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岛崎藤村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作品在日本和中国文坛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两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本文以岛崎藤村的文学轨迹为切入，叙述了其自然主义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并详细叙述了他的文学思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中国现代小说家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岛崎藤村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提供了必要参考。
关键词：岛崎藤村；文艺思想；中国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4-0202-03
一、引言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来看五四时期和大正时期的两国文化交流，而岛崎藤村的文学作品正是这一时期具有有代表性的特殊存在，纵观国内文学研究领域，有关岛崎藤村的研究基本上都围绕国外研究范畴以及对中日近代文学进行比较的角度来开展的，因此，从岛崎藤村文学思想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宏观影响的角度进行探索，既是对于现有研究成果的深入发展，更是对于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二、岛崎藤村的文学轨迹
1872年2月17日，岛崎藤村出生在长野县的一个名门望族。1891年，毕业于明治学院，开始作为老师在明治女子学院教授英文，并受北村透谷等人的影响，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一举奠定了其日本自然主义代表作家的地位。
（一）岛崎藤村与浪漫主义
岛崎藤村是以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蜚声文坛的。在《嫩菜集》中，诗人以其真实的人生感悟为底蕴，表现出浓郁的现世情怀和浪漫倾向。在《嫩菜集》里既有以少女为主人公的叙事长诗，也有《高楼》、《暗香》一类的对话短诗，“《嫩菜集》虽然是一部歌颂热情的抒情诗，然而其中也表现出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抒情诗人的那种气概。”[1]而《嫩菜集》后不久，藤村在口语体小说《假寐》的创作尝试没有获得成功，随后，他又回到诗歌创作中来。随着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体验和感悟越来越深厚，其诗歌风格已开始发生了改变，由前期的浪漫主义诗风逐渐转化为现实主义诗风。目光逐渐转向“普罗大众”，发表了他的长篇叙事诗——《农夫》和诗集《落梅集》，“标志着作者由一个浪漫主义的热情诗人成长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开端”。[2]从浪漫主义在日本的命运来看，岛崎藤村、北村透谷等《文学界》作家主导和引领了初期的浪漫主义思潮，在日本文坛兴起了一场新浪漫主义运动。但是，封建主义、军国主义势力的日渐增大和受到自由民权运动失败的影响，藤村开始从感情至上的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重新以“旁观者”的视角审视和探讨人以及现实社会的种种现状，开始从浪漫主义转向自然主义，由诗歌创作进入散文创作，更成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二）岛崎藤村与自然主义
1899年藤村去小诸义塾任教，转向散文的创作，其创作手法由浪漫主义转为现实主义。1906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破戒》成为近代日本文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它的问世标志着自然主义文学的兴起。而后他又发表了《春》、《家》、《新生》三个长篇小说，虽然象前者那样塑造丑松这样具有反抗性的主人公，但是却以个人人生经验为中心真实记录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因此，这三部小说缺失了《破戒》的社会性和批判性，具有明显的自传性特征。《破戒》作为岛崎早期小说中的代表作品，“通过丑松这个人的发展过程，用写实的笔法描写觉悟了的丑松同压迫他的封建现实社会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已经觉悟过来的孤独的先驱者同半封建的日本近代伦理之间的纠葛，从广阔的社会范围来反映尊重人权的要求，因而也是一部优秀的社会问题小说。”[3]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开端。
（三）岛崎藤村与“私小说”
“私小说”是日本大正年间（1912年－1925年）间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小说形式，又称“自我小说”，是在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自然主义日本本土化。从文学渊源来说，私小说起源于自然主义，它是随着日本自然主义的演变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是一种涵盖日本近代文学的体裁独特的小说样式。中村武罗夫曾指出：私小说是“自然主义系统的最后一种小说”。[4]之所得出这样的结论，则因为日本的自然主义在“私小说”出现之前，还曾经使用过其它的小说体裁和形式。在自然主义初期，田山花袋、永井荷风等作家通过借鉴和模仿左拉的作品，发表了《露骨的描写》、《地狱之花》等早期的“私小说”作品，可以说这些小说都是法国自然主义小说文体与日本本国文化土壤的融合。而后，岛崎藤村出版了他的小说代表作——《破戒》，是日本文学史中能够将外在的现实社会与内在的现实心理有机协调的一部杰出小说。我们知道，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三部对其确立发展和性格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分别是岛崎藤村的《破戒》、《春》和田山花袋的《棉被》，但从作品的地位来说，就可见岛崎藤村在日本自然主义和“私小说”文学领域上的举足轻重的影响。《破戒》发表于1906年，被认为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正式的起点，被吉田精一称为是“明治时期内的第一部小说”，和“最早非常明显地阐明了自然主义文学色彩的作品。”[5] 小说《破戒》的出现也宣告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1907年，田山花袋紧随其后，发表了其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主义小说——《蒲团》，日本的文学界普遍认为，《破戒》中主人公丑松的“内心告白”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和启发了田山花袋创作小说《蒲团》。而由于田山花袋过分地将创作视野执著于周边狭窄的生活, 过分尊崇客观，为事实所拘泥, 小说《蒲团》被看做了“私小说”的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岛崎藤村也可以说是日本“私小说”的源头活水之一。1908年，岛崎藤村创作的小说《春》延续了《破戒》中自叙传特征以及自我内心告白形式，并被看做是影响日本自然主义性格形成的代表作品。而1919年发表的小说《新生》，更是因为主人公对自己“性的苦闷”和不道德的乱伦关系的“赤裸裸的告白”在当时文坛引起很大震动。应该说，岛崎藤村带给日本近现代文坛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对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和“私小说”的文体确立和性格的形成，都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三、岛崎藤村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诚如郭沫若说:“中国的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6]纵观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日本文学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获取西方文学资源的媒介,而且日本文学独特的文化特性，也直接地滋润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学,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美学因子，特别是以岛崎藤村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文学家，他们通过五四新文学运动使得自身作品能够引进到中国，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都在文学观点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他的文学思想对于中国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乃至于创造社、文学研究社作家集体性格的形成，都具有一定的、微妙的作用。
（一）岛崎藤村与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纵观日本近代文坛，岛崎藤村的影响是重要而深刻的，尤其是他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以及“私小说”的形成发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和作用，作为影响日本自然主义确立及其性格形成的三位重要作家，岛崎藤村的小说作品不仅影响了日本更通过中日两国文化、文学的交流，对于五四前后中国文坛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藤村的小说切实发展和构成了日本文学传统的“哀美”精神，与当时中国作家们倡导用友情将苦闷和热情奉献于国民的精神如出一辙。
在啟蒙与救亡这一时代语境下，“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择取了以岛崎藤村为代表的“人生的浪漫主义”这一文学形式，高举“文学不过是表现高尚的人性的场所,也是同人生的丑恶进行斗争的战场。所以他决不允许文学变成游戏娱乐的工具或者简单地为实用的目的效劳。”[7]北村透谷式的理想大旗，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国“五四”以来的作家群体，其中包括了郁达夫、周作人也包括了鲁迅。郭沫若曾经指出，早期的鲁迅也曾经有过一段浪漫主义的经历，鲁迅的早年译著中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浪漫派的风味”。[8]而这种浪漫风味，深受岛崎诗歌里体现的“人生的浪漫主义”的影响。从鲁迅对非人性现象的批判、对理想人性的思索来看,其浪漫主义也是一种深受日本浪漫主义浸润的“人生的浪漫主义”，将浪漫的艺术情怀与浪漫的革命、浪漫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诚如藤村的文学是以浪漫主义为发端，茅盾、郁达夫等作家也是首先通过浪漫主义这一中介，接触到西方丰富的文学营养。在五四作家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以早期藤村为代表浪漫的文学的影子，他们在作品中细致入微地、赤裸裸地展示出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伊藤虎丸先生在论及代表小说《沉沦》时，曾将郁达夫归结为披着写实主义外衣的浪漫主义作家，认为“感伤的抒情倾向，是郁达夫创作风格最重要的表现特征。”[9]同样，作为中国浪漫主义的创始人，郁达夫的文学风格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后世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使得中国的浪漫主义与日本的浪漫主义在文学风格极为相似。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环境的原因，藤村的文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仅仅是在那些留日作家群里中有所体现。1921年7月，留学日本的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一道，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创造社，初期的创造社号召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直接受到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表现出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另外，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周作人等作家，也在他们文学创作的初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周作人对于藤村推崇备至。周作人与早期的鲁迅、郭沫若不仅向国内介绍日本的人生的浪漫派，而且自己也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中提出了一种具有藤村式浪漫主义精神的“人学”思想。他指出，作家要在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去描绘人生，尊重他人和自我的人格，弘扬人性的自由。应该说，他的“人的文学”的正面是“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10]而郁达夫、张资平等人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日本“私小说”影响，基于“表白内心忧伤和痛苦”的浪漫主义进行创作[11]，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主张。
（二）岛崎藤村为中国自然主义文学提供了借鉴
性与文化，像是瓶与酒的关系。对日本人来说，是以性为瓶，以文化为酒，比如“浮世绘”，比如“歌舞伎”；对中国人来说，是以文化为瓶，以性为酒，比如“春宫画”，比如“房中术”。作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当中永恒不变的符号，“性爱”俨然成为自然主义的代名词，从岛崎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女性带有一种近乎于执著的“处女崇拜”，对当时社会的弱势群体———女性充满了同情。小说《春》中，原先在岸本心里高贵如女神，优雅如仙子的胜子，在和岸本两情相悦之后，却遭到了岸本的拒绝，美丽的形象也幻作了泡影，而这一切不是因为岁月带走了原本属于她们的青春和美丽，只是在作者看来恋爱和婚姻已使得她们不再如少女时可爱。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双尚未沾染尘世污秽的处女的手”，体现了作者认为只有“处女”才称得上是纯洁的、高尚的、可爱的，而女性一旦恋爱或者结婚了不是“处女”了，就都因为“沾染了尘世污秽”而不再纯洁。
这一切都为中国的自然主义作家提供了可借鉴和参考的题材，郁达夫、张资平、周作人这些学成日本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在接受当时先进的革命思想的同时，在文学创作的理念上或多或少地受到当时日本文坛盛行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的主要思想核心都在于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认为文学是主情的，是内在生命形式的具体表现。应该说，“五四”新文学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旧传统方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一种个性主义和现代自我的觉醒，这与岛崎藤村倡导的“追求真实自我，注重内心的解放”的主张异曲同工，文学存在的目的是要表现人“内部生命”的观点非常相似，更多的表达的一种现实性的情感形式。在当时包括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一大批近现代作家的早期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中，都饱含着强烈的自叙传奇色彩和“苦闷、感伤”情调。
（三）岛崎藤村小说“自我”的特点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近现代作家中，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田汉、陶晶孙、郭沫若等早期一些创作尽管各有特但从比较文学角度观察，则或多或少地显现出一些与岛崎藤村“私小说”相鉴、模仿的共同特点。
1、中国近代文学的“私小说”化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藤村从《春》开始，选择了以内心世界为主的 “私小说”形式。在《春》中，藤村抛弃了《破戒》中虚构的批判倾向和可能性，使得他的小说创作从散文世界回归到了自我的内心世界，《家》、《新生》成了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作，成为传达岛崎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的一种独特方式。而随着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作家留学日本，他们在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思想、文化和创作理念上与日本文学传统碰撞出璀璨的文学火花，他们之中的鲁迅、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上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取材于作者只是真实的生活遭遇，因此也常常被称作“身边小说”。例如郭沫若的《阳春别》、《行路难》；郁达夫的《沉沦》、《还乡记》；以及成仿吾和陶晶孙的一些早期作品。他们在创作这些小说的时间正值日本“私小说”流行时。以岛崎藤村为代表的一大批自然主义作家，将文学中的“性”通过私小说的形式“合法化”，因此，留学日本的创造社作家们在创作小说时受到日本“私小说”影响也不算是偶然。在创造社里，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叶灵凤、陶晶孙等作家，都很乐意采用私小说的“告白”方式，并将私小说的“告白”变成现代自我的文学表现形式。而在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现代派”等先锋小说群体中，也广泛借鉴日本“私小说”写法，在小说描写中大胆描绘“性”，强调平面描写、破理显实、露骨描写、感伤情绪的日本“私小说”风格。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中，周作人的文笔更偏向于藤村，从人的物质精神世界出发，强调“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在思想形态上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风格。同时，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动物性，另一方面指出人的进化性，他大张旗鼓地辨别、介绍西方描写性爱的作品，理直气壮地翻译西方性学研究，他为《蕙的风》、《沉沦》的辩解言辞有力，他在涉及性欲、爱情等问题时，行为落笔又有些许日本岛崎藤村“私小说”的韵味。甚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诗集《女神》，也是他们学习岛崎藤村等日本“新浪漫派”作家的创新之作。正是郭沫若在日期间接受了岛崎藤村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并融合当时文坛活跃的“口語诗”，创作了《女神》等浪漫主义风格的现代诗。应该说，岛崎藤村对近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具有一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12]
2、岛崎藤村的“纯粹的自我”与中国“人”的文学的探求
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就思想历程的漫长和文学兴趣的广博而言，周作人应算其中的翘楚，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文学创作的整体风格而言，是属于自然主义风格。1918年，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13]概括了其“人的文学”的本质。应该说，周作人的自然主义风格深受岛崎藤村的影响，周作人本人对岛崎藤村极为崇敬，认为岛崎藤村“随笔和平敦厚，清澈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消出新异，正如古人所说，读了令人忘倦，大抵超俗的文章容易，有时间性，固有刺激性难得很持久，有如饮酒及茶”。由于与岛崎藤村的交往与推崇，使得周作人在文学创作上，偏向于自然主义的风格，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人的文学”，对封建中国的“非人的文学”包括家庭本位主义和宋明理学进行了大胆的抨击。他的这一思想与岛崎藤村“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小说化，也就把个人问题社会化”的创作思想是相近的，都是从人的物质精神世界出发，强调“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在思想形态上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风格。
四、结论
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岛崎藤村的文学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促进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在两国文学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通过岛崎藤村的作品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留日学者和作家，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都在文学观点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通过将岛崎藤村与创造社关系进行比较，正好说明了中日两国文学是相互交融影响、骨肉般的血缘关系，这种文学传统对中国新文学的形成所起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5]、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齐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2，100页。
[2]、刘振瀛：《破戒》中译本《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页。
[3] 、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佩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83,284页。
[4] 、中村武罗夫：《通俗小说的传统及其发达的过程》，《新潮》，昭和5年1月。
[6]、郭沫若：《桌子的跳舞》，《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3页。
[7]、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页。
[8] 、郭沫若:《鲁迅和王国维》,《郭沫若文集》第12卷, 群益出版社，第542页。
[9] 、赵澧、徐京安：《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2页。
[10]、[13]、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良友图书公司, 1935年,第196页。
[11] 、张冠华：《西方自然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12]、 蔡震：《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