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烟雨东江》到《望穿秋水》
继长篇小说《烟雨东江》之后，我的另一部小说《望穿秋水》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本来不是写小说的，也不善于写小说。长期做报纸的评论编辑，因而形成了逻辑思维的固定模式，不敢沾小说创作的边。1996年底，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当时虽不敢说还“年富力强”，但“心有余力”是真的。许多退下来的“退而不休”，写书作画，笔耕不辍。有些人则参加这个班那个班，或者钓鱼打麻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充实地度晚年。我平生笨拙，嗜好无多，又不想再写评论，于是想到写小说玩玩。
“玩文学”，我原先不太认同这种观点。中国文人历来有不同看法和主张。从曹丕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唐宋以来的“文以载道”说，认为文学是载道的，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文学乃“雕虫小技”，“百无一用是书生”，后来发展成为“玩文学”一说。
老实说，我对这两种观点都能接受。我在从事评论工作时写过不少强调“文学教化”作用的文章，还批评过“玩文学”的观点。但坐下来认真地读读文学史，又面对创作现实，对“玩文学”的观点逐渐有些认同了。于是退休之后怀着“闹着玩”的态度尝试写小说。
我从1996年开始构思第一部长篇《烟雨东江》。所谓“构思”，也就是理一理自己的思路，想一想自己想写什么？后来确认，写自己的童年和客家民系的苦难和奋斗生活。
我是客家人，19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客家人聚居的赣南。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水那边红一角”，由于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斗争，赣南地区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余生于晚，没有参加那如火如荼的斗争，要写那时的革命斗争，没有生活经验。但我小时候听到了这么多革命故事，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许多故事（也是老一辈人的往事）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里，我的创作“构思”就从这些故事开始。
我的第一部小说《烟雨东江》，以客家人的生活为底色，描写几代人的苦难历史，写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沧桑。我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开始写。写出初稿，仔细看看，很难说这是一部什么题材的作品。可以说它是革命历史题材，也可以说它是农村题材，也有人说是知识分子题材。我本想按照“题材说”进行修改，但又想，何必用“题材”去框住自己呢？心想，只要忠于历史、忠于生活、忠于人民就好了。也可以说，就是忠于原始故事，管它像什么呢？我几乎用了10年时间写出初稿，进行了两次修改。打印出来后，送给几位朋友，请他们提意见。我把稿子送给我几十年亦师亦友的同事袁鹰先生看，我说如果过得去的话，就打破常规给我写个序言。袁鹰先生看了，也写了序言，并在序言中给了我很大鼓励，说这部作品是“客家儿女恩仇录”，是“史诗性”的。我把稿子送给我的老同学何启治先生看。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经他之手出过几十部长篇小说，是有经验的编辑家。他也给了我鼓励，说这部小说打破了过去用阶级和党派观点评价生活和人物的界线，并为此写了评论文章。我把稿子给作家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罗静文同志看，也得到认同。她支持出版，并愿做此书的责任编辑。
《烟雨东江》出版以后，在评论界和读者中都有些积极的反应，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推介文章。深圳有位爱好文学的企业家，带着《烟雨东江》去马尔代夫旅游。他本想白天游玩，晚上休息时看看作为消遣，但一读起来就放不下手。据说，他一天到晚在房间看这部小说而忘了旅游安排，直到旅游结束才看完这部小说。回到国内，他立即找人与我联络，买断电影、电视剧的改编权，很快就签了合同，并着手找编剧进行改编。我的一位亲戚，在读完小说之后，能讲出小说的许多细节，并说正在看第二遍，感到有趣有味，还把其中有些描写词句抄下来。有位在北京工作的赣籍干部，看了这本书后，到赣南办公务时，特地到定南县（小说中的天南县）去找小说中描写的“天龙镇”，说要看看那里的美景和风土人情。还有湖南一位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的老编辑，看后写了文章，谈感受，评得失，对小说的结尾也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看来也是读得很用心。我对这些反响都很留意，也很感动。
我回到家乡，有些朋友对我说，这本书以客家人生活为底色，写家乡事、故乡人，看后很亲切，但遗憾的是，县里有很多人物和情节没有写进去。他们误会了，把小说当成“县志”。我经过认真的思考，也感到小说确有许多不足，许多该写而没有写进去的故事和人物在敲击我的心扉。因而，我决定写一个姐妹篇作为补充，这就是我写《望穿秋水》的由来。
2013年长篇小说《烟雨东江》问世以后，我便开始构思《望穿秋水》。我想，虽然这也是写赣南客家人生活的作品，但它是另一个作品，故事和人物都不能雷同。我把心中“藏着”的故事和人物又重新“梳理”了一下，重新搭起了故事框架。这就是：自古以来，赣、闽、粤三省有一条古老的“盐米古道”，这是三省的经济命脉，是三省客家人的生命线，正如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川藏间的“茶马古道”一样。但这条“盐米古道”早已被忘却，也没有看到作家用小说形式写过，于是我决定写“盐米古道”。我以“风吹伞”下的百家村为核心，通过连接赣南、闽西、粤北古老的“盐米古道”上被称为“挑脚佬”（脚夫）的悲欢离合，展现客家人从抗战到改革开放这一漫长、动荡、曲折、艰难的历史征程中，求生存、图发展的精神及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我对中国客家民系乡土社会进行了现实主义的描绘，同时也对客家民系中存在的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如“传宗接代”“迷信风水”等，以及特殊环境下形成的“痞子文化”，对生活中的假、恶、丑现象，进行了一些批判。
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有些考虑，我构思了海峡两岸一对男女凄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的框架。这就牵涉到一些特殊的生活场景和人物纠葛，需要一些新的素材和故事。于是，我又回到家乡，请我小时候的玩伴，特别是我的三弟，讲了许多故乡的人物和故事，也就是进一步的采访吧。小说写另一个主要人物—台湾地区老兵刘求福的故事，要写到台湾地区的许多生活场景。为此，我和老伴一起到台湾地区旅游采访。从台北出发，经台中、彰化、嘉义、高雄、屏东、南湾、垦丁、台东、花莲、宜兰、基隆走了一圈，参观昔日的眷村，向老兵的子女采访往事，甚至见了一些退役老兵。从他们的口述中，我得到许多生动的材料。台湾地区的朋友还帮我买了很多讲述老兵坎坷遭遇的书籍，又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使我在写作中增强了许多活生生的场景。
《望穿秋水》出版以后，也得到一些积极的反响。著名文化学者刘锡诚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客家人的现实主义展现》的文章，认为：“小说《望穿秋水》的题材选择以及对中国客家民系乡土社会的观照、现实主义的描绘，值得关注”；“在描写现实社会的矛盾中，对林商局长刘长发和金县长等‘贪官们’的批判，也很深刻有力。可以说《望穿秋水》在对生活中的假、恶、丑的批判性方面有很大的超越或突破。”罗静文同志在《文艺报》上刊文，对作品所表现的“家国情怀”进行肯定。著名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广西师范学院教授卢斯飞先生给作者来信说：作品“相当完整地、波澜壮阔地再现了客家人大半世纪的生存状态史、客家地区社会史、文化史和客家人的心灵史等，可谓匠心独运。《秋》书中刘求福、姚玉珍的恋情一波三折，令人太（叹）息，对刘求禄、刘长发为代表的‘痞子文化’的刻画，力透纸背”，“建议作家出版社做好准备，推荐参加‘矛奖’评审。”这都是对我的鼓励。我不知道年轻的读者喜不喜欢阅读。令我没有意料到的是，山东大学有位我不认识的研究当代文学的博士研究生，买了《望穿秋水》，找到我家，要我签名留念……这些反响都是对我的鼓励。
本来我还在构思一部客家人从大山走向世界（海外）的作品，想写成客家人系列的第三部，但我已年过80，力不从心了，只好放弃，也许留待我的女儿（青年作者）或另外的作者去完成了。以上谈了一些过程，就此作罢 。
我写《刘勰传》的三字经
经过3年写作，我的《梦摘彩云·刘勰传》，作为“中国历代文化名人传”丛书之一部，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有媒体采访我，问我有什么体会，我说了三个字： “读”“化”“圆”。
关于“读”。刘勰一生留下的唯一一部文论著作《文心雕龙》，是世界文学理论宝库里的一颗明珠。要写好《刘勰传》，就必须读懂《文心雕龙》。这部产生于公元5世纪的文论经典，文字古奥，典故甚多，今人要读懂，有相当难度。全书虽然只有37746字，但其中征引书文共1466处，论及作家918人，论及作品1035部（篇），涉及17个朝代、86个帝王，论及文体108类。写《刘勰传》，对于刘勰所研究和评论过的作家作品不能不有所涉猎。此外，一千多年来，《文心雕龙》已成为一门显学，研究著作甚多。据有关专家统计，仅20世纪100年间，出版的专著就有230多部，发表论文2500多篇，这些著述也是要参考的。我本人从1958年开始研习《文心雕龙》，也有50多个年头了，参加过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召开的10多届年会和几次国际龙学研讨会，从书本上和国内外专家那里学习了不少东西。但这次写《刘勰传》，我觉得应该在掌握更充分的资料后才能动笔，因此，重读了一些理论书和专家们的一些研究著作，理了理思路，才得以理出一个头绪。
关于“化”。写传记和写研究著作是两个路子。写“学术著作”要立论正确，资料翔实；而写传记则有所区别，除了史料准确之外，还要写出传主生动鲜明的形象，因此不能“掉书袋”。我刚开始写作时走了一点弯路。为了把《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讲清楚，我专门列了三章，阐述刘勰的理论贡献。原以为这三章写得最顺手，因为我在1987年出版过一部《文心雕龙美学》，这次写传把这部书的内容压缩为三章，自以为很精炼地介绍了刘勰的理论贡献。审读的专家们读了初稿以后，认为这三章体例上与全书有些不协调，读起来也显得枯燥，建议改一改。我再三反省，觉得专家们的意见是对的。我的主要问题是对资料没有“化”，没有把刘勰的理论“化”为传主的血肉。因此，修改时我对这三章重新结构，把刘勰的理论熔铸到他的人生经历中去。这样一改写，就没有“掉书袋”的感觉，从而使刘勰的理论贡献成为他有血有肉的生命组成部分。古人讲“化腐朽为神奇”。刘勰的理论很艰深，有些也不一定符合现在的需要，但不能说是“腐朽”。我把刘勰艰深的理论“化”了一下，但能否能达到“神奇”的效果，只有留待读者检阅了。
关于“圆”。刘勰生活的年代是1500多年前，当时虽然发明了“纸”，但还没有印刷业，各种图书都是手抄本。由于年代久远，留下的原始资料不多。关于刘勰的生平，仅有南朝萧子显的《南齐书》和唐人姚思廉的《梁书·刘勰传》有记载。但这个“传”，对于刘勰的家世仅用了25个字：“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可谓言简意赅。今天要写刘勰的身世，这25个字显然就不够了。关于刘勰早年的生活经历以及在定林寺住了十几年，《梁书·刘勰传》只用了“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这区区49个字来概括。还有，刘勰出去做官，在东阳郡的太末做了3年县令，也仅用了“为太末令，政有清绩”8个字来概括，没有具体事略。我们今天写《刘勰传》，恐怕就不能那么简单了，否则把《梁书·刘勰传》复印若干份发给读者就是了。因此，我认为，对刘勰的经历，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地补充一些内容，甚至增添一些艺术的细节描写，使其生活经历更加有血有肉、更加圆满一些。我想，在传记文学的写作中，不违背历史又符合艺术规律的这种“圆”，也许是可以的吧。
我写《梦摘彩云·刘勰传》，在“读”“化”“圆”三方面下了一些功夫，这就是我的甘苦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