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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窑址是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是中国历代瓷业生产工艺和技术变迁的见证，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瓷业工艺、技术的发展与相互影響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破坏亦触目惊心。因此，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留下重要的物证，显得极为紧迫与重要。近年来，景德镇进坑古窑址的保护与利用工作以文化遗产资源为媒介，让当地民众在基于文化认同的前提下，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用“文化+”理念推动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共生共赢，探索出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对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乡村振兴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进坑古窑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文化自信
一、问题的提出
进坑古窑址位于距离景德镇市区6公里处的浮梁县湘湖镇进坑村境内，这是一个占地面积约为9.7平方公里，人口700人左右的村庄。与大多数南方山区村庄一样，群山环绕，溪水潺潺，生态环境极佳。这个村庄并不是传统的聚族而居的形态，而是姓氏数量高达56个之多的杂姓之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很好地诠释了历史上景德镇“匠从八方来”的传统手工业村庄的特点。
进坑古窑址是由景德镇陶瓷大学文博学院教师黄薇于2014年6月首次发现。后在当代政府和村民的支持下，黄薇带领自己的团队经过一年多的考古调查，共发现五代至宋代窑址15处、加工瓷石的水碓遗迹16座、古瓷石矿坑遗迹7处及6公里长的千年瓷石古道1条。
“进坑”之名最早见于南宋蒋祈所著《陶记》，在谈到景德镇瓷业生产原料时，书中有“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所产已为次矣”之说。最新的考古调查及发掘表明，进坑不但是古代重要的瓷石矿产地，而且也是古代景德镇小南河流域民窑生产的中心区域之一，其生产的青白瓷产品品质非常之高。众所周知，早期瓷器制作主要是单一瓷石制瓷，所以，瓷石矿在整个瓷业生产中占据着重要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优质的瓷石原料，景德镇是不可能在宋代烧造出手感轻盈、釉色莹润的青白瓷品种。如果没有青白瓷的诞生，这座昌江之南的小镇瓷器也就不可能进入到贡瓷的行列，景德镇也就没有后来皇帝赐名，成为“器成天下走”的瓷都。另外，难能可贵的是，由于进坑村上千年来，山型、地貌、水系等都未经破坏，所以，古窑址遗存保护十分完整，可以完全再现五代至宋代景德镇从制瓷原料采掘（瓷石矿）→制瓷原料加工（瓷石水碓）→瓷器制作（制瓷作坊）→瓷器烧造（窑址）的整个瓷业体系的原始发展脉络。
进坑古窑址内现有生活居民较多，且属于农业耕种地区，农耕对遗址表层必然会造成不同程度地破坏。鉴于进坑古窑址对中国陶瓷史的价值，如果纯粹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将其打造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当然是最理想的保护模式。然而，且不说景德镇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方面难以承受人口迁出时搬迁造成的巨大费用，另一方面暂时也没有大量资金对遗产资源进行全方位地无偿保护。因此，如何让当代民众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魅力，真正理解和支持这项工作？如何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进坑遗产保护过程中都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专业学者黄薇女士领衔组成的进坑遗产保护团队，还有为数不少的当地市民长期作为志愿者积极参与进坑的遗产保护工作，从而逐渐形成了一套良性运转模式。
二、以文化遗产为依托，重塑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乡村文化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日益式微，进而导致多数民众认为农耕文明代表的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长久以来，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所以成效不大，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于乡村文化所遭受的这种困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乡村的落后根子上还是文化自信不够而导致的思想落后。因此，要想在进坑这种城乡结合地区的村落，抑制当地民众以出售（租）土地换取短期经济效益的利益冲动，重塑他们的文化自信工作显得尤为紧迫。
陶瓷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最精华的人力、物力与上天恩赐的融合产物，由其烧造而形成的文化遗产自古就根植于传统的乡土社会，与特定的区域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是凝固下来的鲜活历史。它是一个区域民众文化自信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以文化遗产资源为媒介让当地民众在基于文化认同的前提下，自觉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去，才是真正的良策。
（一）建立村史馆，制定乡规民约，恢复传统民俗，重建精神家园
景德镇境内窑业遗存众多，因而面对稀松平常的这些古代“废弃物”，进坑这个以窑工后代和后期新移民为主的村落，对其价值的认知远远不足。因而，建设一座村史馆，让村民们了解进坑村古窑址的历史意义和重要价值，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显得十分必要。
村史馆由一栋民国时期的老建筑改造而成。主要展示的内容有本村窑址出土的古瓷片、窑具、瓷石、运输瓷石的独轮车、传统的制瓷工具等。村史馆的建设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认同和支持。建成后，外来游客到访，很多村民都会自发地引导与讲解，内心也由衷地感到高兴与自豪。与村民的共识有了，后面很多事情的开展就顺畅多了。团队接着还和村民协商拟定了诸如不允许捕猎、不允许随意倾倒垃圾、不允许破坏窑址等村规民约，同时还建立了村民自发组成的窑址巡逻队。
此外，为了让村民更好的记住乡愁，进坑遗产保护团队还恢复了一些瓷业民俗，如烧太平窑、水碓年糕，杀猪宴等。村里的民俗活动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的景漂艺术家、一般市民和大学生群体的参与，还被众多知名媒体关注。其中，走昌南剧组（UCN）还专门为此拍摄了纪录片《水碓年糕》，片中的主角大多是村民，他们略带羞涩的本色出演为纪录片增色不少，节目播出后，受到了空前关注。这种难忘的体验也激发了村民们对本村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二）营造诗意栖居之所，引领新的生活方式
进坑这样的近郊型村庄村民早已摆脱了生存与贫穷的问题，所以对他们而言富起来并不是唯一终极追求的目标。相反，如何让自己的家园和生活美起来、时尚起来，甚至文艺起来，也许才能更契合他们心灵深处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进坑遗产保护团队主要着重从以下两方面开展工作：第一，因地制宜实施景观改造，主要涵盖河道、民居、道路等自然景观改造和茶室、书房等文化景观两方面；第二，以身作则践行“忙时种田，闲时考古（读书）”的生活理念。团队成员试图通过营造这种成长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新的“生活方式”，让村民乃至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农耕生活的雅致，从而建立起对本区域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开展学术活动，打造文化高地
景德镇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依靠单一手工制瓷行业持续发展一千年以上的城市，遍布全城的陶瓷文化遺产，浓郁的陶瓷文化研究氛围理应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一国际学术领域拥有对等的地位和话语权。依托进坑遗产保护团队中的青年学者群体建立起来的东郊学堂陶瓷历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而诞生的。
中心成立后，迄今已经举办了50余场重要学术活动，既有“蒋祈《陶记》暨景德镇宋元窑业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美丽乡村发展论坛”这样的重大学术论坛，也有“神采飞扬明末清初景德镇瓷器之巴特勒爵士纪念特展”“康熙万寿尊新考中国艺术史跨学科研究方法察隅”这样的重要学术展览与讲座。参加者既有像各国驻华使节这样的高级官员，也有国内外知名的陶瓷文化研究学者。目前，中心已经成为国内外陶瓷文化研究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品牌，也成为讲述陶瓷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
这些高端的学术活动不仅让当地民众逐渐认识到本区域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也让他们在活动参与过程中提升了文化素质与品位，从而达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目的。
三、用“文化+”理念推动遗产保护
与经济发展共生共赢
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两者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任何一个遗产项目保护过程中都会面临的问题。互联网时代，“文化+”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文化+”也已经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成为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如何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借助其衍生出来的经济价值，使二者共生共赢，是文化遗产保护团队智慧与能力的重要体现。
（一）“文化+”特色农业，让农产品增值又增效
进坑窑业遗址与传统农业景观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本地区优美的自然风景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每一位来此的游人都仿佛走入“世外桃源”，能亲切感受到古人“忙时种田，闲时做陶”的生活情趣。因此，借助进坑遗产保护树立起来的品牌美誉度，打造特色农业是水到渠成的事。
遗产保护团队入驻后不久就试图联合联合村民成立农业合作社，尝试闯出一条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共生共赢之路。然而彼时的村民们多数处于观望状态，对此项工作始终持怀疑态度。为此，遗产保护团队就先期垫资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之后，流转了村集体的土地，开展了一系列生态农业的尝试，如有机水稻和蔬菜、有机菊花和荷花的种植等。除此之外，根据形势需要又成立了酒坊和养猪厂。这样销售不完的大米就可以用来酿酒从而提高大米的附加值，酿酒产生的酒糟又是绝佳的猪饲料，养猪产生的排泄物再用作农家肥回到田问地头，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循环圈。
合作社在生态农业探索过程中，高标准，严要求，拒绝使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坚持传统农耕方式，所以产品品质过硬。“陶民生态大米”“陶民纯酿”、“宋瓷菊花香·金丝黄菊”“陶民有机红衣莲子”“陶民土猪肉”等农副产品一经推出便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反映。另外，项目实施过程中，团队有意营造出与周边遗产环境协调的农业景观，让游客亲身感受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之境。与此同时，团队也会根据不同季节农业景观的差异举办相匹配的特色活动来吸引游客，如“相约芒种永续农耕——进坑有机稻开耕仪式”“泼泥节”“宋式·有机黄瓜宴”“宋代风情荷花艺术节”“采菊东篱下、悠然在进坑”系列活动等。
如今，“忙时种田、闲时考古”的生活理念在进坑已经深入人心。2017年6月，为了迎接文化遗产日的到来，新华社以“‘忙时种田、闲时考古’重现宋代古韵”为题在Facebook上面向全球为进坑做了英文直播。节目受到了空前关注，很多老外纷纷留言到：“从中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和传统”“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和一流的哲学”等。随着进坑的名气越来越响，到访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很多村民做了农家乐等副业，腰包自然逐渐鼓了起来。目前，团队也已将运营模式成熟的农业合作社移交给了村集体经营，此举受到了村民们的高度赞扬，也促使他们对遗产保护工作发自内心地支持与拥护。
（二）“文化+”高端研学，增加旅游收入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来。
陶是世界共有的，瓷是中国独有的。瓷文化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符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进坑窑址保护工程启动以来，就如何结合团队在文物发掘、保护和研究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在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同时，又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禁官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期望之间苦苦探索。经过前期的探索、实践与不断完善，终于找到了研学这一绝佳的载体，并逐步开发出了七套针对不同研学对象、不同研学时间的特色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有观展——了解宋代青白瓷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艺术、走入千年古窑址——感受真实的古人制瓷场景、进坑寻宝、踩泥做陶、模拟陶瓷考古、陶瓷修复、文物绘图、瓷石/瓷板创意绘画、搭建太平窑、“忙时种田闲时考古”之种田体验、瓷文化主题讲座等部分构成。
自研学活动推出以来，已经承接了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班、“孔子新汉学”博士生中华文化游学课程班、日本青年派遣团、上海美国学校、江西师大附中等国内外众多研学团队的研学任务。这些依托文化遗产特色开发出来的课程受到了参与者高度认同与欢迎。目前，已有上海社科院、上海美国学校、北京101中学、江西师范大附中、景德镇陶瓷大学等众多机构将进坑作为研学基地，多次分批次组团前来开展研学。研学活动不但传播和弘扬了陶瓷文化，培养了研学者的动手能力、工匠精神和创新创造意识，也带动了本地区的住宿、餐饮、文创商品销售，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四、进坑古窑址保护与利用做法对当下的启示意义
（一）探索出了一种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进坑的村民对本村的遗产保护工作从最初的不理解、观望到慢慢地理解与支持，再到最后发自内心地赞成与拥护，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获得了自己追求的利益。这里所谓的利益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回报，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回报。
众所周知，当下的中国乡土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局面，反而“人心不古”“礼崩乐坏”现象日益突出。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文化教育缺失导致的思想混乱。进坑团队的可贵之处在于充分认识到“只有人文价值的文化遗产才是有生命力的。生活在其中的普通民众才是文化遗产命运最终的决定者与守护者”这一核心问题。所以，无论是景观改造、瓷业民俗恢复还是成立农业合作社，进坑遗产保护团队都始终以人为本，从村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充分尊重了他们的意见与建议，让他们参与其中，一起创造和见证历史。遗产保护项目的实施中，随着外来者的介入，一种有别于过往的，高雅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激发了村民们的文化自觉意识，让他们精神上受到了洗礼，从而逐渐内化为一种文化自信。
因此，进坑文化遗产保护团队探索出来的积极对接当地政府资源，形成政府、学者、村民“三位一体”的特色保护机制无疑具有前瞻意义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认可。国际著名古陶瓷专家柯玫瑰女士参观完进坑后，对景德镇市领导说到：“这里是一个想让人留下来生活一段时间的地方”；北欧五国的大使及其夫人们冒雨参观完进坑后，纷纷激动地说到“这里很中国，太棒了”“能够去历史传统中寻找创造，这样真是太好了”“我们要看的就是景德镇的历史文化，而不是那些现代的房子”；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与区域研究系主任、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评审专家IngolfThuesen说“你们探索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态传承模式让我感到十分新奇与高兴”；牛津大学伊斯兰陶器专家Oliver Watson教授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中国需要进坑这样的项目，不需要迪士尼”；2017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班的28个国家青年汉学家来进坑深入交流后，对进坑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村民的互动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破解方式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盛赞进坑模式在当代中国的探索意义。
（二）为新时期文化精英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树立了好榜样
上海社科院院院長王战教授曾三次莅临进坑考察，并对陪同调研的政府官员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利用独特的文化资源做好乡村振兴工作”“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也一定要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进坑东郊学堂作为新时代知识青年下乡的典范证明了乡村振兴首先要的人才振兴”。王战教授的话无疑直击要点。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以文化精英为代表的士绅阶层一直以来对民间社会的礼仪秩序、文化艺术等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近百年来，在一波又一波文化运动的强力冲击下，传统社会结构逐渐瓦解，以士绅为代表的精英阶层被彻底边缘化，因而“原有的传统乡村文化基础逐渐被破坏，文化功能逐渐丧失，文化氛围也逐渐淡化”，这也就直接造成了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举步维艰，后继无人的窘迫局面。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历史上普遍持久的特征”。因而，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出台和制定了许多措施和办法以求改进民间文化精英的环境。然而，这种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保护模式更多依赖的是大量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当下很多社会资本介入传统文化资源，包括非遗传承人，其目的都是借助这种特殊的技艺来进行牟利活动，而并非出于对文化艺术的崇高信仰而主动承担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责任。”然而文化精英确是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力量，只有他们才会无私地，以持久的热情，发自肺腑地去推动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乡村振兴过程中，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不重要，在乡村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当然也需要他们的力量。乡村的振兴需要三者的紧密合作和共同推动，才能形成该地区的文化品牌效益。
在这一点上，进坑案例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进坑古窑址保护能够保存下来并在短短四年不到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跟以黄薇女士等一大批真正热爱陶瓷文化，热爱乡土的文化精英的付出是分不开的。他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因而无私无畏。他们几次在同基层政权经济利益博弈中拼死保住了这片古遗址，在这过程中无数次的与村民、基层政府沟通，凝聚共识，并利用自身文化精英的影响力取得社会的关注与支持，才最终有了今日之局面。他们创办NGO组织、农民合作社，同众多政府和社会机构合作成立实践基地，吸引越来越多优秀的文化精英加盟，形成多方受益的局面。这无疑对当下重构“新乡贤”再生的机制，形成文化精英回流和循环的新系统具有高度的探索意义。
结语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精准扶贫、传统村落保护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资金并不是很缺，但往往实践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可以说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政策性破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遗产保护工作者没有真正以人为本，回应当地民众的真实需求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进坑遗产保护团队探索出来的一些经验与做法，无疑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价值。总之，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注定漫长而又孤独，它很难有一套固定的模式，也很难分清楚对与错，但是，只要我们保持“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信心，积极探索与实践，它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致谢：本文得到复旦大学文博系文博系朱顺龙教授、张政伟博士的指导与帮助，进坑发现者黄薇女士对本文的撰写也提供了许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