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对当今的文学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也指引人们从文化的角度探索文学作品。《血色浪漫》是当代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以充满灵动的、诗意的艺术魅力感染着读者。这部小说的诗性特质突出表现为怪诞的现实主义、 参与文化转型期的对话、讽刺是一种现实的态度等。
关键词: 《血色浪漫》诗性特质文化诗学
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队伍中,都梁简直就是一个“现象”,他相继推出的两部长篇小说——《亮剑》、《血色浪漫》,都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并相继被拍成电视剧,并在全国热播。这两部不同时代、不同题材小说的同时成功,让我们看到了都梁对长篇小说艺术技巧娴熟的驾驭能力,以及他对文学消费市场敏捷的适应能力。这或许正得益于他做过教师、干过公务员、当过经理的丰富的人生阅历。
长篇小说《血色浪漫》为我们叙述的是经历了“文革”洗礼的一代人,从“文革”的狂欢,到改革开放时失落的心灵史,它以充满灵动的、诗意的艺术魅力感染着读者;它独特的话语方式、叙事方式和风格,以及以小说的方式参与了文化转型期的对话,构成了这部小说的诗性特质。
一、怪诞的现实主义
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中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文中,揭示了拉伯雷作品中怪诞现实主义同民间诙谐文化的联系,认为这构成了拉伯雷作品的诗性特质。[1]
考察巴赫金的怪诞的现实主义,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倾向,即怪诞是对现实或当代世界的一种否定或超越,他说:“怪诞风格揭示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世界秩序,一种生活秩序、另一种生活制度的可能性,它超越了现存世界的虚幻的(虚假的)唯一性、不可争议性、不可动摇性。”[2](p57)可见,巴赫金的所谓怪诞,实际上是文学以形象的方式对现存世界的毁灭,是超越现存制度的虚幻和唯一性。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怪诞将制度和现存世界进行贬低化、世俗化,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进行脱冕、降格和戏仿,揭示现存真理的绝对性之相对性,另一方面,怪诞又是对现存世界的改造、再生和复活。
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侧重以写实方式再现客观现实的文学形态,它要求文学立足于现实,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并忠实于现实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重要的是艺术始终高度忠实于现实,……艺术不仅永远忠实于现实,而且不可能不忠于当代现实。”[3](p100)现实主义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再现性,它“偏重于对客观现实的冷静观察和理智分析,直接揭示现实矛盾,触及人生”。[4](p159)现实主义文学要求作家创作要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反对主观随意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是超时空的、理想化的,而是存在于特定时代社会的具体环境之中,其人物性格具有非常具体、确定的社会内容。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另外,现实主义文学强调再现要逼真,就是用写实的手法,按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本来面貌进行精细逼真的描绘。
根据现实主义文学的这一特质,我们解读《血色浪漫》,就会发现这部作品具备上述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品质,时代是确定的真实的时代,人物是随着时代的变换,其性格特征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如钟跃民,“文革”时期,像每一个热血青年一样,在“1968年的某一天,他和他的同伴们,包括北京机关大院、军队大院的孩子们,突然像中了邪,肾上腺素激增,一种青春的激情和邪恶的混合物犹如一枚炸弹在这些青少年们的体内爆炸,在一片红色的背景下,骤然产生一股凶猛的红色冲击波,以猛烈的力量向四周扩散,令人惊异的是,这股红色冲击波竟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血色浪漫》2006年版,第1页)。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当激情被现实无情地割断后,一群特殊的青春群体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北京的街头成群呼啸,身怀利器,随时为微不足道的事情大打出手,他们“拍婆子”,他们当“顽主”,他们看白皮书、黑皮书……这是“文革”时期城市青少年生活的真实写照;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事的变化,一群特殊的青春群体,也各自有了自己的另一种生活环境,他们的人生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钟跃民、郑桐作为知识青年到陕北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张海洋、袁军、周小白等人参军到部队。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的性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文革”的结束,钟跃民回到城市,很快融入经济社会的浪潮中,成为弄潮儿,随之又被抛弃,等等,这一切叙述,都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特质。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这样的现实主义叙事中,作者加入了怪诞的特质,从而使得这部小说“充满了灵动的诗意”。
和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对比,我们发现,《血色浪漫》一书,其实就是在否定着现存世界、现存制度的虚幻性和唯一性,是对十年“文革”的严肃性、恐惧性的颠覆。在小说人物的命运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人的悲剧,主人公钟跃民是代表,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一切言行,都是在对当时现实制度的否定。他从小志向不高远,就是长大后当个爸爸,因为爸爸太厉害了,一巴掌下去,他就会原地360度转圈,这样的人生志向是和当时社会主流教育思想格格不入的。上学后,在教师的教育下,他有了高远的志向,特别是“文革”的狂热,使他少年的心里萌生起了“打到华盛顿,解放全人类”的冲动和理想。然而就在他们这群少年为了心中崇高的理想而兴奋时,“文革”就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他们的父辈,“他们向来是革别人的命,怎么这次革命革到自己家来了?”(《血色浪漫》2006年版19页)于是,钟跃民们就成了当时社会的颠覆者,他们打架斗殴、拍婆子、充顽主,用“实际”的革命行动和当时社会的严肃性对抗,而作者借钟跃民之口所说的一段话,更是直接的对社会的否认:“钟跃民说,我算明白了,很多著名的史诗都是这么问世的,最早出现在一个多喝了二两酒的家伙嘴里,有人听了就向别人转述,转述中又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了艺术加工,传来传去,代代相传,于是就成了史诗。”(《血色浪漫》2006年版,第20页)充斥在小说中的类似的话语,让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世界都在被颠覆。而小说在塑造钟跃民这个人物形象时,更是通过他的言行颠覆着真理的绝对性,如他为什么如此喜爱信天游,因为信天游的悲凉凄婉而又蕴含的不屈抗争是与他的内心相谋和的;他在部队完全可以有个美好前程,然而他选择了复员;回到地方,他完全有机会进入公安机关,但是他选择了烙煎饼,公然和社会作对,等等。钟跃民的一切行为,都是在对主流社会的背叛,而在这种背叛的背后,是钟跃民这一代人人性的复活。他们蔑视崇高,追求“在路上”的感觉;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一点正和巴赫金所研究的“怪诞现实主义”相符,从而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明显的诗性特质。
二、参与文化转型期的对话
巴赫金诗性理论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学与文化的对话,这也是《血色浪漫》的一个重要追求,这部作品思虑之深,在于作者将历史化为当下,参与进文化的转型期的对话。
社会总是由两极组成的,一个是制度文化,一个是民间文化。制度文化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真理梦想,并认为自己是永恒的,超越时间存在,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世界真理和永恒真理的模样,用严肃的教条的音调令人恐惧地说话,让人生活在恐惧中。在中国,“文革”时的严肃性、恐惧性,成了中国人必须的选择,许多有志于革命的青年都被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所感发,从而去革命。改革开放以后,真理的讨论成为焦点,并引起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大变革,此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参与了社会变革期的文化讨论,并将自己的文学活动自觉规定在思想的对话中,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创作高峰。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全面开放,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普及,中国由此告别了过去的单纯,而进入多元文化碰撞、采纳、融合时期,人们在享受物质丰富的同时也在享受多元文化的营养,同时在价值观念、生活信仰等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一切崇高理想在现实的丰富中荡然而去,代之而来的是无尽的困惑,每个人都在想“我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种文化的转型在《血色浪漫》中,除了遍布的否定以外,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作者对当下文化的思考和对话。
都梁的《血色浪漫》出版于2005年,此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已融入了全球化的行列;政治上,伴随真理的讨论,中国人再也不会只相信一个声音了,全民都参与进了文化转型期的讨论或对话中。而在这部小说出版之时,正是中国文化转型的高峰期,经济方面的成熟和文化方面的幼稚,一直困扰着文化界的所有人士,在接受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在思考中国的出路,于此环境之下,中国文化进入到转型期,而转型期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对真理相对性的承认。《血色浪漫》正是通过文学的手法,与当今多元文化进行对话,从而达到了巴赫金的诗性特质要求。
《血色浪漫》叙述的事件是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但是我们奇怪的是,翻开所有页扉,我们闻到的都是当代的气息,这种当代的气息,正来自于作者对当代社会的思考。
还以钟跃民为例,他生活在一个疯狂而浪漫的时代,那时的他们,人人都是激情澎湃,但是残酷的现实很快粉碎了他们的梦想,他们开始以“革命”的方式过自己生活,而且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革命”实际上在革自己的命。他们的任何行为实际成了对当时制度或者荒唐的否定,而更加让人思量的是,在对历史的陈述中,当代主流文化的兑换在作品中成了一个避不开的话题。这一点在钟跃民身上或其他人身上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在《血色浪漫》中,荒唐成了文学的上帝。闹革命是少年者的盲目理想,理想破灭后的失落变成了盲目的“顽主”生活,上山下乡是一种盲目,是盲目的热情;参军是一种盲目,是盲目的追求;坚决要求回地方是一种盲目,因为自己并没有个人生活;烙煎饼更是盲目,那是一种生活的自由,还有无奈;而为了煎饼车而打架,就直接是对制度的否定了。
在钟跃民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是一个诗意的人,是一个追求生活自由的人,等等,但是,残酷的现实却使他成了一个废人,他必须仰仗他人而生存,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必须依靠女性,这简直就是与千年传统文化的对话并予以否定。
我们最不可思议的是,作者为什么设置了钟跃民的烙煎饼、经济场的失意,从中我们品尝出是涩涩的酸楚,那就是钟跃民曾经的辉煌,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他找不到自己了。他有一身本领,但是,在经济社会环境下、在全球化语境下,他的一切在新的文化状态下都成了虚无,他和社会几乎格格不入,不是他自己,而是社会现实在一次次击碎他的浪漫、击碎他的梦。
都梁作如此之思,归根结底是都梁对文化转型的思考,从而参与进当下的对话。都梁生活或创作的时代,正是中国多元文化时期,阅历丰富的都梁,将自己对文化的思考贯穿到自己的作品中,也是一种必然。每一个当代人,在与社会相谋和时,都想找到一个契合点,都梁找到了。
三、讽刺是一种现实的态度
讽刺是一种话语方式,它存在于人类的每一个民族的话语生活中,但是,在巴赫金看来,讽刺已经超越了它原本的话语方式,而成为一种文学的必然,他说:“讽刺并非作为一种载体,而是作为创作者对其所写现实的一种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最好的定义,出于希勒之手”[2](p22)在讽刺艺术上,巴赫金是对希勒的继续,希勒说:“在讽刺中,不满的现实是和作为最高现实的理想对立的。”[5](P291)巴赫金继承了这个观点,但是,巴赫金对希勒的观点,并不是全面继承,而是有所发展,他认为,讽刺是对现实的态度,是对不完善现实的否定,是对当代现实各个不同方面的形象性否定。[2](p23)
《血色浪漫》这部小说给人影响最深的就是强烈的讽刺效果,而且是对最高理想的对立甚至是颠覆。
这部小说给人的感觉,在语言上简直就是在对政治严肃的戏谑,在戏谑中,将现实生活中相互冲突、无法协调的种种矛盾,在文学作品中加以讽刺性的反映。这里面突出的就是小说中对“中心话语”的消解,并且在消解中实现对现实的颠覆。
我们在阅读文本时,常常感受到的是对“文革”词语的重组,我们到处看到的是相互矛盾的物象关系、人物之间、时间之间的不协调的组合。可以说,都梁的语言,是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化”场所,其中各式各样的“文革”语汇、政治术语、领袖语录、民间俚语、江湖切口、广告用语等共同汇聚成一炉,相互指涉,在语言的乌托邦中想象性地摧毁了社会等级制度。
在“文革”那样极端政治化的年代里,强有力的崇高理想语言决定了它在日常语言、民间语言、私人语言中的恐怖,一切都被政治化了,到处充斥着惟一、机械、呆板的政治术语。而今天已经远离了那个时代,但是,有过经历的人都会在记忆深处有着隐隐的痛,所以就对当时的话语极为敏感,而都梁正是针对这种心理,在王朔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严肃话语庸俗化。我们说都梁是一种创造,是因为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是真正的流氓,他们玩弄生活,戏弄女性,将爱情当性;而在都梁,所谓的流氓实际上是被当时社会制度抛弃的一代有知识人的形象,他们有很好的家庭出身,有很好的教养,有较好的知识涵养,他们的“堕落”是对制度的抗争,所以,他们在运用政治术语时,就不仅仅是一种亵渎,而是对制度或不完善现实的否定,在这种玩弄政治术语的语言游戏中,完成了巴赫金式的语言狂欢。
《血色浪漫》不能说是当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但是却是有着研究价值的小说,它蕴含着我们感觉很深的社会哲理思考和文学的诗性特质,它的流行绝不是偶然的,是由于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对自己的命运作思考,正如钟跃民的“在路上”,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路上,所以,尽管“文革”过去已经30年了,这部小说还能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共鸣,这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程正民.文化诗学:钟敬文和巴赫金的对话[J].文学评论,2002,(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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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希勒.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见秀美與尊严[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