批评林译的书，即就未免太冤枉他了。”这篇文章发表前，曾特意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认为“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鲁迅佚文全集》743页)鲁迅的赞同当然也包括对林纾的评价。
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保守派；但在晚清末年，他在政治上是个革新派，在介绍西洋文学方面，更是个开拓者。
林纾于咸丰二年(1852)生于福建闽县横乡，家里世代务农。由于生活非常贫困，父亲随乡人去台湾谋生，林纾随母亲寄养于外祖父家。外祖父也是个贫民，一家九口，全靠母亲和姐姐为人缝纫刺绣来养活。当时同里有个老先生叫薛锡极，发现林纾天资聪颖，便教他识字读书，很快成了一个勤奋好学的小儿郎。此后十多年间，他读书勤奋，能文能诗，能书能画，一时名噪乡里。终于在光绪八年中了举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率领在京的举子，上书朝廷，倡导维新。恰在此时，林纾与同乡举人陈衍、高凤歧、卓孝复等，也到北京“公车上书”，抗议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并请变法。三年之后，他又到北京与高凤歧第二次上书，反对德国占据胶州湾，并就筹饷、练兵、外交、内政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日本占领台湾，对林纾的刺激很大。他13岁时就曾到台湾去探视做工的父亲，26岁时又到台湾为病逝的弟弟料理后事，因而对台湾有深厚的感情。在此后的文章中，每提到割让台湾事，就充满悲愤之声。
戊戌政变失败了，维新救国的梦破灭了，林纾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书斋里，走到了讲坛上。而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但是，他根本不懂外语，连ABC也不认识，如何从事翻译呢?
事情起于一个叫王寿昌的人。此人是船政学堂的学生，从法国留学归来。有次谈起法兰西文学的盛况，林纾听后大为惊讶。他要王给他讲篇法兰西小说，王便把随身携带的La Dame Camelias讲给他听。林纾一面听，一面记，最后整理成文，取名为《茶花女遗事》。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轰动。接着他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购置欧美文学原著。然后请人给他“口译”，再由他进行“笔述”。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广，译作数量之多，都是惊人的。据《鲁迅全集》第一卷的注释介绍，他翻译的欧美小说共有150多种。据沈行的《畏庐遗墨小叙》介绍，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有170多种。另据芝加哥远东图书馆开列的林琴南所译小说书目，译作则近200种。台湾萧一出先生曾对175种林译小说作了分类：伦理小说8种，社会小说21种，传记轶事23种，义侠小说2种，讽世小说2种，政治小说5种……共计1000多万字。以原作者国籍区分，英国100种，法国27种，美国13种，俄国8种，瑞士2种，希腊、德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各1种，未详者4种。尚有交稿未印者17种，存目待访者若干种。(《清代通史》)
林纾的这些小说，大多由商务印书馆用重磅道林纸印成《说部丛书》，发行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由于清朝长期闭关锁国，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了解外边的世界。有人看到外国君主的照片，称为“魑魅毕见”；看了照片上外国女子穿着袒胸露背的礼服，称为“禽兽之不如”。一般国人只知道外国人金发碧眼，巨颡隆鼻，懂得声光化电，拥有利舰坚兵，到处掳财抢宝，都是江洋大盗。待看了林纾的小说，方知外国也有黑奴吁天，也有悲惨世界，也有爱国童子，也有孝亲弱女，也有多情才子，也有薄命佳人，也有悲欢离合，也有生死缠绵。对于文化人来讲，方知小说除章回体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写法。新文艺兴起时，一方面借鉴了明清以来的古白话文，另一方面则是借鉴了西洋的文艺作品。有些作家的名著就是受外国作品影响而写成的。林译的小说，等于提供了大量标本，使当时的新文艺工作者受到启发，因而对新文化运动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林纾翻译小说的最大毛病，是经常删繁就简，任意割裂。有些译本印出来时还不及原著的三分之一。(当时梁启超、严复的翻译都有这样的毛病。)这当然是林氏的缺点，但也有多方面的原因。香港有位老先生叫高伯雨，熟悉清末民初的历史掌故，他曾写过一篇介绍林纾翻译小说的文章，文中引用与林氏合作翻译的某君给友人的信，大意是说与林氏合作是件苦差事，因为老头子对西洋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生活习惯、风俗人情以至日用器皿等一无所知，经常喋喋不休，刨根究底，使合作者不胜其烦，只好为其“略而言之”。香港中文大学的高克毅教授，对林译小说，特别是对林氏与魏易合译的小说作过研究，他说：“所有的林译小说都有讹译、错译或大段删节的地方。在这方面，他的合译者，包括魏易，未免难辞其咎，至少要负一部分责任。”林氏译书还有个毛病，就是经常忍不住要“插嘴”，想把自己的意见添加进去。他的这种企图，据说受到魏易等人的坚决反对。于是只好把意见改为眉批，而且还经常在正文之后来一段“外史氏曰”。在这些眉批和议论中，他哀时伤世，同情弱小，倡导正义，指斥邪恶，有时甚至慷慨激昂，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这都说明他的翻译，也是有一定的社会目的性的。他对自己译书中的缺点也供认不讳，他说“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口述而译之，此海内所知。至于谬误之处，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孝女耐儿传》序)
尽管林纾的译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确是风靡一时，影响深远。老派文人喜欢看，因为他用流畅的古文，极尽抒情状物之能事。新派文人喜欢看，因为他用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的方法，介绍了异邦的社会风貌和奇事轶闻。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书架上要是没有《新民丛报》和林译小说，就算不上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笔者幼年时在西北一个小县城求学，就在那种偏僻的地方，也能读到林译小说，而且一读之后即爱不忍释。特别是对于他翻译的迭更司的小说，如《贼史》、《滑稽外传》、《块肉余生述》等，都读了两三遍，那兴味就好像后来读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一样。有些精彩的段落，至今仍能隐约回忆起来，如：
玛丹见状，立即晕厥。因见无人搀扶，遂自倚墙至榻前，斜卧其上。良久，仍不见有送薄荷油者，遂微吟数声，徐徐而起，一手理鬓，一手抚心，颤声曰：余几疑不复在人间矣。
这是60年前读过的书，现在回忆，当然文字上会有出入。但这类片段一直存留于脑海中，可见影响之深。胡适说：“林氏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这种地方，往往更用气力，更见精彩。”解放以后，《大卫·高伯菲尔》出版，使大家得见《块肉余生述》的全貌。但我细读之后，总是感觉不到读林译时的那种兴味。
笔者认为，林纾是旧时代与新时代之交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的译作是旧文艺向新文艺递变时的一种过渡性的作品。他是在旧纸堆中浸淫长大的，但没有去埋头整理“国故”，而是向他所不认识的语言，不熟悉的社会，去搜剥剖析，探骊求珠，其执着精神，不能不令人钦佩。近年来，很多出版社都在重印已故名人的旧作或全集，像林纾的旧作，估计不会有人再去重印。那么，他的业绩，他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他的崇敬，只能存在于老年一代人的心中了。（责任编辑 舒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