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生人,不是要我们做卑鄙下流的动物,它一开始便在我们心灵中植下一种热情——对一切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事物的渴望。
参加临济文化研究会,本地宿儒全部到齐,依次发言。
这些老先生都拎着黑色人造革旧皮包,穿着灰扑扑的中山装,满脸皱纹,老旧如陶,却一个个口吐莲花,满腹经纶。
中午吃饭时,我挨个儿向他们敬酒。有一位梁先生40多岁,语不出众,貌不惊人,很安静,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大约20多年前,他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热血青年,埋没在乡间。在人们的印象里,农村的生活很苦,农村太穷,农村人愚昧,农村人不会花钱买一本书来看。但是,他热爱农村。土墙、坯屋、哞哞长叫的老牛,老羊倌赶着一群羊回来,反穿着羊皮袄……他要为生他养他的故乡写一部历史。但这太难了。
你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村子?到2004年底,全国共有320.7万个村庄,要给它们修史立传,资料从何而来?老人们相继过世,新生代一心向往着外面的花花世界,还有几个人对家乡的历史念念不忘?就算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又有几点笔墨能够惠顾到一根细草上?但是,凭着典型的书生意气,这个人开始了漫长的编撰村史的过程。
他第一件事就是到文化馆研究整套的《二十五史》。炎炎盛夏,没有空调,房间正中悬吊着锅盖般大的风扇,一开就扬沙成阵,搞得他衣履光鲜地进来,灰头土脸地出去。一本书一本书地翻阅,一个字一个字地筛选,但最终能找到的资料还是少得可怜。
他偶然间听说荒郊野外有两块石碑,碑文和村史有关,便立即马不停蹄地赶过去,谁知一块已经砌了人家的猪圈,另一块残破不全,荒凉地立在乡间。
寒冬腊月,天冷,人冷,手冷,他手里的圆珠笔仿佛也冻住了,他只好一边“咚咚”地跺脚,一边把笔放进怀里暖一暖,然后再写字。
历史不好写,需要去芜存菁,去假存真,而且还要上山下乡,钻墙觅缝,遍访人群,是一个艰巨浩大的工程。
20年的研究和积累,5年的伏案疾书,成就一部没有销路的35万字的村史。假如把这些字全都换成时尚文字,那得赚多少钱啊!
说他没赚钱也不对。书稿完成后,村干部乐坏了,一定要给他开稿费——5000块钱。我不禁摇头叹息:这笔账怎么算?从青葱岁月写到人到中年,从烈日炎炎写到数九寒天,从第一个字写到第35万个字,青春、岁月、健康,只值5000块钱吗?
他生气了:“你给我钱,这不是在打我脸吗?”接着,他想了想,说:“假如你一定要给我钱的话,那你就算算咱们村一共有多少五保户、军烈属,替我把这笔钱分给他们,让他们过个好年。”
我低头喝茶,说不出话,浑身像扎了刺一样,燥烘烘地热。我只知道现代人太看重个人利益,失望之余,一个劲儿躲进书本里怀想前贤,没想到,其实贤人就在身边。
古希腊哲学家朗吉弩斯的《论崇高》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天之生人,不是要我们做卑鄙下流的动物,它带我们到生活中来,到包罗万象的宇宙中来,要我们做造化万物的观光者,所以它一开始便在我们心灵中植下一种热情——对一切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事物的渴望。”
是的,渴望。它会让人一边布衣陋食,为生存而挣扎,一边怀着超现实的心情行走在街头,如同行走在高亮悠远的云端。这种渴望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布衣英雄,他们十分平凡,走在人群里毫不起眼,却在数十年的风尘中磨砺出熠熠闪光的灵魂,正如唐伯虎在一首诗里描述的那样:“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起,四海五湖皆一望。”
(明礼荐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