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忘记是生活的技巧。我以为这要看是些什么事。
也有人说：忘记过去就意为着背叛。我以为这也要看是些什么事。
由此我说：
不会忘记，生活会很痛苦；
凡事都能忘记，生活会很乏味。
我基本属于善忘之人，所以精神上的压力和负担就少，很少有失眠的感受。但是，有些事情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的，不但不会忘记，反而会越老越是记忆犹新，其印记深刻，可谓深入骨髓，比如对我的故乡——生我养我成人的村庄。
故乡处四省交界之地，有“一尿淹四省”之说。因为四省交界处有一条黄河故道，贯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每每遇大雨，雨水便会流入故道，河水涨满后又会向河堤之外倒流，村庄就会遭到水淹，因此就有了“淹四省”之说。故乡就处故道的北边，南同河南的商丘接壤，东南有安徽的砀山、江苏的丰县为邻，我的故乡即山东的单（sh n）县，同吕后是老乡。
故乡既无山也无水，不但不美丽而且很穷，属穷乡僻壤。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让我魂牵梦萦了一辈子。这或许不被一些人所理解，是因为他缺少一份亲身亲历。可以这么说，故乡不但给了我一个生命，而且给了我一个健康的体魄和一个健全的品格。因为我脚踏实地氧气充盈，头顶蓝天阳光普照，口食五谷杂粮营养齐全，在我十六岁（1966年）时，业余航校在全省选拔滑翔学员，我的身体竟达到了一个飞行员要求的条件，这让我惊叹不已。就是这一年，我离别故乡只身去济南上学，也是这一离别，让我生命的轨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此，我怎么不感激我的故乡？怎么会忘记我的故乡？若真的忘记了，那真的是背叛了故乡。
十八岁（1968年）时，我应征入伍，四年后又复员到北京工作，虽有过几次回故乡的经历，但也是十天半月即回，没有发现村庄有什么变化。那时候的经济极不发展，村上不可能有什么发展，房子还是那些房子，井还是那几眼井，道还是那几条道，同我记忆中的村庄毫无二致。唯一发生变化的是人口，老人走了，小孩子出生了，不少新的面孔我不认识了。从1986年起，我曾一度有二十多年不再回过故乡。这期间常有村人来京，会到家里坐坐，是他们带来村上的一些信息，谁谁去世了，谁谁考上大学了，谁谁有了孙子四世同堂了，谁谁家盖了新房……我感到村上的变化太大太大，怕是让我不曾认识了。他们一次次邀我回家看看。每每这时，我会拿笔画一张村庄示意图给他们看，村上有几条道，从哪到哪，有几眼井，几个坑，牛屋、场院、队部……又分别在什么位置……他们惊讶我的记忆。不过到了后来，我的村庄示意图他们再不认识了，原因是现在村上全变了，井和坑、牛屋场院全都没有了，老房子也没有人住了……我就给他们讲记忆中的饥饿（另文专写）。他们告诉我，现在再不会饿肚子了，因为现在粮食已不是问题了……这反倒唤起我回家看看的念想。
2010年4月，我终于回到阔别了二十四年的村庄。二十四年啊，怕是有两代人出生了。
像往年一样，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情，是挨家挨户地去看望乡亲们。真的是不看不知道，这一看让我惊讶万分。许多我曾经熟知的老人故去了，许多许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村上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我曾熟悉的那些标识物呢，也已荡然无存。破旧的房屋，或已残垣断壁……一座好端端的村庄咋就这样快面目全非了！我突然想到了“废墟”二字，这让我第一次领悟到这两个字的深刻含义。我说不来是一种什么心情，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加以形容。
晚上多喝了些酒，清茶上来，到家看望的人已断断续续来了不少，乡里乡亲热热闹闹拉起家常。大家希望我谈些外面的精彩世界，但我的思绪就是上不去，谈来谈去最终还是要回到我记忆中的村庄。我谈的具体形象，其中还带有些许的故事，上了年纪的人惊讶我的记忆如此之好，年轻些的人不曾见过我所谈的村庄，却也听得出神，仿佛就身临其境。
给了我生命之躯的村庄就叫刘楼。
其实刘姓就我们一家，也没有什么楼房。为啥叫刘楼，我不知道，大概刘姓是建村的第一户。如果真是这样，说明刘楼村已有五百多年的村史了，因为我家是在明代从山西洪洞迁徙过来的。
村上的大户人家是孙、杨两姓，占着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他还有一些杂姓小户。全村分为四大块，以姓为主，依坑为邻，近井而居。四块以四条村道划分而成。我家在村子东头靠里位置，前门后院对着戚姓人家，我家西边有陈、黄、邵和张姓人家，每姓人口都不多，在村里属于少数派。但真正意义上的刘楼当属这一块。形状南北为长，东西为宽。在南有一眼水井，井的东南向有一口圆形水坑，坑不大却深，且四季有水；而这块的北边靠东一点则有一口四方形水坑，但只有在夏季时才有水。这是我初学游泳的地方之一。
我家的东边是一块菜地，菜地东边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村道，道的东边住着王、李、米三姓人家。听老人讲过这里曾经叫过侯庄。为何，我不知，也没有探究过。三姓人口几乎相等，处三军顶立之势。三姓共饮一井水，水井位置在东南角，另有三口坑，一口在东北角，东西长，南北宽，水浅，一口在西南角，圆形，坑深，一口在东边，属小坑，南北有10米长，东西有3米宽，深也不过两米多，但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凄惨的故事。
其实，侯庄还有一家，姓杨，独门独户，独立单行，很少同邻居来往。因为这家太特殊，所以要抽出来单写一笔。这家几世都是单传，到了第三代，生过六个，但只有老六活了下来，爷爷送孙子一名——杨六郎。他是否有大名，我不知道，全村人都以“杨六郎”称呼他。那个年月这家人就有经济头脑，所以在那个时代不发生故事才怪。这个家庭的结局很惨，属一出悲剧。
我家隔着的陈、邵、黄姓的西边，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村道，道的北端对着一口大水坑，供全村所用，不属于哪一姓所有，也是全村唯一好用的水塘，村人称之为官坑。道的西边即为杨姓一族，位置在全村的西北角，尽管有单、郭、王姓，但基本上还是杨姓的一统天下。在杨姓住地的中间有一口东西向的水坑，以此为界，一坑两岸，分成南杨和北杨。南杨地势高，北杨地势低，又称高杨和矮杨。虽属一族，但也有三支已经出了五服。这一族内部事情时有发生，但都能迎刃而解，或能逢凶化吉，是比较团结的一族。有时也同外姓发生矛盾，但也都能在说事人的劝说中化为乌有。杨姓共享两眼水井和一口水塘。
杨姓的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马路，也是刘楼村的主干道。在它的南边，即为孙姓居住地，中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村道，把孙姓分成南孙北孙，在孙姓的东边还有张姓家族，也被村道分成南张北张。孙姓人口比张姓人口多很多，属村里的多数派。但张姓人家厉害，凡事都要占个上风，而孙姓人家朴实、老实，凡事都能息事宁人，两姓呈东强西弱之势，长时间里，没见过西风压倒东风的时候，总是东风压倒西风。两姓人家各有一口水井，互不侵犯，大有井水不犯河水之意。张姓有一口水坑，村人称之为张坑，是村里唯一以姓冠名的水坑，可见张姓的自强和独立。至于孙姓人家是否有水坑，我不曾见过，也不曾探究过。孙姓人家在全村的西南位置。
以姓聚居，大概是从建村时形成并延续下来，好处在于相互之间便于帮衬，也好一致对外。
1958年成立人们公社，全村分为三个生产队，刘姓加侯庄为一队，杨姓为二队，孙姓为三队。各队队长自然由所在的大姓人担任，二队长是杨姓人，三队长是孙姓人，一队虽无大姓，但刘姓占了刘楼村姓的便宜，自然由刘姓人来任队长之职，似乎舍刘无他。一队虽为杂姓，却无一姓占有优势，但每姓都能做到好自为之，所以一队很少矛盾发生，即使偶起事端，由于各姓都能做到温良恭俭让，便也将矛盾止于萌芽状态，正可谓一队无战事。
我16岁（1966年）时离开刘楼，1958年正是我两个8年的分界时段。前八岁虽记忆很少，但留在脑袋里的东西大都美好。而后八岁却不然，脑子里残留的东西大都痛苦不堪。
人民公社的重要标志是将一切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作为庄户人家最不愿意的是失去了土地的种植权。合作化时期我家的地在村的东边，是一块好地。收了地瓜花生种小麦，收了小麦种地瓜和花生。一年两季，不但吃粮没有问题，而且地瓜粉还可以做粉条，花生可以用来榨油，花生饼又是我们小孩子很爱吃的零食。尤其到了春节，家家户户都会炒上几锅花生来招待客人，还可以将花生叠成又甜又脆又香的花生糖。自然了，我们小孩子是它们的主要食客。可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这一切都成了记忆，不但如此，而且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尤其1960年我就差一点被饿死。因此，1966年我被验上滑翔学员时，给我的不仅仅是惊讶，而且更多的是不相信，饿了8年的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体呢！至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两个8年的落差太大太大，仿佛两副红黑分明的重彩画，给我留下的印记太深太深，尤其儿时记忆最为深刻，怎么能够让我抹得去，涂得掉！
有人说：记忆像是倒在掌心的水，不论你摊开还是握紧，终久还是会从指缝中一滴一滴流淌干净。
我说：这是死了以后的事情，只要我生命尚存，我对故乡的记忆就不会消失。
现在我用笔尖留下纸的记忆，即便我到了另一个世界，还能让人通过文字知道我的故乡。
2013年7月写于北京月亮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