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格非的反映中国百年精神的“乌托邦三部曲”已在去年完成。终极篇《春尽江南》在上海书展上甫一亮相，就获得极大好评，半年不到，不仅跻身2011年度十大好书，更助格非荣登“中国作家实力榜”榜首。
他曾与余华、苏童等一起被称为“先锋小说家”，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迷舟》《褐色鸟群》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但当格非推出“乌托邦三部曲”——人们从这里开始认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格非：2004年第一部《人面桃花》出炉，古典，缓慢，醉心于对氛围与人物情境的营造，但却是完完整整在说故事；2007年第二部《山河入梦》出版，小说已经步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的古典情境还在，但那随处可见的黍离之悲，已经更迫近于我们所能感知的现实；去年，最后一部《春尽江南》问世，小说和当下的现实对应，那里面已经飘舞起欲望的旗帜。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先锋作家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锋芒依旧，思考却更为深切。
毋庸置疑，格非经历一场持久且坚韧的转型——他正尝试以宏大叙事的视角，探索百年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变迁。曾是一代文学青年偶像的他，又如何成为当代文学最有分量的作家之一？在去年书展期间，记者有机会与格非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交流，而日前再次连线北京，就读者关心的问题向他再度请教。
从“刘勇”到“格非”
格非，1964年出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毕业留校，从中文系助教升任到教授。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格非于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其实“格非”，只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刘勇。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电话尚未普及，即便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工宿舍，也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每次传达室的老头叫着：“刘勇电话！”楼道里总会立马冲出三个人来。
如此三番，中文系的刘勇觉得很沮丧。这时，他已经发表作品。他想，一个楼里就有三个刘勇，整个中国该有多少刘勇？于是决定为自己取个笔名。
方式很特别：他搬来字典，翻到哪页算哪页，觉得哪个字好就用哪个。头一回，翻到372页，他觉得“格”不错；又随便翻了一页，翻到312页，考虑了一下，觉得和“格”字最好搭配的就是“非”。于是，“格非”“诞生”了。
1984年，大学三年级的格非首次在《小说界》发表短篇小说，但他觉得这只是一篇“他们喜欢的”作品。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是发表于1985年的《追忆乌攸先生》。
这是学校组织学生去浙江调查方言，格非也参加了。一有空闲时，他就去听村上的老头聊天。老头说村史，讲渔民生活，格非一一记录下来。
返回上海的火车大概要走十二三个小时，就在这寂寞的返程中，格非却在自己的“工作日志”本上完成了一篇四千字的小说。
几个月后，《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先生为了解文学创作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在召集文学社团座谈时，格非提及到那篇火车上写就的小说，王中忱鼓励他抄出来看看。
格非“遵命”翻出了那篇小说，略作修改后，寄给了王中忱，想不到很快发表了。次年，他因之受邀参加了青岛的笔会。他回忆说，这篇小说使他树立了写作的信心，还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
格非的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迷舟》，这篇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小说，因为故事的关键性部位出现空缺，而令人惊奇。传统小说的“完整性”被这个“空缺”倾刻瓦解，十分写实的叙事因为这个“空缺”而变得疑难重重。显然，这个“空缺”来自博尔赫斯的影响，格非运用得颇为娴熟自如，它使格非的小说具有谜一样的气质。
此后，他陆续发表了《敌人》《边缘》《唿哨》等，在先锋文学阵营里他成为标志性的代表作家。
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
然而，戏剧性的是，先锋时代很快过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小说被边缘化的倾向越演越烈，另一位先锋代表作家马原悲怆地宣告封笔，“小说已死论”随之而起。在浮躁时代，读小说再也读不到精神的悲怆、宏大和庄严。时代变了，作家怎么办？文学的出路在哪里？在一个精神大分化的时代，一种面临时代突变的恐慌紧紧地攥着每个人的心。
很多人抛弃了原来的信念，很多人痛苦地调整自己。这种焦虑，同样也使格非一度停止了小说创作。《废名的意义》作为格非的博士论文，其实也与他创作上遇到的问题有关。时代需要格非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他也试图由此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
在著名学者王元化的推荐下，格非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他发现，中国的叙事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大部分作家，哪怕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也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受到滋养。没有唐宋传奇就没有沈从文，没有明朝的文人小品就没有汪曾祺。作为中国的小说家必定要以自己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作出回应甚至推进。
在长达十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格非决定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开写“乌托邦三部曲”。他认为，作家不能单纯做社会的观察者，还要提供某种意向性的东西。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还具有批判性的功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学院化体制开始坚固，文学到底承担什么功能，需要重新思考。
记者：一直以来你都是在小说创作艺术上力求创新的一位作家。推出“乌托邦三部曲”，你的叙事方式虽然已经改变，但作品中依然延续了你所固有的坚韧、优雅、睿智的文学特质。你的这种改变是不是对文学使命感有了新的看法？
格非：从严格的道德义务来讲，你或许想问：小说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吗？我觉得对此不要太绝对。这个社会不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当然你还可以去揭露真相、维护公正，但我们已清楚地看到，这个社会中知识分子所能承担的东西，相当程度上出现了一种很无奈的状况。从使命感来说，他必须做；从现实的效果来说，用处多大，很难说。这是个悖论，也是我们面临的文化困境。
回顾历史，无数的作家曾经遇到过我们相同的文化境地，回头来看看司马迁，为什么受了宫刑这样的奇耻大辱他还要苟活下来？他要给自己一个理由，这个苟活是有价值的——他要写一部对中国有影响的史书。曹雪芹当年为什么要写《红楼梦》，只不过几个平常女子，她们没有什么大的功绩，但是这几个女子非常可爱，不应该被淹没掉，应该让大家知道她们的生平，知道她们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构成写作的理由。
所以，一个作家写作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他觉得有话要讲。他看到了某些东西很重要，不一定直接反映在一个现实政治里面，他觉得要讲出来，有一种使命感。我对作家使命感的思考比过去要丰富得多，不再是那么简单。当然，现在我也不否认文学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我想尽可能地把它放在更敞开的历史文化领域里面来看，而不像过去那样急功近利。
《人面桃花》：先锋小说退场？
记者：我记得，十多年前，你创作“三部曲”，是想通过文字来思考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某些问题，从酝酿到第一部《人面桃花》出版，到终极篇《春尽江南》问世，为什么此次创作要那么长时间？
格非：1994年，我写完《欲望的旗帜》后，就开始想写新的作品，但觉得一部无法容纳这么大的规模，所以考虑用三部曲的方式来写。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构思这个长篇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当要写时，精神上似遇到了危机。有一段时间特别不想写东西，特别的厌倦。我知道，当你没有百分之百的热情，没有饱满的激情，书是写不成的。2000年，我去法国，有个修道院邀请我跟一个俄国作家写作6个月，我就把《人面桃花》带过去写。但只一个月就呆不下去了，太安静了，在修道院里生活不能忍受。我又去了意大利，最后就回国了。接着我被派到韩国一年，到某大学当老师。这是靠近釜山的一个城市，漂亮又安静。这一年中我把《人面桃花》写完。没想到，写作中十年来的忧虑一扫而尽，创作激情重又燃起。写第二部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去台北三个月教书时完成的。但写《春尽江南》全部在内地，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当时谢绝了法国、美国很多地方邀请我去讲课。我是坐在家里书房里写这个作品的。现在想来，还真羡慕这段在安静书房里认认真真把一个作品完成的过程。
记者：三部曲是你探索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衍变的系列长篇之作，前两部，《人面桃花》写的是民国初年的知识人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第三部《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
格非：对。我想描述中国近现代百年来的历史中的个人。我分为三个时间段，一个是辛亥前后的，第二个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个是当今社会。当今社会从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让人忧心的是，价值系统正变得单一：大家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奔，连每一个人做的梦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一觉醒来变成千万富翁。我一直在想，是否就没有别的生活方式了？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个社会在变动的时候往往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拙者，还有一种人是巧者。巧者往往能获得大的利益，拙者却会感到更多的苦痛。而我就对这拙者，或说失败者，比较关注。
《春尽江南》中我描写的诗人谭端午和律师庞家玉（原名李秀蓉），这对知识分子其实就是所谓的拙者。通过这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20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从他们的心路历程中，透视出剧变时代面临的各种问题，以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
记者：缘于你和以往作品的叙事方式已有各方面的转变，有人将《人面桃花》这部作品称为先锋文学“退场”的标志。你认为呢？
格非：其实作家一生只在写一部作品。即便是我十年之前的那部《敌人》，也是讲述面对外界信心丧失的困惑和恐惧。“所有的恐怖都来源于一种心理上的东西，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自《人面桃花》开始，我对国民革命早期、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以及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进行了痛苦而深切的探寻。其实我所关注的主题一以贯之，只不过现在的写作更为丰富，我不仅希望形式与文字上的好看，同时更愿意传达对生活的思考与感受。尽管想用各种方法和手段表达，最后我决定还是从自己内心开始追寻，从情感入手表达，因为情感包容了所有的思想。
寄希望展现一个时代
记者：看得出，你寄希望展现一个时代。这三部曲一脉相承，很多人物和地点还重复出现。特别在《春尽江南》的最后，你还为小说创作了一首长诗《睡莲》，婉转优雅，清新不矫饰。这些人物和事件在现实中有没有原型？
格非：当然有原型，只不过没有具体的个人，而是我20多年来和诗歌界的朋友接触中获得的经验的综合。我将男主人公设计成敏感的诗人，又将女主人公设计为律师。当一个感性的男人遇到另一个要求理性和程序化的女人，现实社会的冲突和波澜就合理又激情地澎湃起来。
“仿佛/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
说到写那首诗，这是为了向诗歌致敬。我认为，在今天的社会，表面上看诗歌的重要性在降低，但实际上它正变得越发重要，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需要。
我不是诗人。最初为写诗，我曾求教欧阳江河。欧阳江河帮我写的两首诗令人喜欢，但那就是诗歌，跟小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好重新写，写完了之后，欧阳江河说，这一看就是小说家的诗。我请翟永明看看，她觉得很好，帮我改动了一两个词。宋琳也帮我看了一遍，改了一个句子。这些改动我都采用了。
记者：现在，你一面是大学教授，另一面又是“业余作家”，下一部还有什么新作能让我们读者期待？
格非：我现在是两个角色。一个是教书匠，一个是写作者。学校的工作我不会放，这要对学生负责。这段时间，研究工作可能要放一放，我会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写作。因为我感到，现在正赶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它的丰富性，非常吸引人。如果我们不去观察它，不去表达它，我觉得没有道理。当《春尽江南》完成后，我大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在创作《春尽江南》时，必须和前两篇保持风格和结构的统一，不可能做大的改变。而接下来我自由了，可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在此我可透露一下，下一部是个中篇小说，名为《隐身衣》，将先在《收获》上发表，而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单行本。小说以我身边的几个古典音乐发烧友为原型，带有哥特风格——神秘和恐怖，这与我过去小说有很大不同。到时请大家评论吧。